胡树彬，贵州穿青人，一九七七年生于贵州纳雍，现居浙江永康。二○○七年开始学写小说，已在《江河文学》《短篇小说》《贵州作家》《青春》《翠苑》《地火》《鸭绿江》《啄木鸟》《中国铁路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20多篇，系浙江省作协会员，出版有小说集《遥远的小村》。

我曾经有个当乡长的堂哥。我这个堂哥当上乡长的时候才二十出头，于是牛得不得了，从走路的动作和说话的语气就可以看出他心里的骄傲。不光堂哥牛，他的家人和亲戚，也都跟着牛气哄哄，打着他的旗号仗着他的势力横行乡里无所顾忌。我堂哥的乡长当得不是很长，大概三年不到就出事了。时隔二十多年后再想起堂哥，给我的启示就一个：权力的作用真的无孔不入。

我的老家在云贵高原腹地的乌蒙山区，贫困高寒、闭塞落后，按道理，在这样一个地方，民风应该相对淳朴。让人痛心的是，人心的浮躁与贪婪遮掩了应有的淳朴和善良，让往事变得不堪回首。二十年前，我在老家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被一个有着十多年教龄的民办教师带着去说了一回媳妇。这次说媳妇的过程，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性的虚伪与乡民的鼠目寸光：爱情与婚姻，许多时候应该解读为“爱钱”与“生意”。

如今我早已远离那个地方工作和生活，但老家的风土人物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我的心扉，回想一次就心痛一次。十多年的疼痛与煎熬，终于促使我不得不在二○一三年的夏天熬更守夜，把曾经的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件用笔墨展现出来。

在权力与贪婪的夹缝中，我渴望有一种精神或力量能与之抗衡，但我找不到，我能想象得出的，就是潇洒、飘逸和不在乎。但对一个边远山村的青年来说，所谓的潇洒飘逸和不在乎，唯一的表现形式就是吊儿郎当。于是钱二连的形象就诞生了。可是，吊儿郎当同样需要本钱，堂哥背后的权力，不但在深刻地影响着钱二连潇洒的程度与飘逸的风采，还注定了他“不在乎”的得失与成败。

这是一场怀旧，更是一场戏谑，也是对负面人心的讽刺与嘲弄。这么多年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很怀念乡村的清静和幽远，同时也对某些习俗深痛恶绝。我脑海里总是萦绕着一句话：天涯不远，比天涯更远的是人的内心；江湖可恶，比江湖可恶的是人心的贪婪。

在经历了许多世事与沧桑之后，我的心里更加明白，我无力改变什么，但应该坚守或坚持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逐年外出闯荡，也许在我老家，如今一个乡长已算不上什么，“说媳妇”的风俗也早已不复存在，但留给我的，却是疼痛的记忆与沉重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