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

我经常“上山下乡”，但从没见过如此穷的地方。这里是贵州毕节，2012年11月16日死于垃圾箱的五个孩子的家乡。

同事说：“有三个中国——第一世界的中国、第二世界的中国和第三世界的中国，你从第一世界到了第三世界。”我也觉得，我是穿越了。

穿越的第一个表现是，这里的山路实在太烂了，动辄要把人颠簸得跳起来。第二个表现是，村里所有的人都穿着水胶鞋。他们只有两种鞋——水胶鞋和解放鞋。第三个表现是，他们的房子都是土坯房，很多张床上只铺着稻草。第四个表现是，村民一边在灶上煮猪食，一边在下面的火堆里掩埋几个土豆——那就是中午的饭。第五个表现是，他们每天要用扁担去挑水，去晚了就没有了。

到了村里之后，我理解了五个孩子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流浪。五个孩子中，陶冲的家里只有两张床，一张床上有稻草，另一张床上是空的，此外只有一个破烂的柜子。

这就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对比孩子们最后葬身的垃圾箱，我觉得，可能垃圾箱里的环境对他们来说，确实要更好一些。

虽然流浪同样要挨饿，但在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的年龄，城市的吸引力比家乡要大得多——那是“第二世界”，甚至是“第一世界”的中国。

生活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人们，对孩子死于垃圾箱，表现出极大的震惊和愤怒。然而，这里是“第三世界”的中国。他们计算“孩子”的个数，是以男孩为统计单位的。但是，他们有了一个男孩，为什么还要再生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

后来我又听到一个细节，或许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陶冲原本有兄弟四个，但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在一岁半的时候，得了点小病，因为没有钱治病，小病变成大病，后来，这个孩子死掉了。

“第三世界”的人们，依然用生更多的孩子的方式，来降低因为意外事故而无子的风险。似乎他们只负责生孩子，不负责养孩子。

为什么不养孩子？因为贫穷，养不活。为什么要生孩子？因为贫穷，需要孩子养老。

他们与他们的孩子，构成了“第三世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