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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漫话》出自著名的掌故学家徐一士之手，是连载于《京报》三年之久的长篇小说批评。《小说漫话》中保存了大量的小说研究可供参考的材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此外，《小说漫话》还比较集中的展示了徐一士小说批评的全貌。然而长期以来，《小说漫话》却尘封在民国的旧报刊中，不为人所知。本文首先介绍《小说漫话》的文献状况，包括《小说漫话》曲折的出版发行情况，其中所引录文献的价值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徐一士在家学背景下的小说研究，以及他将掌故学融入小说批评的方法和成绩，以期形成对徐一士小说批评更完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徐一士 《小说漫话》 掌故学批评

徐一士，原名徐仁钰，是近代著名的掌故学大师。胡适和瞿兑之对徐一士的掌故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掌故学领域的大获成功相比，徐一士的小说批评所引起的关注要小的多。其子徐泽昱所写的《缅怀先父徐一士》主要谈的还是他在掌故学方面的成绩①。到目前为止，对徐一士小说批评进行深入研究的，只有竺青先生的《〈负曝闲谈〉评考者徐一士考略》。在这篇文章中，竺先生谈到徐一士对晚清小说所描写的社会情境亲历身知，所以他的评考带有真切的生活体验，对于时代暌隔的后世读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②。竺先生还把徐一士的文史笔记中涉及小说批评的片段勾稽了出来。这些都是徐一士小说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徐一士一生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将掌故学与小说学并重。民国初年，他初到北京之时，就开始着手域外小说的翻译。发表在《新中国报上》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二十年代，徐一士担任《京报》副刊《复活》版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个版面刊登了不少小说和小说评论。著名小说家陈慎言是该版面的常客，曾在《复活》上连载《断送京华记》；“雁声”发表过《今后南北小说界之沟通》、《现代长篇小说之派别》等多篇论文；黎锦熙谈论过章回小说的版本问题；“袖手”评论过《儿女英雄传》等等，总之，《复活》版面热闹非常。本文将要谈到的《小说漫话》就是发表在《复活》版的作品之一。

《小说漫话》连载于《京报》有三年之久，批评的对象涉及《儿女英雄传》、《水浒传》、《九命奇冤》、《负曝闲谈》、《三笑姻缘》、《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七部作品。《小说漫话》虽然文笔散漫，但与徐一士文史笔记中那些小说批评的零星片段相比，能够更集中的反映他小说批评的全貌。徐一士曾在《与胡适之博士一席谈》中提到过《小说漫话》③，信手写来无关宏旨，所以读者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将其忽略。本文对这一材料加以介绍，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小说漫话》的刊载与出版

《复活》上的《小说漫话》从1930年的4月1日到1933年的9月11日，总共连载了三年，中间有短暂的间歇，亦存在期号错编的情况，连载的期数大致在1038期左右。《小说漫话》的第一期评的是《水浒》，《小说漫话》的总标题下标(一三三)，《水浒》小标题下标(一)。让人颇感费解的是这个(一三三)的标号，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把第一期标成(一三三)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谈到《京报》的第三次复活。实际上1930年的4月1日也正是《京报》第三次复活的时间。在这一天《京报》的《复活》版上有这样一条启示：

京报于十八年十月三日晚，突遭南京政府封闭，本刊亦随之骤然停刊，所有长篇小说《断送京华记》及其他各稿，如《辽金元明清都城变迁考》，《艇尸》，《冁然録》，《联话》，《日本的浴室》，暨《谈话会以后》，均有余稿，未能结束，兹幸春回大地，京报第三次复活，于今日出版，本刊亦得与读者诸君重见，上述未完各稿，自应继续登载，俾观全豹，惟此次京报复活，成报并入合作，成报之《新岸》，亦与本刊合并，而成报之读者，大部即系京报读者，故为双方兼顾计，《新岸》诸稿仍继续登载，新稿则暂停，腾出地位，尽量补登前《复活》未完之件，俾于最短期内，可将旧稿告一结束。此后更当精择材料，以答爱读本报诸君之雅意，并祈时赐，指导为幸。

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京报》在1929年10月3日被南京国民政府封闭以后积压了大量的稿件。而《京报》的《复活》与《成报》的《新岸》合并后，《新岸》未载完的稿件同样需要发表。因此，复活后的《复活》版急需把这两种未连载完的作品都发表出来。那么，《小说漫话》的前一百三十二期就极有可能在1929年10月3日以前的《京报》，或是1930年4月1日以前的《成报》中。笔者经过一番调查，果然在《成报》中发现了前一百三十二期的内容。这样一来，《小说漫话》的总期数就可以增加一百多期。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成报》并不完整，缺了整整一个月的内容。《成报》创刊于1929年的11月3日，11月的《成报》既不可见，《小说漫话》的前28期也就付之阙如了，着实令人惋惜④。

