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歆耕

在谈到当下的文艺批评生态时，有人强调“重要的是立场而非姿态”，接着就有人反驳，“立场和姿态都不具有价值判断的重要性”，“立场和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家通过审美来认识世界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审美的品格和认知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争来争去，绕来绕去，就把我给绕糊涂了。其实，姿态也好，立场也好，价值判断也好，在文艺批评中都不是相互排斥、对立的概念，也不是将这三者相加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即使是世界上最滥的批评文章，最不入流的批评家，这三个元素在他的文章或身上也是都具备的。因为“姿态”、“立场”、“价值判断”皆中性词，无好坏、褒贬之分。如果追问下去，考察一个批评家是以什么样的“姿态”、“立场”从事批评，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进行判断，大概我们也才能对批评家的品格做出优秀、平庸或低劣的判断。

其实，什么样的批评家是优秀的，甚或伟大的；什么样的批评家是平庸的，甚或是为人所不齿的，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人阐述过了。中外很多优秀的批评家也已经用他们的批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标杆。针对当下批评界存在的最突出的症候，我想要表明的一点是：有什么样的批评“姿态”则是首要的，其次再来谈“立场”和“价值判断”问题。试想，如果一位批评家写了一辈子表扬文章，却从来也不敢拉下脸来“批评”过作家和作品，这样的批评家，我们是该称呼他“表扬家”，还是“批评家”？或许这样的批评家可以自辩：“我表扬的都是好作品，我说好都说到了点子上……”但从整个文艺生态来看，真的满目都是硕果而无杂草吗？那些从印刷厂滚筒机下印出来的书，那些发布在各种新媒体上的作品，真的都是珍品而无赝品吗？它们全是晶莹剔透而毫无瑕疵吗？那些顶着作家、艺术家冠冕的人，全都是优秀的完美的，就没有平庸的乃至欺世盗名的？面对复杂的文艺生态，而只知道一味说“好”的批评家，难道不觉得自己是严重失职的？而在当下的批评生态中，只知道说“好”的“好好先生”式的“表扬家”，可以说抬头不见低头就能见到，而斗士式的敢于像外科医生那样拿起“手术刀”做剜“烂苹果”工作的批评家则如凤毛麟角。有人掐指拨拉拨拉，真正敢于“亮剑”的批评家是以个位数来计算的。如果一个批评家连起码的批评（指出问题、直面真相）的“姿态”也没有，我们用得着与这样的批评家来讨论“立场”和“价值观”问题吗？你跟一个满嘴“伪词”的批评家讨论“是非”又有何意义？

究竟是什么“魔鬼”吞噬了批评家的激情和说真话的良知？究竟是哪只“无形的手”在扭曲着批评家的“姿态”？是精于利害计算的“聪明”？还是擅长权衡人际关系亲疏的“圆滑”？抑或本身就不具备批评家的基本素质，只是混迹于批评家队伍，以“批评”做“稻粱谋”而已？不妨请广大的读者来观察，请批评家反躬自省。

伟大的艺术品往往来自于超越功利的创造；而伟大批评家的最重要的品格则是超越功利的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艺术欣赏与批评的痴迷。别林斯基认为“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他的才能表现在“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热烈的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但比这一切更为重要的是批评家追求真理的“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因此他对人说，“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写出一行违背信仰的文字来”。当有人记起别林斯基今年正好逝世一百六十五周年时，可有人记得，今年正好是中国一位天才级的伟大批评家金圣叹先生诞辰四百零五周年？这位早别林斯基近两个世纪出生的中国批评家，在批评理论上的贡献迄今尚未得到学界充分认识和应有的高度评价。比如说他对小说文本的解构式分析，“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不知比西方文论中的解构理论早了多少年。他那著名的腰斩《水浒传》的一刀，堪称是精准而绝佳的“手术”。因为《水浒传》自七十回英雄聚义梁山泊后，整个文本的“精气神”几乎萎靡不振，情节和人物的性格也再无闪光之处。金氏一刀砍掉了后面的“赘肉”，使《水浒传》成为更受读者欢迎的伟大经典。金圣叹作为伟大批评家的品格，首先也是表现在他对艺术和批评的酷爱和痴迷。就在他因“哭庙案”而受牵连，在临难前的《绝命诗》之一中写道：“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他在生命即将终结时，脑子里念念不忘的却是他计划中尚未完成点评的几部“才子书”。对于金圣叹这样的天才批评家，也许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但他这种为艺术而献身的激情、勇气和胆魄，后进的学人们是不是应该从中吸收一点养分，以垫实一点自己的精神底蕴呢？

