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芹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1）

在鄂中腹地，我们看到了农户的多样化种植和外出打工的行动，有悖于黄宗智描绘的过密化型农业生产模式，出现了去“过密化”的现象。这是我们最初的问题意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对去“过密化”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质感。从农业的多元化经营和农民的兼业行为中，我们能看到去“过密化”的趋势和本质。

一、前言

在中国，耕地资源少、人口多是其最基本的国情。因此，当劳动力无法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农民只能采取将无限劳力投入到土地的耕种中，这就是黄宗智所说的农业的“过密化”。“过密化”是黄宗智借用吉尔茨提出的“农业内卷化”，它指的是农业集约化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在黄宗智的概念中，认为内卷化，“这是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其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1]在其后来，将内卷化直接升华为“过密化”，他举了集体化时期的一个例子，即“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倍，然而投入的劳动通过动员妇女务农，增加每个农业劳动者每年的工作天数和乡村人口近乎翻了一番，使工作日总数增长了3至4倍。其结果是单位工作日生产和报酬的停滞或降低”[2]。

如果中国大多数农民走的是“过密化”的路径，那么，在小黄村的调查却给了我们一个另类的个案，那就是他们的去“过密化”行为。在小黄村，土地较多，几乎家家农都有10几亩到20几亩，有的甚至多达30亩。农民在土地规划上更为精细，他们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还种如南瓜、西瓜、玉米、大豆、莲子等经济作物，同时还种果树和绿化树农民实行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小黄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受益于良好的区位优势，在农闲的时候，很多人都外出打零工。这就是一种兼业行为，“兼业是指农户为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将原先投入农业生产经营的要素转移到当地工业或服务业的非农部门的行为。又称为‘农外就业’”[3]。年轻人一般在外打短期工或是长期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兼打零工。黄宗智认为出现过密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如果一个小农家庭拥有比它的农场在最适宜条件下所需要的更多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一个已经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上无法找到（或不想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这个家庭把这一‘剩余’家庭劳动力投入极低报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劳动力极少或几乎没有‘机会成本’”②。而在小黄村，机会成本很大，农民不会将所有劳力投入到单一作物的种植程中，而实行多样经营和外出打工。笔者试通过对农民的多样化经营和兼业的个案分析，利用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来讨论小黄村去“过密化”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二、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小黄村位于湖北省中部，登记在册的耕地有4954亩，黑土地有3000多亩，算上黑土地，小黄村的耕地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山林面积（含有荒山）有1060亩，在整个湖北省，算是地广之地。户均耕地有10～50亩不等。土地较多，成为小黄村的一个突出优势。该村有三重区位优势的身份。处于武汉经济圈辐射范围中，属于城郊村，隶属于清水区管辖，可以说是一个区郊村，同时又属于镇郊村，属于天地堂乡镇的重要辖区范围，这样的三重身份就是三重区位优势。清水区工厂林立，为小黄村外出打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该村中，打工经济盛行，年轻人基本是外出打工，中老年人在家种地，农闲时也可以在附近打散工。小黄村具有亦工亦农的经济结构特性，经济条件较好。

我们主要采取非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法对小黄村的多种种植和兼业行为进行了细致和全面的了解。这种了解是在对村庄整个面上了解的基础上，形成对村庄的整体感知。在这种整体感知上，来展开对农民多样化经营和兼业的专题访谈。专题访谈的主要的内容涉及播种时间、种植类型、田间照顾、收割时间、土地产出和货币收入及打零工的时间、工种、收入等非常详细的内容。笔者试图从小黄村这个典型的个案，通过农民多样化经营和兼业来分析农民的去“过密化”现象。

三、多种经营与农民兼业：去“过密化”现象的微观分析

在小黄村，自90年代以来，几乎家家都种有两种作物，一种是常规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另一种是经济作物，有南瓜、西瓜、莲子、油菜、玉米、蔬菜，此外，还栽有果树，如橘子、桂花等果树和绿化树。

