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汉龙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

腐败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这种社会现象本身有它文化的渊源，但是也和迅速现代化有关。S.亨廷顿指出：现代化涉及基本价值观的各种转变。随着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增加，资源分散、利益分化，需求多样的分层社会正在我国逐步形成，迫切需要代表公平正义的公权力来重新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和满足极大部分人的公共需求。所以现代化也意味着对世风的根本转变和对公权力合理使用的期待。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价值观方面最重要的现代化转变是承认私人价值的合理性，并且在一系列制度法规中尊重并赋予个体追求本人与家庭利益的权利。由于市场是依靠个体的理性盘算来优化配置资源从而取得利益最大化的，因此，私人（privacy）原则是市场经济制度所信守的基本原则，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使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和行政机构如何确保准确地使用公权力而不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换句话说就是公权力运行的道德风险增加。而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从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计划体制转型过来的。所以党政部门和行政机构具有更大的以权谋私的机会与可能。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更为艰难与重要。现在我们面临的公权力腐败的许多问题就是和计划性行政体制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所需要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文化不相容有关。比如，权力过于集中，决策人不需要对后果负责；资讯不公开，信息不对称，决策过程缺少透明度；长期蔑视言论自由，可以无视公民社会，缺乏监督等。原体制及政治文化转不过来，在市场拜金的驱动下必然给当权者更多谋取私人利益的诱惑和机会。所以腐败现象会逐步在市场私人原则的驱使下泛滥为“腐败文化”。现在民间抱怨“十官九贪”，甚至有“无官不贪”的感觉，官场出现各种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的潜规则，甚至有身在官场“要不贪也难”的说法，绝非全部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所以从文化而论，反腐首先需要破“腐败文化”，从政府和公权力的现代化转型开始，切实运用现代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公共性原则来建章立制，规范政府的行为，有效地遏制腐败文化的滋长和盛行。

同时，树立“廉政文化”的正气也非常重要。透明国际曾对世界上156个国家进行过清廉指数的统计评估。中国大陆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2（2005年），在所有被评估国家中排列78位，正好居于中间。诚然，各国情况不同，对腐败和廉政的标准和公众的容忍程度及要求也不同，难以一概而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官吏”的清廉一直有比较强的诉求，这种历史情结至今没有改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裴宜理教授是研究中国政治和行政学的专家。她相信，中国政府具有很好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十分重视防止官僚腐败的问题。据她的观察，近些年里中国民众中爆发的一些对政府的群体性诉求中往往不是出于反政府的“权力意识”，而是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也就是这些群众要求政府按规矩办事而不是在向政府要权。“反贪官，不反朝廷”是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口号。这也就成为历朝帝王需要把严惩腐败官员弘扬廉政作为明君的传统。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杜绝弊端与和风清政是群众的期盼，惩罚贪污腐败和倡导廉洁奉公必须齐头并进。中国的清廉指数有望达到更大的提升。这也是执政党必须自我衡量政绩的一个指标。我们需要和各国交流清廉政府的经验，向先进学习。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在反腐倡廉中可以起到润物无声的基础性作用。消除腐败文化的负能量，积累廉政文化的正能量，需要全面加强社会的制度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里所说的“制度”，我想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指法律法规制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家庭、教育、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各种社会性的制度性设置（institute）。所有这些社会制度的设置形成了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文化”，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准则和脉络。人不是生活在丛林中，依据本能谋食果腹的动物，而是有思想、有文化的。表面上看，腐败现象往往起因于经济，并和政治、法律等制度有关，但是深入下去看，腐败现象和道德、信仰、人的素质、家庭、以及教育不无联系，同时也伴随着世风和世俗相上下。所以腐败问题实质上涉及一个综合性的文明指标。现在看到一些腐败的案例，实在为那些当事人的“无法无天”和“丧心病狂”程度感到触目惊心。目无法纪，以身试法固然可恨、可叹，但一个人到了心中无“天理”，为钱财人欲可以“丧尽天良”则令人发指。所以解决腐败问题，必然也有赖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实现现代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