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博

凯特·格伦威尔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屡获大奖：小说《丽莲的故事》（1985）赢得了沃盖尔奖，是一部体现作者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作品。它揭示了以父亲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摧残，对男性进行了有力的抨击。20世纪90年代起，格伦威尔的态度开始缓和。作品 《黑暗之地》（1994）和《完美主义》（2000）是对激进女权主义的反思和背弃。前者从男性的视角零距离地挖掘了男性内心世界，后者通过一对中年男女对自我、人生、婚姻以及世界所进行的全面反思，倡导两性放弃完美主义态度，走向调和。一些作品更是超越了女性这一话题，回顾了澳大利亚的过去，并就历史上人与人，尤其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她最有影响的国际性著作《神秘的河流》就是一例，它获得了2006年的英联邦作家奖。

澳大利亚早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最初一直居住在澳洲大陆上的土著黑人。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欧洲人有显著的不同，他们没有种植业和畜牧业，依靠狩猎、捕鱼与采集为生。他们钻木取火，交换物品，进攻和反击时用石块和长矛，一切取自于自然。他们的首领往往是年老者，节日庆祝时聚众高歌劲舞，作战方式独特，“一是在晚上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杀死仇敌，完成‘血亲复仇’后即迅速退走。二是在公开进行战斗时，把老人、妇女、儿童安置在林边，斗士手持武器冲上去，发出可怕的喊声，每人找自己的仇敌厮杀，当敌方有两三个倒下，长老们便宣布纠纷结束，停止战争，恢复和平”。[1]63总之，在1788年前，澳洲黑人的原始社会制度概括起来说有这样一些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分化。”[1]261770年，英国海军上尉詹姆士·库克沿东海岸航行，获得了新的发现，然后他以英国王室的名义宣布占领了这个地方，命名为新南威尔士。此后的一些年里，移民开始了对这片土地的探索、定居、占有和征服。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殖民白人与土著黑人之间的冲突。文化霸权也就成为统治者解决种族、阶级和性别等纠纷的一种主要手段。

“霸权”一词原来主要用来形容一国对他国的支配行为。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将它延伸到文化领域。他在代表作《狱中札记》（1971）中说明了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赞同”来构建其统治的，即使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并不一定代表从属阶级的利益。葛兰西就此帮助人们认清了意识形态的巨大作用，提醒人们“臣服和意识形态是殖民统治过程中的绝对中心问题”。[2]31而由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在一个地区的占统治地位的相同阶级或成分也可以在另一个地区处于被统治地位”。[3]121殖民早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就常处于霸权与被霸权这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早期的移民多是英国流放的囚犯，他们受到本国上流人士的管制和监督；另一方面，获得假释的前囚犯占据了土著人的土地，自己成为了统治者。这就常常造成许多态度和联合的含混和矛盾。本文试从种族、阶级和性别三方面着手对小说《神秘的河流》进行解读，意在揭示其反映出的殖民时期，白人对黑人、绅士对下等人、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在文化上的多重霸权统治。

一、种族

“种族”这一概念曾被老殖民主义者用来对人类加以区别，如白人、黑人、黄种人等，再给这些已经区分开来的范畴赋予“科学的固定的特征”。但是后殖民研究者弗兰茨·法农揭示了这种分类的意识形态性，指出所谓的“科学”缺乏历史依据和事实证明，实乃社会范畴而非生物范畴，反映的是某一群人对另一群人“一厢情愿”的看法。由此产生的种族差异“常常导致‘结构性不平等’，不仅使欧洲帝国主义者进行种族压迫、经济掠夺和人口灭绝合法化，而且使一整套的价值评断成为思维定式”。[4]117格伦威尔的《神秘的河流》就是通过索尼尔个人的经历，展现了澳大利亚早期殖民时期的景象，突显了英国流放犯人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冲突，即白人与黑人之间长久存在的种族问题。

