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

隐蔽的父权：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李兰

狄更斯的性别意识承袭了西方的性政治传统,认同两性关系上的统治逻辑，且在作品中有女性内化为自我否定的因素，对女性的贬斥和赞誉在思想上同源于男权支配女性的意识;他视女性为身体和精神有“缺陷”的性别。一方面，他赞同女性理性、智力低劣的传统观念，张扬自然性别之外的文化性别状态；另一方面，他塑造病态、冷漠的女性角色，导向对女性主体的否定。隐蔽的父权经由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呈现出性别统治的权力本质。

女性主义批评 狄更斯 《艰难时世》 男性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查尔斯·狄更斯尊重女性、热爱女性，因此，他被称为女性的同情者和人道主义的伟大作家。但同时他也是社会道德的操守者，他总是在他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贬低女性,把女性置于男性之下。究其原因在于他的女性观与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无法摆脱父权文化以及自身性别的影响。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前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英国工业的黄金时段。但陈旧的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仍严重制约了当时英国人的思想，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因为英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得到提高。这种公认的男性准则也隐现于狄更斯的晚期著作 《艰难时世》中。笔者将以《艰难时世》为例，具体分析其中隐藏的男性意识，来呈现狄更斯所处时代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

一、“男权神授”与《艰难时世》中的性别意识

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中，性别从来不是单纯的生物属性。在性别这个特殊的领域里围绕性别产生出权力话语，男性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做一种主体和参照物，而与他相对的女性则属于“另一类”或异己者。男性对女性的否定为自己提供一种控制隶属群体的工具，以证明女性的地位是低劣的。这一压迫性的男女关系在西方的思想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归结到西方的传统思想文化及基督教。

古希腊人以神话方式表现的神界秩序，创立了最早的“男权神授”模式，成为西方性别统治的原型。文艺复兴尽管很好地诠释了古希腊哲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女性并没有因此改变传统的性别格局，现实状况依然是“男人是女人的尺度”。在莎剧中，男权意志时常被作为衡量和否定女性的“尺度”。宗教方面，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关系见之于上帝创造女人的方式，“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并命令女人 “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实际上是男人按自己的需要创造了“妇女的形象”，故“男权制让上帝站到了自己一边”。[1]上帝创造的女人从最初就被置于从属的地位，全然是男权创世神话的产物。女性的身体源自男性的肋骨说明女性的身体不具有独立的完整性，因此，她的“缺陷”就是天命之规定。上帝创造女人的方式为男权话语把女性视为“低劣”的性别提供了思想本源，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以“男权神授”确定了男性的主宰地位，这与西方思想文化的性政治图式高度一致。

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众多的女性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父亲”对女性实施了专制统治。如葛雷硬蛮横地用他的事实哲学控制了葛雷硬太太的思想，使她变得平庸麻木，他还试图用它来摧毁新一代人的想象力。露意莎嫁给庞得贝后，庞得贝不愿和她交流与沟通，也不给她丈夫应有的关爱与尊重，在传统力量的压迫下，她迷失了自我。父权统治不仅指男性直接统治女性，使女性被迫接受男性的信条，也指女性在自觉不自觉中成为压迫者的同谋，女性内化为男性的支持者、倡导者。如斯巴塞太太在庞得贝家做女管家时，庞得贝把她看成提高自己身份的俘虏和工具，她也尽量利用自己的出身，伪装成高贵的样子，以满足东家的虚荣心。她遵照庞得贝的“意志”监视他的妻子露意莎，压迫工人斯蒂芬。为了讨好庞得贝，她不小心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庞得贝愤怒之下解雇了她，使她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可见，斯巴塞太太既是父权制统治者的帮凶又是父权制统治下的寄生者。

性政治另一种伪装的统治手段是把女性美誉化。对女性的赞美在西方一直被认为是文化传统的体现，但实质是男性成为超越的性别后获得的一项特权，暗示男权的中心性，因此是一种隐蔽的暴力，它与贬斥女性在思想上同源。狄更斯一生都尊重女性、热爱女性，但由于他自身的男性优越感以及受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影响，他对女性的态度又存在保守性，在他的小说中对此的呈现之一就是把温柔、善良、贞淑等理想化的美德投射到女性身上，让女性成为良善品质的载体，但实际意义是男性把美好的品质置放到女性身上构成对女性的禁锢，女性便在被奴役的状态下更难以自拔，并受之评判、定义和规范。

