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文静

（西安工业大学，陕西 西安 710032）

作为现代杂文经典的鲁迅杂文，与包括报刊、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有着广泛的联系。《新青年》《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语丝》《申报·自由谈》《莽原》《萌芽》等现代报刊都为鲁迅杂文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重要平台。据粗略统计，“鲁迅杂文曾刊载于国内外一百多种报章杂志上。在报纸中，仅《申报·自由谈》就发表鲁迅杂文多达一百四十余篇；在杂志里，《语丝》发表鲁迅杂文也达一百四十余篇”。［1］除了上述报刊之外，鲁迅还在自己主编或参编的报刊上发表杂文，如《新青年》《国民新报·副刊》《莽原》《语丝》《奔流》《萌芽》《前哨》《文学月刊》《十字街头》《海燕》等等。

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 （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形式。 ”［2］

一

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传媒构成了文学场域的重要部分，他们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文学生产场域中的报刊、杂志、出版，作品才得以在市场上流通，才可能获得读者的认可，所以可以说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就是现代文学的主要传播介质。

首先，从文学场域的角度来说，在文学场中的每个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传媒，因为它们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物质载体和历史平台。而鲁迅的杂文创作就肇始于报刊专栏，而报刊专栏也最终成就了鲁迅的杂文事业。

作为“释愤抒情”的精神文本，鲁迅的杂文最初就利用了专栏——报刊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各类现象批评的同时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感受。作为由《新青年》首创的报刊专栏，最初的“随感录”聚集了“五四”时期一批启蒙者，鲁迅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专栏也成为鲁迅发表个人见解、参与启蒙的重要阵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由于文化身份的变化，鲁迅由一名特约撰稿人成为职业撰稿人。伴随着文化身份的转变，其杂文创作与报刊专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本杂文集中的大量作品就刊载在《申报·自由谈》上。

其次，报刊不仅成为鲁迅杂文的发表阵地和载体，更成为其杂文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

诚如鲁迅所言，“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谁能忘了三百年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3］鲁迅让报刊上的各种材料进入他的杂文，这些材料在被移置到新的语境中后，经过鲁迅的补充和延伸，便改变了原先的面目，并产生与所引材料字面的本意所完全不同的新意义。如《随感录·二十五》和《随感录·三十三》分别采取内容“复述”和“摘抄”的手法来对严又陵的思想进行批判，可以视作他杂文“报章体”发展的端倪。上世纪30年代后，鲁迅的杂文写作更大程度上利用了上海发达的报刊网络，摄取各种报章材料为自己杂文所用，在大量引述别人文章以作“奇文共赏”，在对“他人的话语”的拆解与反思中，批判和抨击潜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压迫和谬误，揭示这些话语背后的意图及其与权力的隐秘关系，撕破这种声音构成的意识形态网络，使之无法有效地行使它的能力。如《保留》一文引述了当时报章上关注的炸黄郛案和西湖枪案案犯被砍头示众的报告，进而联系社会上“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趣闻，叩问了一种颇为吊诡的现象：即每当国难当头之时，为何只有老弱妇孺来做真诚有益之事？十七岁的少年被以卖国罪砍首示众，那真正的卖国者当如何自处？看似没有联系的几则报道和几种趣闻在鲁迅杂文中被勾连交织到一起，在互动对话中由鲁迅稍加点染便道出了其背后所隐瞒的真相，表达了他浓烈的悲哀和义愤。《天上地下》则将毫无关联的四则报章新闻信手拈来，天上地下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怪诞意味的图画。四个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报章故事，在鲁迅笔下被寓言性地置于一处，表达了鲁迅对中国人生命圈日渐缩小、国家即将沦丧于日本人铁蹄之下的担忧和愤怒。

再次，现代传媒对鲁迅杂文具有外在形塑的作用。由于鲁迅杂文同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之间密切的依存关系，使得鲁迅杂文在体式、表意的曲直、艺术手法等多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规约。

在杂文的体式上，鲁迅的杂文中既有议论时政兼及思想启蒙的“短评”，又有基于生存体验而生的“杂感”，还有偏于“释愤与抒情”的“杂文”，体式不一，富于变化，与报刊不无关系。报章杂志的具体需要与所处情境对鲁迅杂文有所影响：如《热风》式短评的发展与成熟，与《新青年》“随感录”栏目密切相关；有的放矢、指名驳诘的精短杂感，与《太白》的特色栏目“掂斤簸两”的稿约颇为相符；上世纪30年代那些富有游戏色彩的杂文，与《申报·自由谈》的“游戏文章”等栏目相关，也是对《自由谈》风格的适应。