法农在 《黑皮肤·白面具》（1952）中写道：“存在论——一旦它被公认为排除了客观存在——并没能让我们理解黑人的存在，因为黑人不仅仅必须是黑颜色，他的黑色还必须是相对白人的黑色。”[5]494也就是说，黑人根本没有本体意义上的反抗意识，他们的存在被强加于他们的文明给抹掉了。小说中，索尼尔随布莱克伍德首次探访神秘的河流时，他惊讶地询问伍德是怎样得到百亩土地的。伍德不假思索地说：“这地盘根本就不存在向上提要求的事……坐在地上，挺直坐好就行了，这就是他们要求你做的全部的事。”[6]100这一答复看似荒谬、不可思议，却道出了当时英政府的态度，真实再现了他们的霸权主义行径。他们根本无视长久居住在那里的土著人的存在。在殖民主义进程中，定居者占据的土地被给予了特殊曲折的对待。着重强调土地广袤的同时，也强调了它的“空旷”。在澳大利亚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早期采用的法律术语“无主地”。定居者们相信土地是空旷的。“只有空旷的土地能够用来定居；已经被他人占据的土地只能通过入侵来获得，那在具有19世纪早期和中期道德倾向下的不列颠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7]33因而澳大利亚本土的土地需要被清空，这样才能用话语和牧群加以填充。起初总督还宣布在“第二支流”下游不准再有白人居住，但随着殖民范围的扩大，黑人开始反抗。英政府则以黑人掠夺和残暴为由，派人进行清剿。殖民者也借机对黑人进行屠杀，把他们驱逐出自己的地方。

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无论是官员、民众，还是囚犯都抱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自视高土著黑人一等。除少数人如布莱克伍德、赫林太太和迪克外，多数都持敌视态度。小说的主人公索尼尔虽看似对黑人有一丝同情，但骨子里的霸权意识丝毫不减。首先，是在对土地的占有方面。索尼尔举家搬到那块他心仪已久的拇指形的土地上的第二天，便计划开垦一块玉米地。大儿子威利发现他们选中的那块地已经被开垦了，索尼尔心里也清楚，那可能是土著人干的。但在他的意识里，土著人是不会种庄稼的。于是，他违心地说道：“不过是野猪之类的干的，或者是鼹鼠，一定是那些家伙。”[6]134对土地的占有欲望，使他迫使自己不去多想，把土里的雏菊都翻了出来，种上了玉米。当天，索尼尔与黑人第一次出现了正面的冲突。索尼尔振振有词地称那里是自己的地方，让黑人去别的地方。后来从伍德嘴里得知这些雏菊实际上是土著人的食物，只要被挖出来，就很难再成活了。此后，索尼尔也通过交换的方式与土著人和平来往了一段时间，但他却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土著人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视他们为下等人。

在关于《神秘的河流》的一次三人对话会上，格伦威尔代表澳大利亚白人祖先，表达了自己对土著人的歉意。她坦言：“小说探讨的核心就是入侵与归属问题。在我看来，我的祖先以前所做的事情虽让我受益良多，但如今我也应该承认并为祖先的所作所为道歉。”[8]39格伦威尔意识到白人与黑人都是人，只是肤色上不同，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也不应该存在谁高谁一等之说。她在描写迪克与黑人孩子玩耍时，就这样写道：“他肤色是白色的，那些孩子的是黑色的，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和粼粼的波光里，却看不出有什么分别。迪克和他们一起跑着，叫着，笑着，俨然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兄弟，只是肤色比他们稍浅一些。”[6]205索尼尔在黑鬼溪看到那个中毒男孩时，也有类似的发现：“头发下面额骨的形状，跟他自己的并没有什么区别。”[6]271在那一刻他有了一丝恻隐之心。但是文化的差异，加之自己对土地的占有欲，使得他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本是土著人节日庆祝的歌舞集会，被当做是战阵舞，觉得黑人要发起进攻，自己得先下手为强。这是典型的法农称之为“黑人恐惧症”的东西。在自己的玉米地遭袭后，索尼尔被激怒了。他认为自己辛辛苦苦耕种出来的粮食被抢走了，却丝毫没有反思自己当初为了生计也偷过东西，还强占了土著人的土地，毁坏了他们的食物的事实。土著人离开后，萨尔过到他们那边去。当看到所有的东西井然有序，她意识到了自己才是入侵者：“他们还在这儿……他们的祖母，还有他们祖母的祖母，一直都在这里。”[6]281矛盾进一步激化发生在白人殖民者赛吉提被黑人的长矛刺死之后。索尼尔等人在斯迈舍的教唆下，驾“希望号”对伍德住处附近的黑人发起了进攻。而此行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为了赛吉提的死本身，而是黑人对白人的冒犯导致了种族矛盾加剧，进一步激发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权意识，想要把黑人驱逐干净。全然没有意识到赛吉提的死，是他咎由自取。他残忍地毒死了居住在黑鬼溪的所有黑人，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他的死是黑人复仇的结果。这次突袭的场面非常残忍，与传说中的黑人的“残暴”相比，毫不逊色。仍是囚犯身份的奈德和丹对付起黑人来却毫不手软。索尼尔由于恐惧，一直未射中。但是在斯迈舍中矛倒下的一瞬间，他居然一枪打死了黑人首领长胡子哈利。斯迈舍常因黑人拿了他的东西，而残忍地杀死或砍下对方的肢体作为惩戒。他的作恶多端一直使索尼尔很是厌恶，但与种族威严相比，索尼尔这时毫不犹豫地跟他站在了一起。