《小说漫话》采用夹评的形式，评语被放置到了引文当中，没有字体、字号上的区别，信手写来比较随意。《小说漫话》的大部分自1933年连载结束之后就再无人问津，长期以来一直湮没无闻。唯有《负曝闲谈》部分到后来获得了修订增补的机会。1933年《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编辑程天庐向徐一士约稿，希望刊发一部孤本小说。徐一士就把《负曝闲谈》交给了他。很快，也就是1933年的5月10日，带有徐一士评考的《负曝闲谈》就在《青光》上发表了出来。《青光》版的评考与《小说漫话》有很大的不同。评考的内容已经从原文中提取出来，放到了每一回的末尾，字体未变，但是开头较正文要低两格。《青光》版的评考在原来《小说漫话》的基础上增补了不少内容，做到了每一回都有评考。由此看来，《青光》版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已经非常完善。1934年上海四社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的单行本，几乎是原样照搬。可见，徐一士在修订过程中下了不小的功夫。

二、《小说漫话》的文献价值

《小说漫话》总共分七个部分，这七个部分所讨论的论题各有侧重。以下是各部分的主要内容：

1.《儿女英雄传》。这部分主要关注《儿女英雄传》中所隐含的社会史史料，从中发掘出被人遗忘了的晚清旧事。

2.《水浒传》。从掌故学的角度讨论《水浒传》的成书时代。品评《水浒传》中的人物。其中对林冲的分析最精彩，提出了“景不负人，人不负景”、“匣剑帷灯”等美的意境。

3.《九命奇冤》。将《九命奇冤》与蓝本《警富新书》对读，看作者吴浇尧是如何点石成金，将一本庸俗的小说化为曲折动人的故事。

4.《负曝闲谈》。通过大量的引用文人笔记中的话柄、民间传说中的轶闻，以及见诸报章的新闻评论等，揭示出《负曝闲谈》对晚清社会各阶层的描写，上至朝廷大员，下至江湖行骗的医师，大都有生活的原型。这就说明，《负曝闲谈》对研究晚清的社会生活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5.《三笑姻缘》。这部分主要批评了牵强附会的索隐方法。

6.《老残游记》。批评《老残游记》在梦境描写之前缺乏足够的暗示，行文显得过于突兀。不仅读者感到被愚弄了，连全知的著作者也似乎被蒙蔽了。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之间的切换问题。这部分着重讨论的是小说中“清官误国”思想的实质。徐一士对这一思想的来源做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看法。

7.《儒林外史》。结合国语运动，谈《儒林外史》的艺术。介绍清朝的学校、考试制度、应试文章的情况，并讲述一些与此相关的逸闻趣事。

《小说漫话》所讨论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在已有的小说批评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小说漫话》引用了数量可观的小说批评的文献。金圣叹、鲁迅、胡适、蒋瑞藻、钱静方、解弢等人的著作，引用频率最高。还有一些专著虽然流传不广，比如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这部书采用索隐的批评方法，附会之处很多，但是作为小说批评的现象，不能简单的予以忽略。在这方面，《小说漫话》有保存文献之功。

《小说漫话》引用了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徐一士看到的本子是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印行的。这是一个从日本版的《水浒传》翻印过来的本子，据《凡例》所说，正文中本来应该有标点并插有版画，但在印刷过程中，这些成分都被删去了。最重要的是，徐一士所见的《新评水浒传》仅有第一册。这种情况可以证实学界对《新评水浒传》版本的一些推测。马蹄疾在《水浒书录》中说：“今所存者只第一册，未见第二册出版。此云第二册已付印，可能未印成即遭禁毁。”⑤可见，马蹄疾先生的推测是大致不差的。

除了单行本的专著之外，《小说漫话》尚有两种文献来源，一种是徐一士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一种是他在旧报纸上看到的。

