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怎样实现“收入倍增”

◎陈季冰

过去10多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一直远高于GDP增长，有些年份甚至超过GDP增幅的两倍；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一直低于GDP增幅。目前的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已经从1978年的占GDP的48%降到了今天的40%，而在美国、日本等大经济体，这一比例通常都高于70%。

还有贫富分化问题。虽然它不会影响居民收入的平均值，但却会引发负面的社会心态，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换句话说，即便未来中国经济的增幅继续保持在7%～8%以上，如果分配过程中不平衡的问题不解决，部分民众的收入很可能达不到相同的增幅。

因此，实现“收入倍增”目标的一个关键在于制定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解决这一问题，固然需要依靠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但最根本的是，必须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根据市场经济的逻辑，既然收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那么收入分配不公正的根源自然是市场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完善。

为了化解这一问题，构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至为关键。分析显示，从宏观层面而言，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教育水平、市场参与机会、完善的资本市场等。

教育水平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不言而喻。教育水平越高，掌握的技能越多，变现的机会越大。不同的教育水平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也不同，最终这些微观因素不断在个体的不同人生阶段累积，最终产生明显的收入差异。从国家政策层面，不断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包括保证教育资源投入的公平性和学生升学过程的公正性，由此可以形成社会智力资源正常的流动与配置机制。从长远看，这样能够避免因为教育机会与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收入分配出现失调。这一点有治本之策的味道。

市场参与机会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隐性的。一般而言，各类市场壁垒越少，各类市场主体都可以公平地进入各个行业，创业成本低，则会有更多微观私企出现。他们将大量填充市场，其收入水平会得到相应提升，而更多就职机会也将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配置。研究表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具有拉低社会整体收入差距的功效。在这方面，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能够起到调节作用，其作用过程在于让更多人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共享发展成果。对中国当前的资本市场而言，促进各个运作环节的透明化和公正性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政界和学界的共识，相关举措亦已逐步推进实施——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的累次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健全，以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不断上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正与经济增速日趋贴近。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

可是，在相对肯定的同时，我们依然会发现，增加居民人均支配收入的力度仍然偏弱，一来我国近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仍然相对低于GDP增速，二来酝酿长达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总体方案至今仍束之高阁。更令人窘迫的是，在居民人均收入增速相对提高之下，贫富收入差距却以更大的幅度在放大。

贫富差距的过于悬殊，不仅让“人均”收入相对提高的意义聊胜于无，更无法真正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扭曲——因为，极少数富裕人群的消费，往往以炫耀性消费为主，而试图通过消费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则须大幅增加更多人群的日常消费。

对我国贫富差距日渐悬殊进行探寻，我们则会发现，其根源在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背离，以及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过多的灰色收入。在度过改革开放前10年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持续维持在2.6-3.3之间，而国有企业则在近10年的“国进民退”之下，依赖诸多政策资源的倾斜，其赢利能力正以民企盈利能力的弱化为代价，而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则更在近5年来的行政主导性投资扩张之下，不但屡禁不止，其操作空间和数额反而大幅放大。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才能切实加大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减少对国企过多的政策倾斜，才能相对平衡国企和民企之间明显背离的盈利能力，杜绝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才能真正使行政职能转变得到彰显。

而这些欲得以实现，则显然需要以公平为前提。缺乏公平的制度与环境，则上述不同层面所体现的贫富差距，不仅难以缩小，更会持续放大。而贫富差距的难以弥补，则必然会造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无法有效推进，而在经济增长结构持续扭曲之下，“收入倍增计划”（纯倍增）则极有可能最终沦为空谈。

（摘《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