事后，索尼尔似乎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些后悔，想通过帮助残疾的杰克来赎罪。但他却是完全以主人的姿态进行施舍，行为虽不粗暴，但充满了霸权色彩。索尼尔想让杰克学会白人的生活方式：种地和穿衣，遭到拒绝后，愤然离去。而事实上，这行为是比占有土地更高一层的文化霸权。我们从杰克用英语表达的拒绝和随后说出的 “这里是我的……我的地方”中不难看出，这时白人的文化早已被渗透到了土著文化中。早在与黑人的初遇时，索尼尔和萨尔就试图通过命名的方式来同化土著人，于是也就有了小说中的长胡子哈利、黑迪克、杰克、波莉等称呼。而这种命名又是相当任意性的。起初索尼尔管那个高个子黑人叫鲍勃，再次见面时，又改称他为杰克，两者之间毫无联系。可见，对于白人殖民者来说，土著黑人是无足轻重的。索尼尔还让他们跟自己学习如何用英语来说自己的名字，表现出一副统治者的姿态。小说再现了白人殖民者是如何以种族差异为由，把土著人作为野蛮人来对待，占有他们的土地，侵入他们的文化，从而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的。

二、阶级

在种族问题上，白人殖民者维护自己和本民族的利益，对土著黑人表现出了强烈的霸权意识。同样，在白人内部，由于阶层差异的存在，文化霸权仍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由于经济资源使用的方式和从中受益的人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阶级间的冲突。更具体地说，斗争会发生在通过拥有自然和人类资源而控制生产方式的资本家和提供劳动力并使雇主受益的无产阶级之间。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主导阶层用他的权力使得现有的系统看起来，既具有逻辑性，又很自然。这个系统使得无产阶级陷入资产阶级想要他们持有的身份和价值感中，并允许主导阶层始终处于掌控位置”。[9]93当时的英国社会就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制度。因而，出身低微，并有过囚犯经历的殖民者索尼尔虽在黑人面前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优越感，但在白人绅士面前却始终抬不起头来。