徐一士特别喜欢与朋友谈论小说，他往往能从中收获很多有价值的观点。王小隐告诉他汪元放《水浒传》标点的几处错误；周大绪向他讲述《水浒传》可“资用兵者取法”的妙用；王晓航跟他讲刘铁云结交名士，收藏古物的轶事等等。徐一士曾经与傅芸子谈论《儒林外史》的版本问题。傅芸子告诉他，自己藏有嘉庆八年(一八0三)“卧闲草堂”本，比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提到的“最古本”即嘉庆丙子(一八一六)“艺古堂”本要早了十几年。为此，傅芸子还专门写了一封书信，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本子的情况⑥。除此之外，他还推荐了两种相关文献作为参考。一种是日本京都大学所藏的同治乙巳(一八六九)“群玉斋”活字本《儒林外史》。此本虽然年代较晚，但在中国比较罕见，对专门研究《儒林外史》的版本有很大的帮助。一种是他译介的小川环树(日)的《儒林外史小说之形式与内容》，对开拓学者视野来说，不无裨益。

徐一士所摘录的报刊文章中，有一段是关于刘铁云遗著的内容，出自《国闻周报》。《国闻周报》在1932年的第15期中登载了刘铁云遗像、遗著、遗墨的插图。据徐一士推测，这些材料应该是周耀西从刘氏后人那里得到的。周耀西供职于《天津大公报》与刘氏后人相熟，且一直从事刘铁云的研究，所以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在这些插图中，有刘铁云未发表的遗著《老残游记外编》卷一中的手稿一页，署名“鸿都百炼生”。徐一士认为这则材料的发现可以解决当时学界中的一些疑惑。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残游记》并非刘铁云一手写定，其中杂入了他人的笔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谈到《老残游记》时说：“或云本未完，末数回乃其子续作之。”⑦这种说法是颇为可疑的。徐一士指出倘若原书未完成，刘铁云又怎么会弃之不顾，另起炉灶去做外编呢？可见，《小说漫话》中保存的材料纠正了一些学术观点的误差，还是很有价值的。

三、家学背景中的小说研究

据《义兴洑溪徐氏家乘》⑧卷七记载，徐一士是义兴洑溪徐氏宗族复斋公世系的第二十三世孙。祖父徐家杰与李鸿章同榜，相交甚厚。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铸都是推动变法，倡导新学的中坚力量。这是一个在近代中国声名显赫的家族，祖孙三代皆擅昆曲，对于小说也多有涉猎。

在这个家庭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用小说来教育儿童。徐一士多次提到父亲为他讲读小说的情况。《一士类稿》序中说徐一士少时体弱，父亲徐致愉亲自为他授课，除经史子集之外，还要涉及一些小说。这其中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厢记》等⑨。关于授课的具体情形，《小说漫话》提供了更为生动的细节：

“小说能移人性情”，是余所身历者也。犹记七八岁时，每晚家人围灯讌坐。听先子〔父〕说封神演义。余日间即以环形镇纸，系以巾带，掷向空中，观其坠落，以拟哪吒之乾坤圈。至十一二岁，听隋唐故事，慕瓦岗寨英雄聚义。

此段材料写晚间讲谈小说的闲适箫散，写儿童痴迷的情状，历历如在眼前，是饶有兴味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徐氏三代以小说传家的一个缩影。

徐氏一家何以选用小说教育儿童呢？实际上，取小说以为童蒙教育之资，正逐步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比如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主张儿童教育应该兼及说部书。再如张謇非常爱读《儒林外史》，据其子张孝若回忆，他还“拿这部书给家人当功课读”。这样的例子很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徐氏一家正顺应了这一潮流。徐一士的伯父徐致靖叮嘱外孙要好好的阅读《红楼梦》，待日后白话文兴起之时会大有用处。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氏以小说传家背后的实用目的。

在浓厚的小说研究氛围中，徐氏三代人也产生出了一批小说批评的成果。可惜的是不少都没有保存下来。徐一士曾提到他的父亲徐致愉有手批本《红楼梦》。冯其庸先生的《红楼梦大辞典》加以收录，此本未见，不知现在尚存人间否。我们如今也只能通过零星的记载了解徐氏一家小说批评的特点。首先，徐氏一家的小说批评比较讲究个性和独创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徐致靖讲说《红楼梦》的一段轶事中见出端倪。

据许姬传回忆，徐致靖曾应陈曾寿之邀到苍虬阁赴宴，席间看到了俞恪士所藏的戚本《红楼梦》。俞恪士藏书甚富，多系满廷内藏珍品，素以假托代友收买，买后又秘藏不轻易示人。此番所见实属难得，徐致靖一时兴起为陈苍虬、陈散原、冒鹤亭等人讲解《红楼梦》，语出惊人，观点独特。徐致靖以为不必追究《红楼梦》故事发生的年代，从原著中索隐才能见出真意。他认为“绣春囊”是薛宝钗的。薛宝钗不仅是个淫逸的女子，而且粉面蛇心，手段阴毒。此论一出，四座无不感觉新鲜有趣。

