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20世纪初，风雨如磐。刚刚经历庚子之变的中国人，在民族记忆中，义和团的骚动和八国联军的铁蹄，情景重叠，滋味杂陈。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政论文章，认为要改变国家的命运，须从“新民”做起。到1906年为止，梁启超总共发表了20篇这一主题的文章，继而合并出版单行本《新民说》，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他主张，中国人要从皇帝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国民，他还对现代国民应有的素质作了描述。他主张自由，倡导民权，提倡公德。其中对社会公德的要求，不啻是对传统文化中个人修为要求的一种补充。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他还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失，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的思想振聋发聩，对20世纪初的中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且看当年令鲁迅先生深感痛心的一幕：日俄战争时，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为俄国当间谍的华人被日军砍头，其他中国人则在一旁“围观”。鲁迅对于中国民众的麻木不仁大为震惊，从此弃医从文，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唤起民众，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产生了《阿Q正传》、《药》、《祝福》等伟大的文学作品。鲁迅深信，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一个民族，只有开化民智，提升全民素质，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18年，毛泽东等人成立的新型社团名字叫做“新民学会”，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上“作新民”的意思，与梁启超的“新民之道”异曲同工，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毛泽东晚年面对种种个人崇拜式的吹捧，曾对斯诺说，其实自己最中意的称呼只有一个，那就是“导师”，也就是教师，这不仅是因为自己真的做过教师，更因为他把教育人民——“新民”，当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近代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探索过“新民”的道理。“新民”不仅针对普通民众，对于当权理政者和社会管理者也是适用的。爱国，是每个国民，不论地位高下，都应该具备的素质。离开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任何个人的远大抱负都会褪色。而追求“富强”， 无论是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则是曾经积贫积弱的全体中国人的期盼，更是政治领导人的应有追求。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都把“富强”列为目标。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我们把民主奉为好东西，尽管它来自西方，但是同中国本土传统中的民本主义相呼应。以民为本还是专制独裁，老百姓的取舍不言自明。中国自古以来堪称礼义之邦，轩辕黄帝被称作“人文初祖”，文明开化与愚昧野蛮向来是对立的两极。如果说“文明”、“和谐”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就深入人心，那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观念，则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传统中国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构建的是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会产生自由平等之类的传统。但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各种进步思潮，普遍吸收和采纳了这些新观念。“文化大革命”曾留下最深刻的教训，即：社会主义必须讲民主与法治。老百姓对于当家作主、公平正义的要求，只有通过民主与法治才能得到保障。《礼记》说，人要“敬业乐群”。唯有敬业，才能忠于职守，尽到义务。唯有乐群，才会友善同胞，善待众人。传统道德提倡信义，强调人无信不立，相信“诚则成，信则行”。而现代商业道德讲合同契约，讲等价交换，所以更强调信誉，一旦信誉丧失，即意味着被逐出市场。敬业与诚信是社会公德，这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精神，又符合现代公民的要求。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革命可以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在新的社会关系下，便会有一代新人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新民”即培育一代新人，新人在社会进步中诞生，又推动社会进步。但是，人的觉悟、品质并不总是机械地受控于社会关系。人们所受教育和自我修养同样十分重要。所以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性任务。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赫然列上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清晰地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规范了价值观方面的要求。这24字，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成果，值得全民践行。我们深信，践行24字价值观就是当代的“新民”，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