索尼尔家境贫寒，在船主米德尔顿先生那儿当学徒，也因此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上流社会的事情。索尼尔瞧不起那些乘坐他船的上等人，认为他们虚伪和傲慢，但在1793年那样等级分明的年代里，“索尼尔只能被那些矫揉造作、脂粉气十足的男人们呼来唤去，在他们看来，索尼尔不过是一个系船柱而已。”[6]31后来索尼尔娶了船主的女儿萨尔为妻，自认为终于可以摆脱儿时那种挨冻受饿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随着萨尔父母的离世，唯一的居所也被证实是租来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从那时起，索尼尔就期待着有一天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不用再看着别人的眼色过活。对拇指形土地的渴望就源于归属感的缺失。船夫的收入微薄，养活自己尚且勉强，就不用说一家人了。生活再度陷入拮据的索尼尔在为雇主工作的同时偷货物来维持生计。格伦威尔对此的记述，表达得更多的是对以船夫为代表的下层人民困苦生活的理解和同情，以及对等级制度的厌恶感。一次偷窃失手，索尼尔被捉，送上了法庭。格伦威尔对于审判法庭一开始的描述就充满了讽刺意味，“欧德贝利法院审判庭像个熊坑……法警们懒洋洋地靠在墙上”。[6]58随着案件的审理，“漫不关心”、“懒洋洋”、“体态臃肿”、“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等词接连出现在对法官、法警和律师的描写中。审判法庭原本是严肃的场所，应对案件做出公正的裁决。但大家包括来自统治阶级的法官都对案件表现得漠不关心，审判结果被夸张地说成在“两次心跳相隔的瞬间里”产生了。同样一句辩护词“我像未出世的孩子一般无辜啊”，有的人逃脱了惩罚，有的人却被判了绞刑。生死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形同儿戏，弱者全无抗争申辩的机会。这充分体现出了统治阶级对下等贫民的霸权政治。

索尼尔幸免一死，被流放至新南威尔士。经过辛苦劳作，索尼尔一家的日子逐渐有了起色，他后来获得了假释证，又被彻底赦免。然而无论他有多风光，囚犯的名字却很难被洗刷掉，等级观念在人们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一点索尼尔心里十分清楚。相比之下，那些绅士无论变得多么落魄，面对原来的囚犯仍能趾高气扬，显得高出一等。被赦免后，为了能多赚些钱，索尼尔到码头挑选新到的囚犯做帮工。在那里，偶遇当初载他来悉尼的“亚历山大”号的船长。财产挥霍一空的船长对索尼尔毫不客气地说道：“罪犯的面孔我是从来不会忘的……威廉·索尼尔，‘亚历山大’号的流放犯。”[6]166索尼尔没有反驳，避开了船长的目光。而船长并没有作罢，继续讽刺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往后退啊小子……你怎么这么招苍蝇啊！”[6]166索尼尔面对这些侮辱一言不发。还有一次，总督派人来围剿黑鬼溪的黑人。因为索尼尔是刑满释放的囚犯，派来的人根本没有正眼瞧过索尼尔全家一眼，连一杯水都不愿意接受。这一切，索尼尔都默默地忍受了。可见，霸权统治的威力非同一般。不同的是，在面对自己挑选的囚犯帮工时，索尼尔则如统治者般摆出了高高在上的架势。帮工之一是索尼尔早年在伦敦的一个熟人，当对方认出了索尼尔，激动地叫道：“威尔！我是丹·欧德菲尔德啊，还记得吗？”[6]168索尼尔却冷冷地答道：“你是不是忘记了规矩了，丹·欧德菲尔德……叫我索尼尔先生，丹·你最好记住。”[6]168在索尼尔看来，那时自己虽不如那些绅士，却比囚犯的地位高得多。“先生”、“太太”是对地位较高的人的称呼，代表着一种尊严。每当有人这样称呼自己，索尼尔都会感觉到非常舒坦。虽是旧相识，索尼尔对丹却仍旧呼来喝去，在酷暑下也不允许他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丹虽不愿意，但由于主仆的关系，也没有办法。

格伦威尔刻画的索尼尔就是这样一个处于白人社会底层，努力向上爬，却永远也进入不了上流社会的形象。萨尔曾多次劝说索尼尔搬回伦敦去，索尼尔都委婉地拒绝了。其原因一方面是割舍不下自己辛辛苦苦耕种的土地，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曾经是流放犯），属于同一阶层，自己可以过上上等人的生活（比如说穿上有绅士风度的靴子）。而回到伦敦，意味着，“他们被太阳灼黑的皮肤和殖民者的生活方式，会让他们和那里的一切格格不入”。[6]311那到底什么是阶级呢？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吸收并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他看来，行动者主体为了获得利益，借助自己的资本在特定的社会场域或社会空间里相互斗争；而在场域或社会空间中位置相近的人，就构成一个阶级。换言之，阶级指的是，“在社会空间中，一群有着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由于这些行动者具有相同的位置，便有了相同的生活处境，因而也会有着相似的秉性。这些相似性，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们具有共同的实践”。[10]6于是，索尼尔虽然穿上了靴子，有着宽大的庭院，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他举手投足之间仍旧仅仅一副殖民者气派。他曾找一位绅士为自己画像，手里还拿了本书，后来却发现那本书居然放颠倒了。这一描写的讽刺性是显而易见的了。