另一方面，由于徐氏一家的小说批评是作为家学传授的，加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所以之间难免具有一些相似性。比如徐仁铸所谈的《红楼梦》与徐致靖的大致相同，而徐一士所谈的《红楼梦》同样与徐致靖也有几分神似。这种同与不同，在徐一士与他的四哥徐凌霄之间，体现得最为明显。徐一士的《小说漫话》有一部分是对《老残游记》的批评。徐凌霄在《京报》的《图画周刊》上发表过《老残游记校勘记》，在《中国公论》上发表过《“老残”与“清廉”》。二人对于《老残游记》抨击糊涂“清官”的问题，所持见解不尽相同，对《老残游记》在掌故上的失误也多有指摘，不同之处居多。但是在讨论趵突泉的高度问题时，观点和文字却大致相同的，有讨论过的迹象。

由此看来，徐一士的《小说漫话》是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产生的，既是徐氏几代人研究小说的积淀，又是他个人在小说批评上的成绩。

四、掌故学视角的小说批评及其创获

在小说批评中，徐一士有意识的发挥自己在历史掌故方面的特长，努力发掘保存在小说中的民俗制度和典章旧闻。他从《儿女英雄传》中找到了反映道光年间河工状况的重要史料，以及旗人家庭日常起居的民俗材料。他在《负曝闲谈》中看到了晚清“志士”这一特殊人群的种种劣迹，以及冒牌名医做法骗人的滑稽丑态。我们把这种以历史民俗为视角的小说批评称为掌故学批评。徐一士在《小说漫话》中对掌故学批评做了方法论的阐释，他说：“中国旧史家，类皆重政治而轻社会，详帝室而略民间，故民风、士习，有不能得诸历史而可遇之小说者，小说之足为史料，斯尤其著者也。”在他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多少能够看出一点“补史阙”的影子。徐一士的这一观点在近现代学者中很具有代表性。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说：“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种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陈独秀在《红楼梦新叙》中指出“中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所以小说会兼具历史的作用。因此，“我们要研究前代社会状况，读小说往往好过读历史”。民国时期，郭沫若在重庆出版了一部手抄本小说《剿闯小史》。这部小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明末清初之际，尚未付梓就被满庭禁毁。郭沫若为这部小说写了一个跋，在这篇跋中，他指出这部小说“作为平话小说，实甚拙劣，但可作为史料观。”而他所写的《甲申三百年记》就多取材于这部小说。这些例子表明了近现代学者对小说写实的理解。

以上介绍了徐一士掌故学批评方法及其依据。我们接着来谈谈《小说漫话》中两个掌故学批评的具体实例。

1.掌故学批评与作品断代。胡适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明代中后期。他的这一论断基于一种文学进化的观点。他认为宋元时代的水浒故事艺术手法粗糙，情节尚处在自由发挥的阶段，所以，像《水浒传》这样艺术圆熟的作品产生年代不会太早。徐一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严格遵循文学进化的轨迹容易忽略某个作家天才特出的可能性，更可靠的方法是找出小说中隐含的历史的信息，并把它们作为可供参考的时代坐标。徐一士比较赞赏程瞻庐的《水浒考证》。程瞻庐在该书中指出《水浒传》“文中之论调之词采之习惯，均不脱宋代之旧”，因此它的作者“倘非宋人，当系元末明初人”。徐一士在程瞻庐《考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条新的证据。比如《水浒传》称公孙胜为“先生”，道士尊称为“先生”，是宋元间流行的说法。再如《水浒传》中写到了军营中的“天王堂”。宋代军营奉祀天王，也是有史可考的。此外，《水浒传》中有“几贯盘缠”的说法为当时的流行语，意为“稳拿几贯盘缠”，可与辽僧行均的《龙龛手鑑》相参看。

