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金辉

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看曹禺话剧对“人的戏剧”的追求

于金辉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学方面，“人的文学”的追求成为现代作家的普遍追求，这是一种带有现代意识的追求，“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其核心内涵是‘人的戏剧’”。[1]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曹禺对“人的戏剧”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其对人逐渐深入的关注上。

雷雨 日出 北京人 人的戏剧

曹禺作品中对人的关注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从写作《雷雨》时只是一股“创作的流”击打着作家，到“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2]曹禺本身在逐渐认识这个社会，也逐渐在思索着如何爬出宇宙这口“残酷的井”、如何跳出“黑暗的坑”。如果说《雷雨》时期的曹禺只是对周遭黑暗的世界充满着烦闷，从而有将这种烦闷表现出来的欲望，《日出》时期的曹禺进一步走出了家庭，放眼表现出了整个社会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那么《北京人》时期的曹禺则是更进一步地想让观众对人自身力量有所认识从而对这种黑暗有所反抗进而探究出路。

曹禺在《雷雨》、《日出》、《北京人》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一是对现实生存层面的关注，即对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揭示，对人生而有之的自由、平等等权力的一种追问。

曹禺在作品中用自己充沛的感情在表现着人物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处境，面对主人公的生存困境，“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迫”。[3]“我是一个不能冷静的人”，[3]“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3]“我念想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3]“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3]通过揭示人物在要自由没自由、要平等没有平等的痛苦焦灼的生存环境中痛苦挣扎，表达了曹禺对人生而有之的诸多权力的追问。

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开始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封建传统受到冲击日益显露着其本身的不合理性，各种新的理念不断地涌现，不断要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曹禺笔下的人物常常处于一种非常痛苦和焦灼的生存状态中，造成痛苦和焦灼状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在面对个性本能、内心自由与既有传统、外在压力要做出艰难的选择，选择前者无疑前进的道路将非常难走且常常没有生路，而选择后者的结果就是命运无法自己掌控从而会再度陷入到新的痛苦焦灼状态中，或者是面对残酷的现实想改变却无力改变只能看着残忍一步步逼近自己。其中一些人物，往往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或者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中慢慢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但是最后致命的一击却是常常来自于内心难以摆脱的一种复杂的痛苦焦灼的情感，周萍、陈白露、曾文清莫不如此。作者塑造的大部分人物即便是造孽者身上都有值得怜悯的地方，因为这些可恶的造孽者同时也在被社会造的孽可怜地折磨着，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了别人的生存苦难，但是他们的生存境况中也充斥着他们无可改变的焦灼、苦难，无论是谁，他们都处在一种焦灼痛苦的生存状况中，只是有的人不自知，有的人不情愿，有的人破罐子破摔罢了。

由对个人痛苦焦灼生存状况的关注，上升到对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生存状况的关注，曹禺笔下的这些家庭最终都逃不过分崩离析的命运，或者是从自身内部开始慢慢地腐坏没落，或者是受外部因素的冲击而不堪一击。再由对家庭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扩大到整个社会生存状况的关注，社会的总体情况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的个体都各有各的痛苦与焦灼。无论是旧的家庭还是旧的社会都已经烂透了，等待他们都是痛苦的蜕变。

二是对主体意识层面的关注，即对人主体情感的关注和对人主体意识的反思。其实这个层面是介于第一和第三层面之间的一个过渡的层面。

曹禺非常注重对人物主体意识的关注，深入人物内心，探究人物灵魂。“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心理、人的内心隐秘、内心世界的细微的感情写出来。”[4]《雷雨》、《日出》、《北京人》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问题剧就在于此，这些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表现问题，而是通过表现问题来关注个体情感的起伏、纠结，也就是说对人主体的关注层面不再屈居于对社会问题关注层面之下，对观众来说，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人主体的普遍情感，这样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具有冲击力，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

曹禺由对人主体意识的关注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变人物痛苦焦灼的生存困境。人物的生存状况是焦灼、痛苦的，而走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路即由任人摆布的木偶蜕变到自我做主的人更是一个艰难过程。如果说《雷雨》中，蘩漪只是在痛苦焦灼的生存困境中稍微触发了一点点的主观能动性，《日出》中的陈白露是在面对发挥主观能动性可能要面临的困难面前退缩了的话，那么《北京人》中的愫方和瑞贞则是勇敢地走上了发挥主观能动性之路，至于说这条路能不能改变人的生存状态，曹禺有信心却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作者设置了失败者曾文清和观望者曾霆这两个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三部作品中，《北京人》是曹禺对人主体意识关注和探索程度最高的一部作品，虽然笔墨基本还是局限在一个大家庭中，但是每个人物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作者设置了多个形象来说明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不易，例如江泰、曾文清、曾霆、愫方、瑞贞等。