小黄村的水稻种植分为三季：早稻、中稻和晚稻。早稻一般是3到4月份下种，5、6月收割，中稻一般是4月底到5月下种，6月和7月成熟，晚稻则是等到中稻收割完之后就立马进行下种。一般而言，村民不会种三季，较为常见的是种二季即早稻和晚稻和一季中稻，一般而言，种两季的多半是家里田少。等早稻收割完后，就可以种西瓜等经济作物，等西瓜收获后就可以种晚稻。要么就只种中稻，因为中稻虽然生长时段较长，但产量很高，亩产1200～1300斤，水稻的价格较为稳定，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一亩中稻也能卖到1500元左右，除开化肥、秧盘、农药等成本，一亩也能净赚1000元左右。早稻产量最低，也最不稳定，因为种植时间较早，跟温度、水等密切相关，特别是早稻虫多，亩产只有600～700斤。晚稻比早稻的产量略微高些，也有部分人种植早稻和晚稻。种植水稻具有保障性，只要有水，基本上都有收成的，随处可见的水塘保障了水稻的稳产性。技术的进步更为这个村子带来了便利。传统上，村民多用手动式喷雾器，现在则换为自动式喷雾器，其喷药的范围更大，也不需要人费多大力气，只管在田里快速的走动，一天喷雾的面积能达到20亩。因此，水稻作为糊口作物，每年每家都会种植的，这样就不用去购买口粮。传统上，采用插秧法，插秧一天二人不到一亩，累得腰酸背痛的，效率很低，现在引进了抛秧技术，这种抛秧技术是伴随着品种的改良和对节省劳力的需求，而抛秧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两人每天都抛到4～5亩，生产效率提高了3～4倍。在收割方面，机械化程度较高，大部分村民家有小型收割机，少部分家买有大型收割机，主要是一些种植大户和田地较多者，他们在忙完自家后，还可以去帮别人收割，每天能赚到100元。农业科技革命的优势在小黄村体现出来了，村民并不对科技排斥，他们能很快接受，这些新科技和技术有助于释放大量劳动力，以便于外出打零工。

关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南瓜和西瓜是小黄村的两个特色产业，种瓜历史较长，现在已成规模化经营。由自家做主种多种少。家家种有1～2亩西瓜，西瓜的收入较高，一亩西瓜的价格相当于二亩的水稻，但是西瓜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很高，再加上种西瓜的田地不能连续超过几年，因此，西瓜仅仅是经济作物种的一种，西瓜的价格像“过山车一样，一下跌，一下涨”。有一年的西瓜跌倒了 5分钱一斤，今年的西瓜则卖到了1.5～2元一斤，价格差异很大，个别农户西瓜能卖到2万元，一般情况只能卖个几千到一万。村民们会很理性和保守的种植西瓜。每家都种有6～7亩南瓜。南瓜是懒人作物，投入不大，对田地的要求不高、在当地有很广的销售渠道，因此，尽管瓜价不高，多则4毛/斤，少则2.5毛/斤，价格变动没有西瓜那样大，南瓜在小黄村遍地都是。南瓜的销售是看瓜的质量和大小的，有村民讲，收南瓜时如同选妃，所以一些小的劣势的南瓜就卖不出去，与其搬来搬去，还不如扔在地里当做肥料。

油菜、玉米、蔬菜主要是自己消费，不至于花钱到市场上去买。玉米主要是种在坡地上，少部分家庭会种点。很多家庭会种油菜，因为油菜的价格较高，自己家种了油菜，榨了油，就不用到市场上去买油吃了，这样，就节约了很大一笔开支。如果种得太多，自家吃不完，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莲子主要是种来卖，一斤莲子能卖到5元钱一斤，也是一项不错的收入。但不能种太多，因为莲子的价格变化更大，如前年的莲子是15～16元/斤，去年和今年价格差不多，都是5元/斤。蔬菜也是如此，根据季节变化，在田间地角种上四季豆、白菜、黄瓜等蔬菜，供小家庭消费。村民们会与时俱进，地瓜在前几年还种，现在不种了，因为产量低，又没有消费者。柑橘主要用于卖钱，一般市场行情好的话，能卖到2千元/亩，但这也是有风险的，村民们举了广元柑橘生蛆的事件，说“农村要种多种经济作物”。桂花、樟树、广玉兰等绿化树的话是这两年价格才提升起来的，也是在这几年才有人种，但不是很普遍，主要是市场和销售的人来种，没有销售渠道的人是卖不出去树的。根据树木和大小来定价，一般能卖到几十到上百一棵。所以，种植苗木是高风险作物，没有销路的话，会亏得血本无归。只有土地多的、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才会种个几亩。

