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强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社科处，浙江 湖州313000）

一、前 言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教育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社会舆论不断对教育制度的包容性提出质疑，这种关注视角更多是徘徊于外显的教育现象学反思层面，然而在制度层面的问题得以缓和之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内隐的心理状态同样值得重视。由于制度差异、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而引发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身份、心理、文化三个方面都有着强烈的融合性需求，这也同样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融入地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P18－24）

当农民工随迁子女处于相对劣势的发展处境上面临较大的融合压力时，会逐渐发生明显的分化，一端的儿童会因持续压力而屈服，表现出问题行为罹患心理疾病，而另一端的儿童在经历压力和逆境之后，可以很好地适应并且健康成长，反而似乎比之前发展的更好。这种当个体在面对压力、逆境时能够从不利处境中恢复过来并且取得良好发展的能力被称为心理弹性，又称为心理韧性。［2］（P995－998）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可以较为全面分析处境不利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现实心理状况，对其发展进行适当的预期和判断，进而予以相应的干预和调适，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健康成长。

从缓冲压力和逆境带来的消极因素的视角来看，社会支持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重要应对资源。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个体提高自我的评价水平，降低对压力和逆境严重程度的主观评估，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个体提供问题应对的策略和方法，客观上降低压力问题的难度系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融入地的社会支持情况是衡量融入地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数之一，社会支持包括客观上的支持、主观感受到的支持以及个体对支持的利用程度。［3］（P98－102）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感受到的压力会使得他们的社会认同趋向于“内卷化”，即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不认同城市和社区，这既不利于随迁子女在城市的融合教育，也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以往研究中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研究较多，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研究中主要是结合个体的应对方式来考察，而对于随迁子女的心理弹性以及其在城市的社会支持研究并不多。本研究以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状况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能更好地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浙江省湖州市和温州市各两所小学5～9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42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394份，有效率93.8%。其中男生209人，女生185人；湖州市241人，温州市153人。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和甘怡群［4］（P902－912）（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HKRA）。该量表分为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因素，其中个人力因素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三个因子，支持力因素包含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两个因子，共27题。目标专注因子指的是在困境中坚持目标、制订计划、集中精力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情绪控制因子指的是困境中对情绪波动和悲观念头的控制和调整。积极认知因子指的是对逆境的辨证性看法和乐观态度。人际协助因子指的是个体可以通过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来获取帮助或宣泄不良情绪。家庭支持因子指的是家人的宽容、尊重和支持。该量表采用5点评分法，分数越高说明心理弹性水平越好。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肖水源［5］（P98－100）（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SSRS），该量表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因子，共10题。客观支持因子主要测量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主观支持因子主要测量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对支持的利用度因子主要测量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该量表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中将所有的测验结果录入Excel 2003进行管理，采用SPSS 13.0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的特点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年级、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学校所在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弹性采用方差分析进行了比较研究，具体参见表1。可以看出，女生在积极认知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5）。

在年级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积极认知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积极认知因子上八年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五年级学生得分（p＜0.05）。

在家庭经济收入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心理弹性总分、目标专注因子和积极认知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在心理弹性总分、目标专注因子和积极认知因子上，家庭经济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得分显著低于收入在1 000～3000元、3 000～5 000元、5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得分（p＜0.05）。

在父亲文化程度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心理弹性总分、目标专注因子和积极认知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在心理弹性总分、目标专注因子和积极认知因子上，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学生得分（p＜0.05）。调查发现，母亲文化程度的差异对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在学校所在地变量上，湖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总分高于温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总分（p＜0.05）。

表1 不同背景变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方差分析（M±SD）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的特点

本研究对不同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学校所在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支持采用方差分析进行了比较，具体结果可参见表2。

在家庭经济收入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在总分和主观支持因子上，家庭经济收入5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收入在1 000元以下、1 000～3 000元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得分（p＜0.01）。

