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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不生,先想清楚

2013-12-25张蕾

读者 2013年4期
关键词:生育妈妈孩子

张蕾

伴随改革开放降临的新一代常被贴上“独生子女一代”、“物质主义一代”、“漂一代”、“互联网一代”的标签。这样的背景带给他们的,一方面是自我意识强烈、追求生活品质、视野开阔、价值观趋于多元,另一面则是迷失于家庭宠爱、生活压力巨大、安全感缺失、心理问题复杂而突出。

凡此种种特质,都导致新生代在生养问题上持有迥异于前辈的态度。结婚、生育是不是人生的必然选择?这一代人被推到不得不思考的境地。

然而,社会的宽容度显然在被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站出来,申明自己不生养的态度。虽然他们各自的想法不同,却共同促成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人,正受到更多尊重。

不愿做提线木偶的青年

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十几岁的车明宇看见站在那里等待接孩子的家长们,心生怜惜:“人生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长大后我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他当时这样想。

看到孕妇,他会悲由心生,他不仅为眼前这个被重物压迫的女子感到悲凉,更因想到她即将面临的生产痛苦而感到压抑。“如果我真喜欢一个女孩子,就不会让她遭这个罪。”他曾这样想着。

如今的车明宇30岁了,还没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

车明宇几年前就跟父母提及自己的这一观念,母亲不理解、不赞同,但慢慢地能够尝试尊重;而父亲则是不理解、不赞同,也不尊重。

“我父母一直想让我做第二个我表弟。表弟的房子是父母给弄好的,工作是父母找的,结婚对象也是父母挑的,连是否要孩子都是父母说了算,你说他还活着干吗,像个提线木偶似的从不思考。”

思考对于车明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对于我来说,人活一辈子,如果不考虑世界的本质,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白活了。而婚育问题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大部分的事情,做比不去做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婚育正好反过来,单身的人比结婚的人对婚姻思考得更多;不生孩子的人比生了孩子的人对生育问题思考得更多。”

车明宇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父亲这一角色,他认定的父亲的能力包括“有钱、有闲、有精力、有教育方法”,“孩子并不是给他吃的喝的就能养起来的”,正所谓“一生儿女债”。

对于教育的焦虑来自直面惨淡的自己:“我也有道德污点,有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我不是圣人,肯定有不道德的地方。”他不放心,这样的自己,能否完成对子女良好的言传身教。

21岁女孩的无尽忧愁

张驰只有21岁,在心里默默地、不懈地跟父母玩着换位游戏。

初中时,张驰谈了一场恋爱,被教导主任告到爸爸那里,小姑娘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从此她很少跟爸爸说话。时至今日,她仍与爸爸绝口不谈婚恋问题。

“我爸对我的教育非常失败,但我又不了解其他的教育方式,将来有孩子我可能也会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那我还不如不生。”

一次在公交车上,张驰听到一个小孩跟母亲哭闹着要食物。女人不理孩子,孩子就叫:“妈妈,我要饿死了!”女人嫌弃起来:“死去死去,赶快死去。”张驰说:“我觉得,我要做妈妈也会是那样的。我感觉那个妈妈也不太喜欢小孩,何必生出一个孩子来作弄自己呢?”

张驰就很可怜自己的妈妈,觉得温柔的妈妈始终过着自我被剥夺的日子。“我学习不好,我爸训我,还会埋怨妈妈没教好。我在青春期时很叛逆,妈妈就经常被我气。我觉得要是将来我变成像她那样的母亲该多可怜啊。”

以张驰为数不多的社会经验,她为假想中的孩子产生的焦虑还不止于此。比如上了幼儿园,老师不注重开发孩子的想象力怎么办?上了小学,老师无良怎么办?

她记得小学四年级时,自己因为说留作业过多的班主任“有病”而被同桌告发,老师咆哮着宣布革去她中队长和课间操检查员的职务;此后上课发言从来不叫她,哪怕只有她一个人举手;当着全体同学的面,称她为“死丫头”“倒霉孩子”……她不知所措,也不敢告诉父母,因为在她心里,父母和老师是一伙儿的。

“我想,要是我的孩子碰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他只能孤独地留下童年的阴影。”

到了中学又要面临升学的压力。张驰想来想去,压迫感似乎逃不掉。

过自己的人生

从27岁开始思考生育问题,到30岁时裸婚,如今的秦子怡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与父母不同。她自己开公司,不给别人的大机器当螺丝钉;她决定不生孩子,过相对纯粹的自己的人生;她张罗一圈人搞互助养老,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不忘加强社会联结和支撑。

秦子怡的生育观更多的是社会塑造的。大学毕业时她来到一家小公司,斗志昂扬地想着“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她每天7点就到公司,自愿加班,赢得了老板的赏识,但也时常与老板发生争吵。比如供应商说,一个月才能供货,而她的老板要她去逼迫对方,必须7天供货,她会跟自己的老板争吵:“为什么强人所难啊?”

她公私不分,把谁都当朋友,后来发现别人会利用她的真诚。“这特别颠覆我的价值观,人为什么这么卑劣?”她说。

在小公司待得腻烦后,她又想到大公司充电,但公司政治让她困惑。她看到在公司待了十几二十年的人,统统都是一副嘴脸。“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老同事提醒她,“不想被制度化,就早点离开。”她开始思考自我价值。

“我不想变成那样,一个女孩如果变得功利化,就会成为一部机器,一点都不可爱。”

秦子怡想保持自己的纯真,却用了最富有挑战性的方式,她到一家小公司做销售。

“这个公司让我接触到城管、工商、税务……我的工作是给人家送礼,陪人家吃饭、打牌,那时候我觉得人都要崩溃了。其实,这些人都是逢场作戏,表面上对你呼来喝去,其实是在给你信号,让你给他点好处。所以,当时我就对社会现状挺失望的。”

如今,在听到一些父母对她说孩子多么可爱时,秦子怡会反驳:“做丁克不是因为觉得孩子不可爱,或者觉得孩子烦,而是不想让曾经那么纯洁的孩子,最后变成一个让人厌恶的人。”

秦子怡觉得自己够幸运了,不仅没有失足,更难能可贵的是坚持了自我。她感到社会力量太强大,不可控,自己幸存了,生个孩子出来,如何保证他(她)能同样幸运?

不生孩子,解脱那个生命不能自决的风险,也是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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