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骋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

综观中国历史，一个王朝初创或鼎盛时期，往往是廉政反贪得到重视的时期，而一个王朝衰落乃至败亡，往往又是廉政反贪最式微的时期。如明代初期，朱元璋倡廉反贪手段相当严厉，清官海瑞曾经这样描述：“洪武三十一年定八十贯赃绞罪之律，我太祖爱民之深，与初年皮场设庙无异，同一处死，姑以其峻厉之形改从和缓之象，盖亦使人士睹典刑而惮心，严之于先，全之于后，刑斯无刑也。”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廉政废弛，法纪败坏，官场腐败严重。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腐败一直是缠绕在政治机体中的一大顽症，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

虽然中国历代贪官污吏数不胜数，但廉吏也不乏其人，“念为廉例，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与贪官污吏相对立，志行高洁，成为廉政建设的中坚，是中国古代腐败政治中的一缕清风，青史留名，历历可数。如《史记》“循吏列传”中的五位传主：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他们都素有廉名；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晏婴、唐代的魏征素以生活俭朴、为官廉洁著称；明代御史吴讷在巡案贵州归来时，贵州三司派人送给他百两黄金，吴讷不仅原封奉还，还题了一首诗：“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难。若有赃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而被康熙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不仅戒贪以廉，而且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使江南地区奢靡的风气也得到一定的改观。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廉吏当属人们耳熟能详的包拯、海瑞。

“廉”字最早指物体的棱角，“廉，棱角也，亦矩之义”。之后逐渐演进为厉害、严厉，表示有原则性，“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察而不激”。在先秦诸子文献中，多用廉字来表示一种较高尚的道德行为，廉字从棱角本意引申为品行方正。而最早把廉字与为官的基本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是《周礼》一书，“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从此廉字承载着从政的职业品德，要求为官者要清正廉洁。综观中国历史，历代廉吏也自觉将伦理道德与从政行为联系在一起，把“治天下”的使命认为是“修身”、“齐家”的延续，因此在廉洁为官的自我约束中以德为先，以达到以德养廉的目的，著名清官海瑞即为一例。

海瑞的一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致力于以德养廉，勤政爱民，惓惓之情，死而后已。他认为为政清廉首先要把德义放在第一位：“天下孰为重？德义为重；德义孰有之？君子之身有之。合仁与人谓之道，有此身然后有此德义。是人身为重，非人身之为重，德义身有之之为重。”同时海瑞又进一步指出，要先立己才能后治人，立己就是要做到内有纯心，才能外有纯政，即以德养廉、为政清廉。要做到有纯心，从自身的德义修养来说即要做到诚实不欺，待人接物，相处以诚。

海瑞以德养廉、为政清廉的思想渊源来自儒家思想中的寡欲。他曾这样说：“天下未有一物一事，出心之外者。心何以得？曰得之寡欲。”孟子曾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观点，而宋儒周敦颐更是提出了无欲的主张，即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

在历代廉吏的生活中，所谓的寡欲就是较少私心私欲，生活俭朴，不求奢华，淡泊明志，从而能够做到不贪拒贿。正如诸葛亮在《戒子书》中所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以说俭朴拒贪、志行高洁、以德养廉是中国古代廉吏自我约束的准则和特征。

但是官吏的为政清廉在治理国家中，仍然要以民众是否安居乐业，生活富庶为衡量标准，即将民本论与廉政挂钩，因此勤政为民也是廉吏体现廉政思想，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重要内容，否则廉政就失去了目的意义。海瑞就主张为官的人不但个人要做到不贪不枉，并且要做到勤政爱民，这样民本思想才能落到实处，否则重民只能是一句空话。

当然中国古代朝代更迭的兴旺律也告诉我们，仅靠官吏的道德自律终究无法使廉政贯彻始终，还必须以法制作保障，其核心就是人民对廉政的效果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