从赵长天最后一条微博说开去

赵长天先生临终前最后一条微博说了些什么？虽然赵长天仙逝时间不长，恐怕未必有多少人说得上来。

这条微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有某些特殊的因素。让我们先来重读一下这条微博，在互联网时代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住院半年，得以看完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春秋战国人性张扬，思想活跃，智慧绽放，天才辈出。这样的时代中国唯一，世界唯一。在此基础之上诞生的大秦王朝，岂能用简单一句暴政来概括。现在谈起中华文化传统便是孔儒，似太简单。这部小说未评上茅盾奖，甚为遗憾。”

我记住了这条微博的核心内容，是因为微博谈的是对孙皓晖先生长篇小说《大秦帝国》的看法。众所周知，这部小说迄今在学界仍存在评价截然不同的争议。争议双方大多是我熟悉的专家。在它十一卷本全部推出时，《文学报》阅读专刊曾一次性用十六个版摘刊其部分章节并作介绍。其后又曾刊发观点完全对立的评论文章，既有“高度评价”，也有“全面否定”。对其“全面否定”者的主要观点是：秦始皇是历史上的“暴君”，这部小说如此“歌颂暴君”是反现代文明的。面对如此对立的评价，也曾有人问我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我皆表示，由于这部小说长达五百多万字，共有十一卷，因时间关系我仅仅读完前两卷，岂可贸然对整部作品下定评式的判断？我只能仅就我已经读过的两卷发表观感：且撇开对之作价值观判断，仅就小说文本说，这是一部气势恢弘、文字典雅、故事非常吸引人的优秀小说，虽然我只读完两卷，但我一直有想继续抽时间把它读完的欲望……不谦虚地说，当下的小说中，能激发出我如此“欲望”的极少。几个月前，有一位文学圈外人，但业余时间狂读小说的友人，问我有什么好小说可看？我向他推荐了《大秦帝国》，不久，他来电说看完了，并称“非常好看，现在难得找到这样的好小说”。这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读后感。

那么，如果我们未看小说，仅仅看评论，谁的评论更客观、可信？我曾经问一位对《大秦帝国》持激烈否定态度的我很尊敬的老学者：“您把这部小说读完了么？”他坦言：“只读了一半。”并认为，“没有必要全部读完”。我没有与他再交流下去。因为，对一部未全部读完的作品作全面评价，显然是存在很大风险的，不管你的观点是如何前沿、现代，其学术观点的可信度必然要大大降低。历史是复杂的。大秦王朝从一个地处边缘的蕞尔小国，一步步逐渐强盛崛起，最终“扫六合，吞八荒”统一中国，在当时也必然有它的先进性所在。它为历代文人所“诟病”的“暴政”问题，也发生在它统一中国之后。恐怕也不能简单地用它后来的“暴政”，把它上升期时期的“先进性”也一并否了。对秦王朝强盛的原因和疾速衰败的教训，曾有很多有识之士作出非常精辟的分析议论，可悲的是那些一代代的帝王们，很少能从秦帝国的崛起中获得精神资源，却在一遍遍地重蹈秦衰亡的覆辙。我还想说的是，历史小说不是历史著作，目前对《大秦帝国》的争论更多的还停留在历史真实性的层面，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小说文本来对待，也未必十分精当。

相比较而言，我更认同赵长天先生那条简短的微博所表达的观点，因为赵先生在身患重疾期间，一字一句读完了全部作品，他的感受是建立在扎实阅读作品的基础上的；其二，赵先生的艺术感觉和眼光，不在某些专业的评论家之下。我多次听过他在一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他是一位非常有见地的编辑家和作家；其三，他与作者、出版社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纠葛，不会因任何外在因素，而说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话。”