《艰难时世》中西丝的温柔、善良、女仆的角色体现了父权制建构的女性气质。西丝是狄更斯心目中的安琪儿，她被讴歌为真善美的载体，伟大的利他主义者化身。但这种伟大的女性之美在维多利亚时代仍被深深打上了男性意识范畴的烙印。尽管西丝讨厌枯燥的理性和事实，但是她的父亲渴望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西丝深爱自己的父亲，因此，她放弃了在马戏团愉快的生活，顺从了父亲不合理的意愿。她还执意要保留九合油的瓶子，如果父亲归来，她要亲自为父亲涂上九合油。在狄更斯看来，这些都是西丝美德的体现。西丝在葛雷硬家那个冰冷的“石窟”里也依旧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她感化葛雷硬、安慰葛雷硬太太、收留路易莎以及拯救汤姆，她成了这个家庭的天使。西丝虽然地位低下，忍受着苦难，可是她却“以德报怨”把自己无私的爱奉献给了葛雷硬一家。值得提出的是，西丝虽然是地位卑微的传统女仆，作者却不惜笔墨地塑造她，显然有他的意图。因为在作者的意识中，无论是葛雷硬太太还是露意莎都不完全符合传统观念中好妻子的标准。于是，西丝作为完美的德行者出现了，他的目的在于弥补她们的不足，按照男性标准塑造出他心目中的“女性天使”。它实质上遮掩了西方文化的父权制特征，把完美的德行加在她身上，成为某种男性理想品质的象征，结果把以她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往往具有极大束缚力的行为范围内。

二、父权制下女性身体的否定与女性的否定

性政治作为一种以男权为基础的性别意识形态，其立场必然表现为对男权统治的认同及对其合法性的维护。在西方文化思想中，男性统治者通常以否定女性来证明性别统治的合理，而否定的路径一般由对女性身体的否定开始。

父权制统治者通常从生理差异角度来界定男女两性，他们主张男子积极进取、头脑中充满智慧，是推动世界的力量；女子体力虚弱、智力贫乏,需要依附男性。苏珊·格里芬在《自然女性》中曾提及，“由于女性生理的缺陷，经常思考的女人会加剧她大脑的供血不足，因此他们认为是大自然封闭了女性智力的林荫道”[2]，而“男性的头脑，正如男性的生殖器一样，创造变异，具有发现新经验和大自然新规律的能力”。[2]所以女性相对于男性天生是低劣的。

在这一点上，狄更斯也认为女性缺乏观察力，对事实真相没有判断力,她们在智力方面往往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如露意莎便是狄更斯笔下一位智力平庸、缺乏主见的女性典型。露意莎麻木地接受父亲的教育，任凭自己的想象力和美好的情感被事实哲学所扼杀，长大之后的她变成了一位智力平庸、毫无热情的女人。她之所以会嫁给庞得贝，一方面由于她缺乏主见，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导致她在自己的幸福面前丧失了话语权，而完全听从别人的摆布，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也是自己不幸婚姻的制造者之一。另一方面，她单纯地以为牺牲自己的幸福就可以给汤姆带来自由，因为她只有假借庞得贝的手才能满足汤姆的欲望。表面上看，露意莎为汤姆倾尽了自己的爱，实质上她的“献身的爱”不仅毁了她自己，也毁了汤姆，最终汤姆沾染上社会的恶习而沦为厚颜无耻者。结婚后不久，露意莎便厌倦了与庞得贝没有感情的婚姻生活。而这时，风流俏皮的贵族子弟赫德豪士又趁机卷入她狭窄的生活圈子，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并试图用甜言蜜语诱惑她上当，毫无恋爱经验的她在感情面前缺乏清晰的判断力和清醒的自制力，险些与他私奔。由此可见，露意莎智力的低下，而这一事实正契合了女性之理性、智慧“低劣”的传统观念，又从侧面强化了男性的优越地位。

女性的身体在男性凝视下被强加了性别的政治标签，已不是单纯的生物意义上的身体，她们的身体在男性权力意识的作用下被重构，使原本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身体”失去了其本来的规定性。外在于身体的因素将其置于男权主宰的政治空间(作为财产，作为被统治对象)，各种力量卷入其中，目的皆在于让女性身体服务于除其本身之外的其他利益。

露意莎和庞得贝的婚姻是建立在 “财产和地位”基础之上的，是葛雷硬和庞得贝精心操纵下的一场现金买卖关系。庞得贝把露意莎像“物”一样地从她父亲手中“购置”在家，除了醉心于露意莎的年轻美貌，他对葛雷硬灌输给露意莎的理性教育也抱以十分欣赏的态度，正如罗斯金所说：“对女性的教育在于让她们变得更聪明，不是要使之自我发展，而是使之自我放弃。”[1]毋庸置疑，“功利主义”价值观符合葛雷硬和庞得贝的利益，可对于露意莎来说却是身心的残害。葛雷硬为自己在这场婚姻交换中获得的利益暗自高兴，同时又用他的数字哲学来衡量女儿未来的幸福。因为在男权制社会里，女性没有人身自由，她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上都依赖男性。而当时的庞得贝不仅在英国的经济生活中，而且也在政治生活中掌握了实权。因此，葛雷硬认为庞得贝现有的地位能够保障女儿的幸福。庞得贝则用卑劣可耻的手段占有了露意莎，掠夺了她的身体，在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时，他还厚着脸皮不时向人夸耀，自己是因为某方面的出类拔萃才被露意莎看中的。可见，庞得贝作为大男子主义者的丑恶、虚伪的嘴脸。