下面是以普通农户和种植大户的收入情况：普通农户：南瓜：种5亩，卖了6000元；早稻：4亩多，卖了3000元；晚稻：15000元左右；莲子有2亩多，卖了3000元；玉米种了1亩，能卖到1500元。这是很保守的估计，平时还外出零工，有个几千到上万的收入。每年也有3万多的收入。一个种植大户他给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他种有50亩地，自家有30亩，在别人那里通过流转有20亩。他主要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水稻主要是中稻，能卖到40000多元，经济作物和中稻差不多，也能卖到3万多，其中南瓜能卖到12000元，西瓜10000元，玉米2000元，油菜1000元、绿化树有8000元。每年的毛利就有70000多。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但普通村民一般都没有那样多的土地，也并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

村民们不会集中种一个种类，他们认为你这样的风险太大了。他们会种水稻和不同的经济作物。村民采取一种分散种的形式。分散种是一种求稳的心态，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策略，分散种也就分散了风险。摸爬打滚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村民们早已掌握了各种风险，对土地有着精细的规划，什么时候该下种，哪块地适合什么作物，今年该种哪些东西，村民们的心理是有底的。他们按照自己的乡土逻辑来决定土地的种植来保障产出的最大化，他们是理性小农。连续种几年相同的品种，对土地不好，产量也不高，所以得变换着来种。种这样多种类的作物，是需要有良好的计划能力的，村民们懂得要错开时间来种，以免很多作物种植和收获时间就凑在一起了，忙也忙不过来。这也说明中国的农民仍然是一种小农而非强农，因为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所以必须得对土地规划好，没规划好，当年的收入就会受很大的影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受到牵连。因此，土地的保障作用仍然占主导功能，土地稳定产出仍然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底线。从土地上获取的货币价值一般都能达到2～4万左右。

种地主要是中老年人在种，受益于良好的区位优势，小黄村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虽然小黄村的农业是一种支柱型的农业结构类型，但村民们仍然不满意，“农不经商，穷到精光”，这是流转在村里的一句话，农民将打工也看成是一种经商行为。因此，小黄村村民并不是一辈子都扎根在土地上，如同费老所说的不见了踪影。他们认为在土地上挖不出金娃娃，要走出去看看。如果将常年在外打工，只是春节、清明等重要节日回来的算作长期打工的话，小黄村只有几十人在外打长期工，清明主要是上坟，“清明不祭祖，不如养猪狗”，因此，清明节大家都比较重视，很多在外打长期工的人，自己能回家一趟就回家一趟，如实在自己不亲自回来，也会托人带点纸钱回来。如果将经常回家的人算作打短工的话，把“经常”量化的话，即回家大概就是一个月一次甚至是一周一次回家一次，共有200多人在打短期工，这些短期工都在武汉市和江夏区内谋职，主要是搞建筑、搬砖和进厂等。他们实行的是一种离土但离乡不远的短距离打工。武汉市和清水区工厂很多，这就为年轻人打短期工提供了方便，他们有的每月能挣到4000～5000元，一般的也有2000左右。他们不愿意去很远的深圳、广东、浙江等打工，主要是觉得那边工资也虽然高一些，但是离家太远，花费太高，每逢过年的时候，光是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劳命伤财的，农忙的时候也不能回家帮忙，实在是不划算，农民很会算账。村民们的乡土观念很重，除非有技术的，确实能在外面挣到很多钱，才出去闯闯，一般他们都很乐意选择在家附近打工。打工的收入能挣到2～5万不等。

由此可以得知，小黄村是一个典型的亦工亦农的经济结构的村子，一些村民称这样的生活方式为“内外发烧，里头外头都赚钱”。老人主要在家务农，农闲也偶尔打点散工，年轻人主要在外打工，在农业由糊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业的糊口性质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群体中分量不一样。农民在土地上并没有出现“过密化”的现象，小黄村拥有足够多的剩余劳动力，老人群体拥有足够的体力。但是在村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忙得很”，所谓的农闲也不闲，农民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会给自己放假，偶尔打打麻将，麻将也只是在近几年才兴起的，很少有人打，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找朋友聊聊天，或是走走亲戚。因此，麻将之风并没有在小黄村兴起。大多数农民都会把无限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当劳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已经明显的呈现出递减趋势时，他们仍然为追求产值总量上的增加，追求多劳多得的收益，而继续投入劳力。这就是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