在表意的曲直上，报章杂志的办刊风格与编辑的要求对鲁迅杂文也有所规约：如《语丝》周刊以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为宗旨，鲁迅发表于其上的杂文也多为“纵意而谈”的杂感，且“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语丝》停刊之后，鲁迅深感“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因而此后的杂文便是于“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 ”［4］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文集里的杂文就迫于言论压制和编辑的苦衷，变得“隐曲”起来，像“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

在艺术手法上，报章杂志上的消息、新闻常常进入鲁迅杂文文本并成为其中的有机部分。如鲁迅在后期的杂文中大量转引、摘引报纸上发表的消息，然后再做各种解说，在话语的丛林中集束起思想的锋芒，使“言”与“意”之间产生微妙而有趣的关系。如《“光明所到……”》摘引了《字林西报》上的消息一则，看似平常却有特别之处，引文之后有的两个注分别对“胡适博士”的身份和监狱中犯人的“自由”给予强调，胡适言论的构造性就在括号内的两个注解的补充中不言自明。《迎头经》引用了报上常见的所谓“日军所至，抵抗随之”的说法，再在文中加以解释和补充，就使这字面背后所掩盖的真实情况如现笔端。《“立此存照”》中引用了一个名叫梦苏的人在《儿童专刊》上的文章，此文教训小学生对外侨必须持友好态度。在大段摘引了这篇文章之后，鲁迅指出了上述文章中所潜含着的声音，那种暗含杀机的、将中国人不当人的心理。大量的报刊消息、文章等以“引语”的形式进入鲁迅杂文，鲁迅让这些引语在他的杂文中“显现自身”，并通过对引语的解构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立场。这样的艺术手法使得鲁迅的此类杂文具有了类似巴赫金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所说的 “复调”性特征，鲁迅让两种声音按自己的声部在杂文中各自行进，在相互层叠中凸显自己声音的真实性。

二

布尔迪厄认为，“我们可以在哲学场，政治场，文学场等等，与社会空间的结构（或阶级结构）之间，观察到一个完整系列的结构上和功能上的同源性；它们各自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为侵占和排斥所进行的斗争，都有再生的机制等等。”［5］由此可见，“文学场”同社会空间中的其他场域一样，也存在着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并非追求胜王败寇的结果，而是以一种精神意识的满足为目标，所谓的“侵占”和“排斥”也是指言说，以及言说的力度和受众对其言说的赞同度与跟从度，也就是取得言说空间和舆论空间。

而现代传媒作为“文学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鲁迅在“无声的中国”言说个人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又是他试图争取的一个能够体现大众话语的言说空间和舆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话语权利的享有和争夺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存环境可以等而视之。

对于报刊在思想启蒙、争取言论自由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周作人曾在《语丝》的发刊词中有所声明：“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而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对此也有所阐述：“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6］周氏兄弟之所以一再地倡导和强调言论自由，声明创办报纸杂志的目的就在于提倡自由思想，显然源于对严峻社会环境背景下言论不自由的深切意识，以及对言论空间、话语权的相当重视。而知识分子为争取自由发声的舆论空间，必然与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代表的政治、权力发生冲突，这一点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也有所指明。在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哈贝马斯“公共空间”（或称“公共领域”），是因为哈氏所谓的“公共空间”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而鲁迅生活的时代这种“公共空间”所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和公民基础并不具备，而鲁迅以他的杂文实践在“无声的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话语，而这样的发声是借助包括报章、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的平台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鲁迅与他人的多次论战均以报刊为平台而展开，也写了大量的杂文，比如他一生始终未放弃与陈西滢的论战，两人的论战肇始于《现代评论》杂志开设的“闲话”栏目，［7］从此展开了一场“闲话”和“并非闲话”的论战。《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量杂文均与陈西滢及其所代表的 “现代评论派”有关。《三闲集》中的多篇杂文涉及上世纪20年代末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二心集》中的多篇杂文则围绕着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新月派的论辩、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中则可见他与 “第三种人”、“论语派”的论辩。上述论争中若他人的言论和文章是“别人的声音”，那么鲁迅的杂文创作则是在反“别人的声音”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彰显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对个人话语权的捍卫。此外，借助传媒这一平台，鲁迅以杂文文本表达了他的悲苦愤激。包括对时政的不满和愤怒，如 《天上地下》《中国人的生命圈》《观斗》《赌咒》《战略关系》等；有对依附权势者的藐视，如《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有对殖民背景下上海商业文化的不满，如《上海文艺之一瞥》《“商定”文豪》《书籍和财色》《商贾的批评》等；有对底层民众悲惨境遇的深厚同情，如《推》《踢》等；有对国民精神劣根的愤激，如《我谈“堕民”》《水性》《铲共大观》等。