2.掌故学批评与作家心态研究。《老残游记》痛斥糊涂“清官”，将一群清廉得“格登登的”的“好官”描画成了愚鲁的莽夫，这些人真令人有深恶痛绝之感。刘铁云指出有一些糊涂官自命不收银钱便是清廉，便可以任着性子胡作非为，小则枉杀人命，大则贻害国家，实在比那些赃官还要可恨。因此，他大声疾呼：“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俨然成了讨伐“清官”的战斗檄文。刘铁云何以痛恨清官到如此境地？徐一士指出对于“清官”的厌弃是庚子国变后社会上的一种潮流。庚子年惨痛的记忆怎能不使人对罪魁心生怨尤呢。而朝廷惩办的一批人中，有不少就是久负盛誉的“清官”，于是，社会上对“清官”的信仰也就逐渐消失了，甚至还出现了溢恶的现象。刘铁云正是受了这种潮流的影响，他声称对于“清官”杀人误国，是“亲目所睹”的。他把民族惨遭屠戮的所有罪责都归结到了徐桐、李秉衡、刚毅、毓贤这些人身上。对刘铁云的这种说法，徐一士并不以为然。

徐一士精通掌故，对其中的原委非常熟悉。他指出国难的真正罪魁是西太后，而那些“清官”只不过是奉旨行事，跟着老佛爷傻干蛮干的替罪羔羊罢了。西太后为逞一己私愤，耸动大臣胡作非为。炮轰使馆街，支持义和团，下令杀洋人，都是西太后的主意。那些牛脾气认死理的“清官”把这些都当作报效朝廷的好机会。毓贤出任山西巡抚时，大肆屠杀传教士和信徒，确实不无凶残的地方。但是他的此种举动也是为受欺压的百姓出气，因此，他在山西的名声很好。对于李秉衡，徐一士更是为其鸣冤抱屈。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之时，李秉衡正在巡阅长江。得到消息后，他马上带兵北上勤王。虽然最终兵败自杀，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个英雄。如果说毓贤有滥杀无辜之嫌的话，那么李秉衡带兵截击八国联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曾想给李秉衡日后带来麻烦的，反倒正是他的这一义举。庚子之役后，清廷迫于列强的施压要惩办一批大臣，其中就有李秉衡。厚颜无耻的西太后不仅把原来所赐的谥号收回，而且还给他判了一个斩监侯。徐一士给西太后的赞语“世上无难事，只要老面皮”，真是传神的妙笔。丑态百出的慈禧回鸾后总该给“洋大人”和国人一个交代。她把先前所下的上谕赖个干净，说是“袒拳的王，大臣们的‘矫诏’”，而“一班拍她马屁的人们，或者脑筋本不清楚的人们，也随声附和”，于是，“清官”误国也就真成了铁定的事实了。

徐一士此段论述看似不切题目的任意发挥，实际上揭露了“清官误国”思想的实质。徐一士又举出“杨翠喜参案”等事例，证明当时的社会对“清官”已经完全丧失了兴趣。大臣贿赂成风，盗弄权柄，却处之泰然，心安理得，而“清廉”得“格登登的”反倒成了极大的讽刺。刘铁云正是受了这种思想的欺骗，对“清官”的“劣迹”，他自称“亲目所睹”，却不无“以耳代目”之嫌。徐一士对作者心态的研究鞭辟入里，有理有据。这一部分内容是《小说漫话》中最深刻，也最精彩的部分。

徐一士在漫话《水浒》的时候提到了自己准备漫话《三国》。尽管后来，他未能遂愿，但我们仍能体会出他意犹未尽的心情。《小说漫话》既保存了丰富的小说研究的资料，又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体现近现代写实主义小说观的掌故学批评方法，是难能可贵的材料。它的浮现有利于我们形成对民国小说批评格局更全面完整的认识。

注：

① 《北京文史资料》第67辑，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② 《新亚论丛》2003年第1期，香港国际教科文出版社2003年5月。

③ 徐一士《与胡适之博士一席谈》，《国闻周报》1930年第43期。

④ 土田哲夫的《中东路事件和张学良的“地方外交”》曾引用过1929年11月29日的《成报》。土田哲夫，日本人，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副教授，曾在1986-1988年间赴南京大学进修中华民国史。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和外交史。可知，11月份的《成报》在八十年代之后尚存。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均未见此报，尚不清楚日本是否有藏品，待日后详考。

⑤ 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41页。

⑥ 傅芸子在《白川集》的序言中交待，他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起旅居日本十年，访查日本所藏的中国戏曲小说。在此期间，他还担任过京都大学的讲师。而徐一士写作《小说漫话》的“儒林外史”部分时在1933年。据此推断，此时的傅芸子正身处日本。《小说漫话》中所存录的傅芸子的来信，其文献价值之珍贵，自不待言。

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295页。

⑧ 国家图书馆馆藏世德堂本《义兴洑溪徐氏家乘》，光绪33年。

⑨ 徐一士《一士类稿》，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