柳平生在《近代江南农村“过密化”问题的微观分析和统计验证》一文中，根据黄宗智对“过密化”的解释，画出了上面的这个图。Q代表产量，L代表投入的劳动力，MR代表劳动边际产量(即边际收益)曲线，P代表雇佣劳动价格(即小农劳力的边际成本MC)，则黄宗智认为小农经济的“过密化”过程在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后开始递减的L0点开始。当MR=0时的L2即为“过密化”的终点。黄氏小农“过密化”过程处在（L0→L2）区间。[4]

但是在小黄村，却出现了并没有出现将劳动力无限的投入到农业中去，农民的实行适当的分散种的策略，其实就是当部分农民意识到劳动力投入将要或已经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时，即L0时，尽管并不知道这个边际最高值是多少，他们不会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到农业上去，而是把剩余劳动力投入到外出打零工上去，以便于得到更多的收入，这就是农民的去“过密化”的行为。

农民的去“过密化”行为在小黄村形塑除了一种去“过密化”的机制和现象。这种机制和逻辑主要表现在：一、农民的分散种植。单一粮食作物水稻的种植，农民不会无限的投入进去，如同一个小组的组长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而将劳力和时间用于其他作物或是打工。对种类繁多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农民会种类化种植，而不会集中到某一种经济作物上。如三组的村民不会因为上年西瓜的价格较高，而今年大面积的种植，他们会分析形势，并不将劳力投入集中于一处，更不会因为南瓜是较为稳定的作物，而把不计成本的投入劳力。他们实行的是产业结构的最优化配置。三是，农民接受现代科技的能力很强。他们对农机下乡和科技下乡是采取“迎”的主动的方式而不是被动接受。如小型旋耕机，国家是补贴2000元，自己再花个4000多就能卖到一台，一般农业家庭的收入能达到2～3万，所以村民是具有这个经济实力的。在小黄村，机械化程度较高，几乎家家都有农机以辅助农业生产，还有芽前除草剂等现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不会常年累月的耕作在土地上，这些被释放的劳动力就被用于外出打零工。四是，亦工亦农的经济结构就决定了农民追求的是一种收入最大化的理想。他们理性规划土地、规划种植结构、合理安排生产、以打工的方式来储蓄，积累更多的货币资源。

但这种去“过密化”在小黄村并没有完全完成，并不是每个农户都有的行为，这种去“过密化”在小黄村还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表现在：一是，个别农户仍然是不计成本的投入农业。如9组的村民仍然扮演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形象，他们将所有劳力都投入到水稻的种植中，即使是边际效应的急速递减，也不会动摇他们追求价值总量的微量增加。这是个别的“过密化”行为。二是，小黄村仍然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期就兼顾了传统农业的特点。个别农户仍然采用牛耕收割的传统方式，即使有现代化的工具，他们也不会灵活采用。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他们是不需要这种现代化的东西，用自己的身体足以应付一切。其实，在他们潜意识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在短时期内是难以被根除的。

总之，小黄村的经济结构是亦工亦农性的，该村已经表现出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村民们走的是有增长有发展的路子。从整个村庄层面看，出现了去“过密化”的现象。村民们追求的不是劳动力的无限投入，而是结构的最优化和收入的最大化。尽管个体层面有“过密化”的行动，但这种去“过密化”在村庄内势不可挡。

四、结论

小黄村的多样化经营和兼业行为可谓是一个抓手。用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来透视这个抓手，显而易见，小黄村的农业是一种反“过密化”的发展路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下乡，农民对科技采取了迎的方式，科技释放出了大量劳动力，因而，小黄村村民拥有着良好的禀赋性的劳动力资源，他们并不是将劳力无限制的投入到农业中，而是能将这样的资源运用于农忙的多元耕种和农闲的外出打零工。这种生存方式标志着农业的反“过密化”的到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具有时间性的。在小黄村，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有同样的理性行为，还仍存在不计成本的投入劳力。因此，农业的反“过密化”是一个在不断的推进过程。

[注释]

① 小黄村是经过了学名化的处理，还有下面的清水江等也是经过了处理的。

②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48 页。

[1][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

[2][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92：123.

[3]陈晓红，汪朝霞.苏州农户兼业行为的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7，（4）.

[4]柳平生等.近代江南农村“过密化”问题的微观分析和统计验证[J].浙江学刊，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