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秋芬

汉字繁、简化问题综述

任秋芬

汉字的繁、简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的发表，标志着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始。由于在推行汉字简化过程中，存在繁简字不能一一对应、繁简混用、同音替代等一些问题，一批人提倡恢复繁体字。这样繁简之争由此产生，并且只要繁体字和简体字共存，这个争论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以周有光为代表，提倡简化字，认为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简化字符合文字发展的总体趋势；以申小龙为代表主张恢复繁体字，认为简体字隔断了文字的传承，也不利于两岸的文化交流和发展；以任继愈、袁晓园为代表提倡“识繁写简”，认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可以共同发展。本文旨在列举各家观点，从而使汉字繁、简化的研究在广度、深度、创新方面进一步发展。

简体字 繁体字 识繁写简

一、提倡简体字，反对繁体字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①提倡简体字，这样简体字运动就逐渐开始了。随后1956年发表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编制了《简化字总表》；1977年又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施行其中一表；1980年，王力等人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提出了《关于研究和制定标准现代汉字表的建议》和《制定标准汉字表的科研计划》，主要是针对汉字字数多、笔画繁、读音乱、检索难的问题，提出了“字有定量、字有定形、字有定音、字有定序”的“四定原则”，规范了汉字的使用。1986年，国务院指示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同时重新发表了略作调整的《简化字总表》。这样的一系列行政措施，没有能够充分考虑到实际的使用和习惯，以至于出现了繁简混用、同音假借等很多问题，一些以繁体字为书写习惯的人针对简体字的各种弊端，提出了恢复繁体字的号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维护简化字的成果，积极地做出了回应。

周有光在《〈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结果》中指出：“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简化字时代’，时期长达三分之一的世纪”，[1]认为简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他还在《同舟共进》发表《“汉字风波”一夕谈外一则》中针对政协委员们的“废简复繁”提案给予了回答：“古本《大学》，一开始就有简化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连五个简化字‘后’，古人早已用简化字继承古书了。 ”[2]

许嘉璐在《汉字文化》上发表《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答台湾学者问》回答傅永和关于汉字应何去何从的问题：“大陆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适度的简化。为什么呢？因为文字的演变，从甲骨、金文、大篆、小篆，直到隶定以后变楷书，都是在不断简化。这不以人的意志为准，老百姓写的时候就自动简化了，所以为了书写的方便，在不破坏汉字的原则、规格的前提下，适当的简化应该是允许的，但是这种简化，不能从上而下，应该在老百姓通行了之后，再来把它规范化。”[3]他认为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方式和方法。由于在实施中没能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日常使用，而是自上而下颁布一些方案和《简化字总表》，从而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因此，我们要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从而优化简化汉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朱德熙在《关于汉字的优点和缺点》一文中认为：“汉字本身就有一种简化趋势。不管我们是否人为地去制定简化字，总会不断地有一些新的简化字出现。有的保存下来，有的被淘汰……目前应该让简化字稳定下来，不要再继续制订新的简化字。过去公布的简化字里，有的不太合理，那也只能将错就错。要是再改来改去，那就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 ”[4]

综上所述，汉字简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提倡简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过度的省简、繁简转化混乱等。苏培成在《重新审视简化字》一文中也同样认为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他指出：“汉字简化是中国语文改革的一部分。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汉字简化符合这个总趋势，符合人们使用文字时避难就易的总要求。”[5]从总体上来说，汉字简化工作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存在缺点和不足。对现有简化字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不足，要适度地进行调整。同时，他也认为简化字的字形尽量不要做调整，“从宏观说，汉字要保持稳定，加大对传统写法的继承性，也就是尽量保持与港台写法的一致性……要做好汉字简化工作一定要审时度势，逆潮流而动难以成功”。[5]

二、恢复繁体字，反对简体字

简体字给阅读古典书籍带来困难，阻碍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阻隔了两岸的交流和发展，还有繁简转化造成的混乱现象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开始倡导恢复繁体字，反对继续使用简化字。以申小龙为代表认为“汉字简化不仅造成目前社会用字繁琐、困难和混乱，而且直接影响了海内外的交流”。[6]李敏生在《汉字文化》发表了《关于繁体字问题》，他认为：“繁体字广泛应用现象的出现是正常的，是适应改革开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适应统一祖国大潮，适应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而出现的，完全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7]我们生活中常常见到繁体字，有些牌匾经历了那么多年，仍然使用繁体字。例如：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醫藥大廈、當鋪等等，深受人们的喜爱。