在父亲文化程度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在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因子上，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其父亲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学生得分（p＜0.01），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其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学生得分（p＜0.01）。

在母亲文化程度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在社会支持总分上，母亲文化程度是小学以下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是初中的得分（p＜0.05），母亲文化程度是高中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母亲是其他各文化程度的学生得分（p＜0.05）；在主观支持因子上，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其母亲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学生得分（p＜0.01），其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其母文化程度为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学生得分（p＜0.01）。

在学校所在地变量上，湖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主观支持得分高于温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主观支持得分（p＜0.05），湖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在支持的利用度得分高于温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在支持的利用度得分（p＜0.01）。

表2 不同背景变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方差分析（M±SD）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相关分析

采用相关分析，发现除了积极认知与支持利用度两个因子之间的相关度不高以外，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与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见表3。

表3 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

（四）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本研究以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作为预测变量，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支持利用度和主观支持两个因素依次进入回归方程，说明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因子对心理弹性有解释作用，这两个因子能预测其28.9%的变异量。其中，支持利用度的贡献率最大，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93，其次为客观支持，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75。

表4 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

四、分析与讨论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的特点

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总分的均值为3.29，说明其心理弹性的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尽管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融入城市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诸多的压力和困境，但是整体上看，他们依然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发展状态。

在性别变量上，女生在积极认知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骆鹏程（2007）研究显示在心理弹性总分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6］（P25）由此可见，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女生更擅长于调整对现实处境的认知而提升应对艰难处境的能力。本调查中的对象是5～9年级的学生，这个年龄阶段女生发展比男生发展较早熟，抽象思维能力发展比较早，看问题相对辩证和全面，调整对困境认知的能力也会强一些。在年级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积极认知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发展逐渐成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断发展，因此也能够积极的看待所处的困境并努力适应环境。

在家庭经济收入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心理弹性总分、目标专注因子和积极认知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家庭经济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得分显著低于收入家庭经济收入在1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得分。当家庭的收入低于1 000元时，在这种家庭环境下的孩子必然比其他孩子面临更多的生活压力，也就是说他们处境相对而言更加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精力被现实生活拖住，就鲜有精力去调整自身状态并专注的应对现实困境。

在父亲文化程度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心理弹性总分、目标专注因子和积极认知因子上，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学生得分。可以看出，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得父亲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更科学民主，当孩子面临逆境、困难时候，父亲能给予更好的指导，引导孩子积极看待困境，专注于问题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孩子的耐挫力，增加其心理弹性。

在学校所在地变量上，湖州地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总分高于温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总分。这种地区差异的根源更多来源于区域文化的差异。温州经济发达创业文化浓郁，外来流动人口比重大，地域文化中的区域优越性意识强，温州的物价水平尤其是房价很高，因此该地区外来农民工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就会比较低，这些因素导致温州地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温州的融合度比较低，他们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使得其心理弹性的水平降低。而湖州地区地处长三角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湖州人崇尚“宜居、乐活”生活理念，区域文化的包容性相对较高，湖州的物价水平比温州低，外来农民工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就会相对比较高，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湖州地区的心理融合度较高。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的特点

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总分的均值为3.32，说明其社会支持的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维度的均值分别为2.77、2.45，明显处于中等水平之下。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来到城市之后，远离先前的同学、伙伴、家人，开始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依然能从不算如意的环境中尝试去寻找支持，但这种支持多体现在主观层面，也就是说遇到困难、烦恼时，大部分人都选择自己解决。他们得到的客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上还是比较薄弱，当他们遇到困境或者不公平对待之后，他们所能得到的实际支持或物质帮助其实都比较少，久而久之，他们也很容易形成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的习惯，减少了向他人倾诉和寻求他人帮助的次数。

在家庭经济收入变量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总分和主观支持因子上家庭经济收入5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收入在1 000元以下、1 000～3 000元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得分。因为家庭经济收入越高，社会资源就会增多，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也越丰富。收入高的家庭，一般有着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社交关系网络会比较大而且层次也比较高。而家庭经济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其父母的社会地位一般并不高，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等方面处于劣势，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较少，也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子女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力会比较低。