鲁迅杂文之所以被喻为“匕首”、“投枪”，不仅是指其对时弊反应的及时与攻击的有效，更主要的是指其中蕴含彰显着鲁迅对现实人生、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灵魂的深刻拷问。正是由于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的发达，鲁迅借助这一现代传播媒介，通过杂文创作中“个人声音”的表达与言说空间的争夺，与他所处的时代建立了有机联系，在这一意义层面上，杂文便成为一种“释愤”、“抒情”的精神文本，使得鲁迅捍卫个人话语权，发出个人的声音成为可能。

其次，以现代传媒为传播介质和物质载体，鲁迅杂文成为反抗“被描写”的文本实践。

郜元宝先生在《鲁迅六讲》一文中指出，鲁迅在杂文中“发出那样咬牙切齿的警告”，他的杂文创作是反抗“被描写”的自我表达［8］。鲁迅强调“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9］这里所说的“被描写”，“主要说的是自己一方”，是指我们自己缺乏文化上的自主性，“自己不积极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不积极发出声音来‘描写自己’”，于是，就只有要别人（古人或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的权威）来代表自己，或者用别人的话语来描写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被描写”的地位，也即被主宰与被奴役的地位。而且，“积久成习，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有趣’，觉得‘光荣’”。［10］因此，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反抗‘被描写’的”奋斗与努力，并且在反抗中还原真实、“描写”自己。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也曾指出，外国人之所以赞颂中国文明，“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11］这段话直指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和偏见，以及这种猎奇和偏见中所潜隐的文化中心主义。正如萨义德所言，“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道的种族中心论者”［12］，言明了文化身份对人的思考和言说的影响与规约。可以说，“看与被看”的模式不仅存在于鲁迅小说中，而且在他的杂文中也一再揭示这种“看与被看”的情境，即外国人带着猎奇和偏见心理“看”中国，而中国则成为按照外国人的利益和趣味重组的“被看”的对象，“看”者在“俯视”和“误读”中描绘着“想象的中国”。因此鲁迅从传教士写的《支那人气质》，从西方的电影与文学中，看到中国人如何被描写成奇特的、低劣的人种，他一方面提醒国民要觉悟于这种“被描写”，积极地表达自己、认识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13］：

“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4］

另一方面以现代传媒为平台，鲁迅在自己的杂文中坚持对中国国民正视的现实精神，直言国民精神上的劣根性。如批评中国国民的“看客”心理（如《娜拉走后怎样》《偶成》《铲共大观》），面子与做戏（如《说“面子”》《宣传与做戏》《现代史》），势利与中庸 （《忽然想到七》《通讯》《无声的中国》）， 无特操（《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马上支日记》），十景病与其他（《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人的奇想》）等。

可以说，在鲁迅的杂文中始终贯穿着他对 “生命”的执著和对“人间”的执著，即那种时时刻刻进行着的对被主宰、被奴役的反抗。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杂文是对“被描写”的境地的反抗，一种摆脱屈辱的“他者”位置，使主体获得自主地位的努力。

总之，现代传媒使作家的写作状态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自产自销，而是将作家及其作品引入到文学场域之中。在这样的文学场域之中，作家的文化身份不仅仅是富有个性化的精神生产者，而且成为具有强烈参与意识的社会批判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参与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借助包括报章、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鲁迅通过杂文创作言说自我、指涉他人，抒发内心涌动的情感，宣泄胸中不平的愤怒。简言之，现代传媒既为鲁迅提供了社会批判和杂文写作的阵地，更重要的是，鲁迅利用这一空间和这块阵地，使杂文写作成为对话语权的争夺和享有，他以杂文书写使舆论空间与被排斥的沉默的大多数之间产生了联系。

［1］郭海军等.现代传媒与鲁迅杂文［J］.通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2］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3.

［3］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5.

［4］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7.

［5］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51.

［6］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

［7］1925年5月30日《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专栏文章《闲话》，鲁迅的反驳文章《并非闲话》，载于6月1日的《京报副刊》，《我的“籍”和“系”》载于 6月 5日的《莽原》周刊第 7期。

［8］［10］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1，136.

［9］鲁迅.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4.

［11］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6.

［12］转引自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青岛：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47.

［13］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

［14］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