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1945年5月7日，丘吉尔以战时首相的身份，向整个帝国宣布了战争胜利的消息。数日后，战时内阁解散，英国国内生活恢复到和平时期的样子，新一届大选即将开始。在两个月后的大选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领导战时英国经历血火风暴走向最后胜利的丘吉尔输了。对此，丘吉尔引用古罗马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本民族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讲上述这段话的普鲁塔克是罗马初盛时代的希腊人，他说的这段看似普通的箴言，背后却映射了希腊早期历史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一个现象，即在雅典的全盛时代，城邦政治中无数杰出的政治家都遭遇了不幸的下场。

发生于公元前490年，决定希腊兴衰的马拉松战役，其天才指挥者是米太亚得，他因为高尚的品德和关键时刻展现的勇气而受到雅典人的敬仰。然而，雅典人担心其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和权势会转化为专制的王权，因此，当他出征巴罗斯失利后，人们根据当时的法律囚禁了他。与马拉松战役同时期影响希腊命运的战事还有萨拉米海战。富勒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他的名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以萨拉米海战为全书的开篇，因为他认为，此战不仅保全了希腊，也奠定了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兴起的根基。可是，作为一位公德和功勋堪称盖世的人物，地米斯托克利的下场照样是被同胞惩罚，甚至要逃亡到波斯，受其宿敌的保护。

翻阅普鲁塔克、波奈斯以及其他记述早期希腊人物和历史的著作，人们会发现，这类惩罚社会中流砥柱人物的例子比比皆是。何以如此？这实际上揭示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制度在运行原理方面的根本差异，同时，也是希腊民主失败的原因。

在古希腊时代，古典民主的最高法理就是今日中国人并不陌生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原理。因为民主将权力的性质界定为委任和选举，因此，多数人的意志就成为一切法律行为的不易之道。然而，多数人或者普通大众在危机来临时，并不能提供社会存续的决定性智慧和勇气，那是属于伟大的杰出人物的专利，因此，社会之中，精英人物和大众则恒久处于潜在的紧张和对抗状态下——精英人物凭借自身积聚的武力实行统治，是为僭主；而大众采取行动限制和处罚精英人物，这是民粹。二者或居其一，很少处于紧张却均衡的状态。

大众如此固执地一再以莫须有的罪名处罚和压制精英人物，这表明一种公众信念，即少数社会权贵与大众的利益总是天然敌对的。这与现代民主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然而，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丘吉尔虽然败选，其失败后的命运却远非希腊的前辈们可比。他失去了权力，却可以安然旅行，发挥其个人的影响力，时而悠游林下，时而著书立说，甚至可以卷土重来。

古希腊的民主因为对于精英的过度警惕，从而丧失了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日积月累，遂埋下衰败的根基。而现代民主则与此相反，在设定对权贵的种种限制之后，在宪政和普遍法治的涵盖之下，也顾及保护精英作为社会少数的基本利益。换句话说，现代社会正义的基点并不是所谓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值，而是极少数人的最小利益值。大众与精英在此种原理之下获得了某种动态的均衡，然后社会平等的法律与伦理提供了社会上下的流动性，从而使社会保持张力。

回到开头，人们会看到，自古以来，尽管民主的运行原理颇有区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社会怎样受惠于伟大人物，大众却不可因为任何伟大的恩惠而赋予精英超越法律的特权，或允许他们自行攫取任何类似的权力。因为，一旦后者获得了这些权力，社会的利益受到长期损害就将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当人们表示对民主这一现代制度的向往时，或许不应忘记，决定民主成败的是大众与精英利益的均衡，而不是基于什么历史恩义等伦理关系。从根本上说，真民主总是忘恩负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