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宋祖英、黄宏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设繁体字教育，将中国的根传承下去。在2009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又一次递交了《关于分批停止使用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提案，在一定时期内分批地停止使用简化字，恢复繁体字，即与港澳台使用同一种繁体字。尽管这些政协委员不是汉字学家，也没有对简化字和繁体字做过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但他们提出恢复繁体字的主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繁体字的需求。

恢复繁体字，解决了汉字简化存在的问题；恢复繁体字，海峡两岸使用同样的文字，也有利于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恢复繁体字，能够充分识读古典书籍，有利于传承和发展中国古典文化。由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使用繁体字输入并不影响计算机处理的速度。这些方面都表明，繁体字有它存在的空间和价值，繁体字不应该被消灭。

三、“识繁写简”增繁为别，化简为用

针对有些人提倡使用简化字，有些人主张恢复繁体字，这种争执一直持续至今的现象，任继愈先生提出了“识繁用简”、袁晓园先生提出了“识繁写简”的观点。

1989年袁晓园先生提出了“识繁写简”的观点，主张把“繁体字作为印刷体，把简体字作为手写体”，[8]这样的主张遭到提倡简化字的人的激烈反击。1992年袁晓园对“识繁写简”做出了新的解释，即“以繁体字为正体的地方，允许印刷一些简体字读物；以简体字为正体的地方，允许印刷一些繁体字读物”。[9]

聂鸿英在《汉字“识繁写简”随感》一文中认为：“从实际应用角度来看，使用简化字简便快速省时，有利于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文化生活需要。从文字的来源角度看，繁体字更接近构字的原意，它更能代表汉字的源流，人们可以更好地看到汉字的构字特点。”[10]由此可以看出繁体字和简体字各有利弊，他们的相互存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是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的。

丁艳、陈颖聪在《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浅谈繁体字与简化字》中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不可或缺。从理解、认读来看，繁体字更能体现造字本意；从书写、记忆来看，简化字更胜一筹；从文化交流、传播来看，繁体字主要承载古文化；而现在连国际社会也推广简化字；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简化字符合汉字发展自身的趋势……简化汉字的目的是利于书写而不是为了消灭繁体字及其书法艺术，不是为了消灭繁体字负载的汉字文化。”[11]许嘉璐在《汉字文化》上发表《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答台湾学者问》中也赞成简化字和繁体字共存。“并存不单单是为了与台湾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为了典籍。现在一般的大学生，包括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对繁体字的书，读不来，因为他从小就接受简体字的训练。”[3]可见，繁体字的存在有它的使用价值，它是我们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桥梁，我们在学习汉字的时候，不能忽略繁体字的认读。

总之，简化是汉字的趋势和潮流，简化字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人们认读，规范使用汉字，并不是为了打击和消灭繁体字；繁体字起到沟通中国传统文化桥梁的作用，有利于传承和发扬中国古典文化。简体字和繁体字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一直存在，繁体字和简体字本身无优劣之分，我们要充分利用繁体字和简体字的长处，为我们的社会化建设和人们的生活服务。

注释

①钱玄同.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J].新青年,1920,7(3).

[1]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结果[J].语文建设, 1989(5).

[2]周有光.“汉字风波”一夕谈(外一则)[J].同舟共进, 2010(7).

[3]许嘉璐.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答台湾学者问[J].汉字文化,1990(2).

[4]朱德熙.关于汉字的优点和缺点[J].汉字文化，1989 (Z1).

[5]苏培成.重新审视简化字[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0).

[6]申小龙.我观汉字简化[N].文汇报,1989-3-7.

[7]李敏生.关于繁体字问题[J].北京:汉字文化,1992 (42).

[8]袁晓园.识繁写简书同文字共识互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J].北京:汉字文化,1989(21).

[9]袁晓园.论“识繁写简”与“文字改革”——答吕叔湘等先生[J].汉字文化,1992(2).

[10]聂鸿英.汉字“识繁写简”随感[J].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11]丁艳,陈颖聪.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浅谈繁体字与简化字[J].安徽文学,2010(1).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