在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变量上，不同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支持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父母为高中文化程度的外来民工子女所得到的社会支持最多，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影响着整个家庭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外来民工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也有利于其子女间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在学校所在地变量上，湖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的得分高于温州地区的农民工子女的得分，这可能主要受到地域文化中包容性因素的影响，排他性较低的地区外来民工子女感受的支持度和可利用的支持度相对会高。加之，湖州地理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因此外来民工随迁子女感受到的文化距离感会小，也会提高其主观社会支持。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弹性的影响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弹性及其各因子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其中社会支持总分与心理弹性总分的相关作用最为显著。在各因子中，主观支持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最为显著。有效的社会支持能增强个体耐受、应对和摆脱紧张处境的能力，对随迁子女心理健康很有益处。郭文斌等人的研究认为社会支持对于精神健康有保护作用，可以有效地减少抑郁体验。［7］（P693－695）宋佳萌等人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总分、积极情感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维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8］（P1357－1370）得到社会支持较多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有更为强大的心理依托，可以在家人、老师、同学那里获得支持，使得他们在面对逆境、创伤或其他重大生活压力时能够表现出更好的适应能力。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预测了心理弹性28.9%的变异，可以说，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困境带来的压力，在一定程度起到了保护他们心理弹性的作用。从当前的教育过程来看，相当大一部分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父母进入城市后，在收费相对低廉的城市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而这些学校无论是硬件的教学设施还是软件的教学环境方面，都与公立学校相距甚远，从而导致他们的学习质量难以保证。低质量的教育很容易出现恶性循环，进一步降低他们的融入积极性。现实中，农民工随迁子女能够获得的外在社会支持是比较少的，在更多情况下，他们可以做的只能是调整预期降低需求以适应困境，寻求自我保护与成长，这或许也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无力获得外力之后的无奈之举。

五、教育建议

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弹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环境给予他们的社会支持和他们的主观利用、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等因素。［9］（P226）针对上述研究结果和分析讨论，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促动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生活融合过程中“去内卷化”。所谓“内卷化”是指不认同融入地文化，而仅仅认同农民工小群体内的文化。融入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不仅是农民工随迁子女被动适应的过程，更是他们主动融入城市的过程，不仅是客观上被城市制度和文化认可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工随迁子女主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只要先强化认同的趋向，才有可能提高积极认知的能量，继而在遇到压力和逆境时才有可能产生强大的内驱力去主动适应，因此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要大力营造平等公正的氛围，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更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第二，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主观上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领悟社会支持是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持而言，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是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信念。相较于实际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对于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教师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可以多给农民工随迁子女创设成功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在客观上多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对于心理压力过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应该给予更大的关怀与帮助，及时疏导心理困惑，使其多感受校园内的支持强度。第三，同伴互助合作增强其社会支持的力度。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而言，在校园内感受到的同伴支持是其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教育工作者应该搭建多种形式的同伴互助和交流载体，比如班集体支持、志愿者支持、学习互助小组、生活互助小组等来创设情境，让农民工随迁子女真真切切体会到来自身边社会支持。

［1］黄兆信，李远煦，万荣根.“去内卷化”：融合教育的关键——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融合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教育研究，2010（11）.

［2］席居哲，桑标，左志宏.心理弹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心理科学，2008（4）.

［3］刘霞，申继亮.初中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问题行为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3）.

［4］胡月琴，甘怡群.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J］.心理学报，2008（8）.

［5］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经学杂志，1994（2）.

［6］骆鹏程.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人格、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07.

［7］郭文斌.抑郁症患者生活事件及社会支持特征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0）.

［8］宋佳萌，范会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3（8）.

［9］郑信军.聚焦处境不利学生：社会性发展研究的对象关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