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毅

苏珊·S·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该书率先将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兰瑟是搞形式主义出身，后受女性主义影响，[1]195形式主义脱离社会历史背景，女性主义拘泥于性别政治，聚焦于男女之间的权利争斗，前者侧重于形式性，后者侧重于主体性，都难免偏颇。兰瑟摆脱经典叙事学的限制，大胆探索叙事形式的性别意义，将文本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堪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山之作”，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并进行了具体批评实践。[1]195兰瑟后来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这篇宣言性质的论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这一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以下部分将对该论文主要内容予以梳理。

一、主义与经典叙事学

兰瑟的研究不仅受到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还受到戈德曼,詹姆森和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277在论文开头她引了伊格尔顿的话：“理论的取舍依赖于研究的目的……在任何一种学术研究中，我们选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以及方法，我们对其重要性判断取决于兴趣模式，而这些兴趣模式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样式……”引文呼应了兰瑟改造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思想，即改变叙事学不考虑社会历史背景的桎梏。文章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和叙事学表面的不可重叠性：叙事学重科学性，基于描述性；女性主义重感性，重价值判断，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3]109接着，她梳理了女性主义叙事的前期研究，从1980年发表的《文学和社会中女性及其语言》到沃霍尔,但这些研究遭到了女性主义者中甚至是那些支持结构主义的人的反对，批评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但兰瑟认为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接下来，她开始探讨叙事学同女性主义的相容性,她认为首先要弄清楚叙事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叙事学在美国文学评论语境中的地位，以及叙事学对文本阐释的丰富和拓展。她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叙事学对女性作品阐释的帮助以及女性主义对叙事学的改变。

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表现在：叙事学重分析的技术、重词语等,而女性主义侧重政治语境;叙事学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而女性主义由于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则反对或者质疑二元论等。除此之外，叙事学与女性主义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即叙事理论形成过程中，从选择分析的文本到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假设，都排除了性属的考虑，热内特、普洛浦、格雷马斯等，他们无一不是选择男性文本作为普适文本来进行分析。兰瑟认为，这种差异可以导致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两者结合后，若把女性作为文本的生产者和阐释者的要素考虑进去，还会导致叙事学的重写，这会对女性作品的解读以及女性文本中叙事声音带来很大的意义。

二、主义叙事学

从经典叙事学到女性主义叙事学首先要调和的是前者的符号学视野和后者的摹仿论视野,一种将文本视为：（1）现实的表征；（2）现实的记录；（3）摹仿的典籍。而另一种将文本视为：（1）非指涉的言语符号；（2）叙事者至于受术者的叙事；（3）大体来说是一种语言的建构。[3]112兰瑟认为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压制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凸显了文本的符号性，女性主义则强调了文本与现实的摹仿，视作品中的人物为现实存在的人物，相反，叙事学视野下的人物更多的是其功能性的彰显，据此，她认为女性叙事学必须找到一套分类办法和术语，结合文本的符号性和现实的摹仿性。经典叙事学的符号性倾向使得文本与文本生成、接受进而其政治语境相分离，兰瑟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回到巴赫金等形式主义文论者提出的“社会诗学”上来，坚持将女性回到根植于历史的叙事理论中来讨论。

要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必须改变经典叙事学的前提和实践方式,其术语、概念既要反映文本摹仿的一面，又要体现其文学符号性，文本的研究要考虑到其综合要素——语言性、文学性、历史性、与作者的关系、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必须强化其准确性和简约性，术语更加明晰。她认为，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会对两个领域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有助于解决困扰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些问题：是否存在 “女性书写”、男性和女性的书写方式是否相同等。