赵先生在微博的最后一句说：“这部小说未评上茅盾奖，甚为遗憾。”关于茅盾奖，就不必说了吧，说起来恐怕“遗憾”不是一点点。一个文学奖，无论其影响有多大，规格有多高，都不会成为维持一部作品生命力长盛不衰的“神药”。一部作品能存活多久，完全要靠它自身的质地。如同某些电影明星通过整容，可以在五十岁时拥有二十岁的脸蛋，但她无法用任何手段使她的生理机制也停留在二十岁的青春期。该“更年期”时，不可抗拒地也得“更年期”。《大秦帝国》与某些获茅奖的小说比，谁能持久驻足于读者的阅读视野，时间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被网络资本“压迫”的文学

标题上的“压迫”一词，我曾考虑用“压榨”。“压迫”稍稍往前一步，大概就是“压榨”了。面对网络资本对文学气势凶猛的强势介入，连我这个网络文学的局外人也产生了一种“压迫感”。

记得若干年前，起点中文网尚未被盛大网络收购，我曾专程前往张江高科拜访该网总裁吴文辉先生。那时，社会上对起点中文网还不怎么了解，我是从报章一则不起眼的报道中获悉有这么一家文学网站，居然能够在众多文学网站的一片倒闭声中获得不俗的市场业绩，简直就是神话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一不小心就创造神话的时代，当然，一不小心也会创造出转基因的“神马”来。

作为传统文学媒体人，我去拜访有两个目的：一是出于好奇，想探究他们是如何靠网络文学赚钱的？二是商讨双方有无合作的可能？我的问号经过那次探访都拉直了。但合作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交谈后，我发现我们似乎完全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此前，我对起点中文网的商业模式一无所知；而吴总的专业背景是计算机，此前他对在文学界已经生存了二十多年的《文学报》，居然也闻所未闻。这对我这个身在其中者是一个“狼狼”的打击，如果不是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大概就要泪洒黄浦江了。

吴文辉先生了不起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网络文学靠点击收费的盈利模式，使得原本生存维艰的文学网站获得生机；但由此也让有些人误以为，只要是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挂到网络上去，启动卸载收费机制，就能获得滚滚财源。也让有些网络巨擘产生幻觉，以为文学可以成为巨大的“吸金器”。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起点”的内容有它特定的受众群。其内容大多皆为诸如《鬼吹灯》一路的玄幻、悬疑、言情等等的类型小说。许多作品脱胎于网络游戏或具备了向网络游戏延伸的元素，有的因故事性强也可改编为影视剧。但与我们印象中的传统文学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当盛大文学在网上搞作协主席擂台赛时，我曾断言：作协主席打擂台没有赢家！后来的结果也印证了我的判断。

“起点”成功的商业模式，催发了类型文学的迅猛发展。但类型文学是否能代表未来文学文体的主流，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相信网络巨头们也知道，有很多同样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当下在网上产生不了任何商业利润。诸如诗歌、散文。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向游戏和影视产业延伸。但我所看到的网络资本大户，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商业利润的文本，他们大概不大会为了文学的理想主义而“砸钱”。这种完全迎合读者、被资本裹挟的文学，长期演变下去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的“变形金刚”？

近日看到一则报道，题为《网络巨头大搞泛娱乐战略，文学何为？》，说的是国内两家知名网络公司，先后在京高调宣布他们打造网络文学市场的宏伟战略。报道让人看了既“热血沸腾”，又“焦虑无比”。“沸腾”的是有人如此重视文学发展，并为之策划种种“战略”，给人感觉文学大师的产生，文学的大繁荣就指日可待了；“焦虑”的是，巨头们的种种“战略”，无不与产业有关，其意都在为娱乐产业提供原创资源，被资本绑架的文学，究竟路在何方？毕竟文学虽然与码样、销量、点击量、卸载量有关，但更关乎人的心灵、精神、情感以及超越功利的理想情怀。康德说：“美乃超功利。”如果没有超越功利的创造，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我还担心，那些网络写手们，在网络资本的“鞭子”下夜以继日地码字，过度地透支体力和智力，会不会也像南派三叔那样年纪轻轻就“抑郁”起来？我经常读到，网络公司的从业者们总是津津乐道地宣称，他们培育出了几个年度百万收入级的写作“大神”，还有多少收入十万以上的优秀写手。不知道网络写手们，面对漫天飘落的人民币，是如何静下心来写作的？