三、性别

在《神秘的河流》这本小说中，格伦威尔着重描写了澳大利亚的过去，集中表现了种族和阶级问题中突显的文化霸权。但作为一位善于书写女性境遇的女权主义作家，格伦威尔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女性的书写，特别是忍受着双重压迫的“属下”——黑人女性。她们既是“黑人”，又是“女性”，在白人男性的霸权统治下，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属下”（或“属下阶级”）是葛兰西使用的一个词汇，指的是他所关心的知识分子在属下文化和政治进入霸权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1988）一文中则认为：“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路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地抹去了。”[3]125从而把妇女问题作为主要属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属下究竟能不能说话”的问题上，得出了以下结论：“这种‘属下’根本就没有可能说话，因为他们即使发出声音，发出的也是‘他者’或者资本主义文化赋予的声音，而不是自己的声音。”[11]28

这一观点格伦威尔在小说《神秘的河流》中就有所体现。她多次从白人男性的视角描述了赤裸的黑人女性的身体，一些部位和行为的描写言语夸张，充满了贬低和蔑视之情。黑人是下等人，那么对于殖民地的绝大多数白人男性来说，黑人妇女就是“下等中的下等”，她们的存在与否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折磨和玩弄黑人女子也似乎不是什么罪过了。一次索尼尔去斯迈舍那里买狗，就遇到了这样的场景。他发现屋里蹲着一个人，“一个黑女人，缩在墙边痛苦地喘着气，索尼尔看见她嘴里的牙齿泛着光，身上有好多处锁链磨破的印记……”[6]245斯迈舍命令黑女人出来，鞭子随之抽在了她的背上。斯迈舍占有了这个女人，并无耻地邀请他人一起享乐，完全没有把她当做人来对待。这样的白人男性大有人在，不仅限于斯迈舍。索尼尔虽然没有羞辱黑人女子，但他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很冷漠地对待这一切。黑人女性面对白人男性的凌辱和霸权，无从反抗，只能默默地忍受。作为“他者”的她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驱逐布莱克伍德地方附近居住的黑人时，索尼尔一行人等也完全没有考虑到黑人女性是弱势群体，她们不会使用长矛等武器，是不会对白人造成什么大的威胁的事实，全部杀死，一个也不放过。在突袭中，有的黑人女子甚至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命丧黄泉。索尼尔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惨剧，“……她脸上惊讶的表情，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张着似乎正在表达自己的疑问——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刻，她的膝盖一软倒下了”。[6]298格伦维尔对于白人男性霸权行径的描写，意在展现她对深受双重压迫的殖民地女性的同情，和对残暴的白人殖民者的谴责。

综上可见，《神秘的河流》揭示了统治阶级是如何在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上实行文化霸权的，是格伦威尔对澳大利亚早期历史的深刻反思。它的问世突破了女权主义视角的局限性，为格伦威尔澳洲题材的创作开辟了道路。此后，格伦威尔又接连出版了《海军上尉》（2008）和《莎拉·索尼尔》（2011）。前者基于海军上尉威廉姆·道斯的历史笔记，讲述了第一舰队的一个士兵与一个年轻的盖迪该尔族女孩之间的友谊，再次探寻了澳大利亚过去白人与黑人的复杂关系。后者是《神秘的河流》的序曲，续写了威廉·索尼尔最小的女儿的经历，是关于秘密和谎言以及如何对待过去不光彩的遗产的故事。三者形成了一个有关澳大利亚过去的三部曲。其中，《神秘的河流》是对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生活最直接、最真实的写照。另外，这部小说中呈现的自然环境等的细致描写，也使得对于它的研究不限于单一的文化视角，有着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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