由于在父权制社会鼓吹两性在不同气质上的发展方向，因而反映出“男子汉”某种掠夺性、占有性的变态人格。如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作为一家之主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力；孩子在法律上属于父亲的财产，已婚妇女也被丈夫视为有形财产来支配、控制，她们的地位与未成年人没有差别。露意莎的悲剧人生揭示出该时代大男子主义者对女性身体资源的恣意支配和掠夺，反映了女性无权的地位以及她们对自身命运的不可支配性。

三、父权制下女性主体的缺失与女性的否定

审视西方的思维范式，对女性身体的贬斥只是否定女性的思想链条中的一环，其终极目标旨在由否定物质性的身体导向对女性精神的否定。身体的“属下”特质被用来说明女性“他者”身份的合理。其中的霸权逻辑昭然:女性不能以自己为“目的”，不是拥有个人意志的主体，女性是无个人面目的女性群属。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理想女性形象是服从男性权威且缺乏经济独立的弱女子。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这种形象通过劳动分工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男性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负责在外挣钱养家，女性则无偿从事家务活动，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男性。在这个意义上，男权制与家庭结构相结合构成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在双重的压力下失去了主体意识。从这个角度看，狄更斯的性别观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描写了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精神的、肉体的，他在揭露妇女在精神上受到的奴役尤为可贵。在他的笔下两位女主人公——禁锢于家的葛雷硬太太和露意莎便是男权制在精神上压迫和戕害的对象。

父权制对葛雷硬太太的精神否定具体体现在她的病人角色上，小说在葛雷硬太太出场时就描述到葛雷硬太太“矮小、瘦弱、脸色苍白”，[3]是一个在精神和身体方面都非常衰弱的人；她时常吃补药而不见效，一旦她表现出有点活气的时候，又总是被那倒在她身上的沉重的“事实”压得头昏眼花；露意莎也曾说过“葛雷硬太太从来就没有健康过”。[3]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葛雷硬太太自婚后一直失去了健康和活力。为何婚姻给葛雷硬太太带来如此大的不幸？其中的根源来自于家庭对她的长期禁锢，结婚后她就很少出门，被牢牢束缚于无聊的家务活动而无法脱身。葛雷硬强塞给她的知识使她的生活枯燥、思维僵化、心灵空虚，而更为可悲的却是她身为母亲，她还将担当“家庭天使”的角色对她的子女实施葛雷硬式的精神压制。葛雷硬太太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她的家庭，她在思想中无法把握自己周围的现实，所以盲目屈从高傲的男人们给她安排的命运，而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最终又使她意志薄弱、精神衰竭而死。

葛雷硬太太的病人角色是她主体缺失的外在体现，而更深层次的精神伤害则集中体现在露意莎身上，她以另一种症状“冷漠”表现了出来。露意莎的“冷漠”最初体现在她麻木地接受父亲病态的教育上，接着她又用同样的“冷漠”来反抗庞得贝对她的精神残害，最后她因不堪忍受心灵的折磨而精神崩溃。由此可知，她的“冷漠”实质上是女性内在精神遭受压迫的外在体现，这种压迫在该小说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更为明显。因为男权制社会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工业革命时期当社会底层妇女因生活压力被迫走出家门，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妇女却完全退隐在家中，她们被从公共领域的经济生活中剥离出来，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家庭领域。大男子主义者庞得贝掌控着焦煤镇的经济命脉，与外界有着极为广泛的联系，而身为中产阶级妇女的露意莎却深陷家庭囹圄，对外界毫无所知。外界这个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将她牢牢束缚于孤独单调的家庭生活，她根本无从逃脱。

葛雷硬太太和露意莎代表维多利亚时代中上层资产阶级女性的普遍命运，她们遭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和残害却无力反抗，因此她们沦为男性眼中的“精神缺陷者”。女性主体的缺失使她们成为不自由的附庸，成为没有明确自我疆界的个体，她们不能以自身为目的，只能“堕入”他人的境地，成为服务于“他人”的手段。

狄更斯是一位对现实生活洞察入微的伟大作家。《艰难时世》真实再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严重的性别歧视、性别压迫弊端，作品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曲折的人物命运也间接表明了作者的性别立场。本文通过对《艰难时世》中一些细节的分析反映了狄更斯身上保存的些许男权意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武断认定狄更斯是反女权主义者，我们更应看到作者在作品中展现的热爱女性、维护女性的积极一面，以及他以揭露女性困境为武器展开的对当时英国男权文化的有力批判。

[1]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0-78,123.

[2]苏珊·格里芬.自然女性[M].张敏生,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30,39.

[3]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M].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1.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