三、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

兰瑟以1832年4月出版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某位年轻女子由于有责任向丈夫公开她写的所有的信件而向知心朋友寄出的一封信，用常规方式阅读，信件的内容是女孩对丈夫的赞誉之词，夸奖其夫君是如何温良宽厚，但信中有一则注释：“阅读上述书信秘密在于先读第一行，然后依次隔行往下读。”这样，书信成了对丈夫的缺陷和劣行的控诉。兰瑟指出，信件有两个文本：一个是显在的表面文本;一个是隐藏的潜文本。通过对信件的表面文本和潜文本的分析，兰瑟认为信件还存在第三文本和相应的第三叙事声音以及第三受述者。所谓的第三文本存在于潜文本对表面文本的否定的行为之中，前者对后者的逐一否定，不仅是作为两种文本连接的纽带，否定本身亦构成文本，即第三文本，文本折射了女孩对丈夫的恨意，丈夫是十足恶棍，女性被当做玩物，女性不能有自我的欲望（women’s desires are unthinkab1e）。[3]117该文本反映的是父权社会女性受压制的全貌。据此，女性书写的语言不仅是构建一种符合男权叙事要求的合法的叙事声音，同时也是对整个父权压制实践的更宏大的叙事判断,第三文本基于公共“陈列文本”,其受述者是文学的阅读者（the 1iterary reader），他们没有特定的身份和性属差异之分的公共受述者，洞悉表面文本的玄机，能解读出隐藏于表面文本之下否定的文化意义，相当于热内特的“超文本”。

热内特把叙事分为外层叙事和内层叙事，前者的叙事者多为“作者型叙事者”，多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而后者叙事者多为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划分依据是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但兰瑟认为，这种分类没有考虑受述者，她提出，为了补充热内特的方法的不足，叙事可分为公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前者的受述者是故事外的，后者的受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划分有利于分析女性文本。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呈现的书写文本为公共文本，其阅读者是大众，包括男性统治者，而该文本后藏匿的是私人文本，两种文本的对立或者对诗背后是第三文本，受述者是那些具有特定知识背景和意识理想读者。兰瑟认为这种划分的学理依据是话语理论，该理论认为话语的最小单位不是句子，而是句子产生的特定语境，据此，她认为叙事的最

小单位是叙事产生的具体语境，表面文本与潜文本对峙的背后是女性叙事的高明所在。

四、事与情节

兰瑟接下来对经典叙事学的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提出质疑，她认为在上述分析的信件中，其表面文本中，给丈夫的这封信中没有行动变化，这种静止的状态消解的经典叙事学的故事情节观，而女性文本中像这种无情节的叙事还有很多，这种无故事的生存经历张显一种静止静待的状态，符合女性在父权下的生存现实。她认为信件中行动变化发生在女性叙事者的言说行为或者叙事行为上，通过叙事行为，主人公的期待得到消解,言说本身构成故事固有的部分。

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的评论历史语境是形式主义文论走向衰落，而文化批评、结构主义和政治批评形成高潮，与形式主义息息相关的经典叙事学衰落，女性叙事学的出现，迎合了历史语境批评权力视阈的大潮，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曲线生存”方式。[2]293兰瑟试图通过向经典叙事学中注入历史语境来达到改造和丰富叙事学的努力，收效不大。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中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一支，但是没有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作为其技术上的支持，它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往往停留在作品的分析上。这就好比经典叙事学是基础科学，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应用科学，前者是基础，后者可能会促进前者，基础科学的发展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兰瑟的理论中关键要素是历史语境分析，虽然在具体作品分析中历史语境会让问题分析更加全面具体，但这个要素的强化反而会给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典叙事学是叙事语法，它的研究要求剥离开语境，抽取形式。兰瑟举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信件的例子，并由此带出表面文本和潜文本，以及女性作品中的杂语性和复调，但杂语性和复调不单单是女性作品的特质，这更像是巴赫金的女性主义视野。公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的划分，并没有让分类更明晰，这种划分的依据是受述者同故事的关系，一个喃喃自语的叙事者就很难界定其受述者。

[1]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申丹,韩加明,王亚丽.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Susan·S·Lanser.From a Feminist Narrato1ogy[A]//Chen Xi1in.Theory of Fiction Edited[C].Sichua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