三是对终极走向层面的关注，即对人的生死、出路、伦理等的思考。

前两个层面的关注都是为了第三个层面的思考。关注了人的生存困境，意识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是，人的情感该怎样处理？人该往哪里走？针对这些问题，曹禺在《雷雨》、《日出》、《北京人》中进行着步步深入的思考与探究。与曹禺合作过的于是之这样说：“曹禺不是哲学家，人们透过他的作品则看到了哲人的思辨，这种思辨表达了他对生活、对人生的认识和沉思。 ”[5]

《雷雨》时期的曹禺还沉浸在对死亡神秘的崇敬和膜拜中，他试图用死亡带来的巨大幻灭感来震撼观众，年轻的一代周萍、四凤、周冲都在雷雨之夜死去，而老的一代周朴园、蘩漪、鲁侍萍则在痛苦中过活。年轻的曹禺面对运命还是懵懂的，《雷雨》中的恩怨多多少少还是带有点宿命论的味道。《北京人》时期的曹禺则已经意识到单靠死亡带来的幻灭感只能震撼而不能启发观众思考，而单纯的宿命论并不能拯救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他摒弃了人物死的幻灭而探究除了人物生的出路。

面对着人内在痛苦焦灼状态和外在势力对生活的操控，作者试图用带有生命张力的“蛮性”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作者探究出的生的出路。人类创造的文明正在不断地制约着人的行为，最终形成的各种文明的封建体系又反过来压抑着人的个性、操纵着人的命运，对此只能用原始的“蛮性”来消解这种控制欲极强的文明。其实这种蛮性在本质上包含了对个体的解放和个性张扬的意思。作品中肯定人物对情爱的追求，对情爱的压抑实际上是对个性压抑的一种表现，各种外在的所谓的封建“文明”企图从根本上压制人对情感的追求，尤其是对爱情的追求，冲破封建“文明”的桎梏，大胆追求情爱也是一种“蛮性”的表现。蘩漪身上已经有一点蛮性的味道，她可以不顾封建的伦理道德追求与周萍在一起，她试图反抗周朴园的夫权权威，这种蛮性正是作者认为她可爱的地方，“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3]带有蛮性的袁家父女的生存状态是那样的欢快自在，袁圆身上的蛮性深深地吸引着曾霆，而那个对士大夫家庭繁文缛节的礼仪不屑一顾的北京人最终打开门，像一个伟大的巨灵引导着把瑞贞和愫方从曾家这个闷死人的枯井中拯救出来了。无论是不受任何力量控制的闪电雷雨，还是未经文明雕琢的古老的北京人，都体现了生命最初的“蛮性”，只有这种“蛮性”才能摧毁一切的腐朽，给人开辟出生的出路。

曹禺在这三部作品中，对情感、伦理、人性等有着超越时代的思考，但是这些思考往往在时代问题的掩埋下不被人重视。在《雷雨》中，蘩漪和周萍的情感问题即便是在现在的社会也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但是却能够赢得观众的同情，这就表明感情的问题常常是超越所谓的伦理道德而存在的，曹禺对这个问题的揭示是超越了时代而具有普遍的思考价值。在《日出》中，作者尽管揭露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但是陈白露这个形象的悲剧结局并不完全是社会造成的。像陈白露这样身份的人在很多时代都有，她所期望的是“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叩开她的门，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她可以自由地离开，但是她不愿意离开金丝笼再跟着方达生去过苦日子，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只有自杀。好逸恶劳的人是没有出路的，而这又是人性的一部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表现出作者对人个体本性的探索，而如何改善人性中这些不利于摆脱生存困境的因素这是作者抛给观众的思考。

曹禺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对人关注的积极因素，同时又融合了西方思想中个性解放、注重个人权利的积极因素从而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对个人关注不足的消极因素。曹禺在“人的戏剧”创作实践中将民族传统与西方思想有机糅合在一起，从现实生存、主体意识、终极关怀三个层面逐层深入地展开对人的关注，从而对“人的戏剧”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1]胡星亮.现代戏剧与现代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董健.启蒙与戏剧[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

[3]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4]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5]于是之.我们剧院的骄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