从赵树理到葛水平

把赵树理与葛水平放在一起来谈论，有什么“意思”吗？有。请注意，我这里用了“意思”一词，而没有用“意义”。我对“意义”一词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因为这几乎是套话、官话、各类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多到了一见就心理不适的程度。这是题外话。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有。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待读者看毕本文，自然就有答案）：赵树理与葛水平都在山西沁水河边长大、走出来的作家；两人都曾是山西农村最低层的“土娃子”；他们的作品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散发着浓郁的“山药蛋”气息。这样一种气息，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沁河的水……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两位属于不同时代的山西作家？因为刚刚到赵树理和葛水平的家乡，——沁水县的历山脚下参加了葛水平一部新著《河水带走两岸》的讨论会。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赵树理，也不由自主地把两位作家“链接”起来思考一些问题。葛水平刚刚当选为山西省新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在饭桌上，省作协一位领导半开玩笑地对葛水平说：“我们选你当了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为什么你在会议名册上不明确注明？我很生气……”葛水平笑而不答。我则打圆场说：“站在葛水平的角度，我理解她的‘低调”。

如果把这种“低调”与赵树理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或许这“低调”内还含有一种难得的对自我认知的“警醒”。在葛水平的这部新著里，有一篇是专门写赵树理的，她从赵树理这位同乡、前辈作家的悲凉命运中会获得一种“前车之鉴”的警示，是必然的。

赵树理在他那个时代，曾经达到辉煌的巅峰。那样一种知名度和影响力，大概今天也只有获诺奖的莫言可以一比了。至于，他在政治上获得的“礼遇”，今天的莫言还难望其项背。赵树理因小说《小二黑结婚》而一举成名，正如到边区访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等所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这位从小能够熟背《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怪书的“神童”，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和文学才华，他用农民式的幽默，土得掉渣的乡村俚语，颠覆了那些常见的陈腐而又沉闷的食“洋”不化的书面语言。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全会上，他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五十年代后，他写了大量图解政治概念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因诡异莫测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等帽子，被拉到全省各处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从三层高桌上摔下来，跌断了髋骨，不久便于1966年9月在极度痛苦中告别人世，他留给子女的最后一句话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文学才华造就了他，文学才华也毁灭了他。如果有所谓“捧杀”和“棒杀”一说，那么赵树理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不仅仅是赵树理，从其他一些作家的命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文艺批评或文艺批判，只有在有强权介入时，才会产生“捧杀”或“棒杀”的恶果。书生之间的学术之争，是不可能构成对被批评者的生存威胁的。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当今天权力不再介入正常的文艺批评时，有的人不是珍惜这种时代的进步，而是仍然在寻求权力的介入……（有关赵树理的资料转引自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P181）

同比赵树理，葛水平的名气当然远未达到这个时代的巅峰。时代环境大不同，靠文学暴得大名、一夜走红的难度大大增加。但葛水平以她一系列作品所表现出的实力，已经让文学界不敢等闲视之。2003年，她以中篇小说《甩鞭》、《喊山》等让主流文坛为之惊诧，此后便连续性地有中篇、长篇、散文集问世。她的作品的写作路数，显然与赵树理有很大的不同，赵树理的语言风格更接近于传统的评话、地方戏剧，而葛水平则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精致和细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作品中都散发着“山药蛋”特有的泥土芬芳。也同样因为时代的不同，葛水平要比赵树理幸运得多，那就是作为一个作家，她可以不用受“政治概念”的牵制，保持创作的相对独立性和作品文学品质的纯粹性。说赵树理是一位“速朽”的作家，可能太残酷了，很多人接受不了。但赵树理的那些作品，与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一样，除了具有在文学史上录以备存的价值，今天还有多少人捧读呢！因此，与赵树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生命终结后，最可怕的是他们的一些作品也随之归入尘土。对于一位有着难得文学天赋的作家，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

葛水平在写赵树理的文章最后说：“赵树理之后，难有他这样的作家，也希望再不要有他这样的后来人！”看来，评论界很多人，把葛水平视作“山药蛋派”的传人，是完全弄拧了。短暂的名声常常如同泡沫转瞬即逝，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完全要靠作品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保持创作者独立思考的立场和作品文学品质的纯粹性，大概是作品获得持久活力的最重要的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