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小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城市单位制的取消，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借助公社体制和单位制对基层社会实施的管理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转型社会中市场经济发展伴随的社会力量的生长与崛起有效地刺激了政党组织体系的变化和执政基础的重构。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中依托农村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体系；到建国后八大正式提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概念，以及十四大基层党组织建设重新受到重视，提出其价值目标；十五大后对企业、农村、军队、学校，机关等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做出了明确界定；到十六大又增加了社区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的党组织两个类别，特别对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组织做了转向论述[1]。基层党组织的历史发展演变表明基层党组织随着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外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影响了其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建设和功能发挥。党用基层组织嵌入基层社会的方式进行自我调适，提升党组织活力[2]。基层党组织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获得群众认同，整合散漫的社会、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党的领导以及发挥党的先进性等[3]。尤其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了调配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4]。

在面对新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时，为构建党建新格局，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平台，创新新路径成为新的基层党建的呼声[5]。在新的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也面临很多困难，主要是缺人才，缺资金，缺机制，缺方法等，要抓干部素质和队伍建设，强调党员的教育管理，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6][7]。在上述众多关注农村基层党建的发展历程，组织建设和面临的困境时，都是着眼于党建本身。基层党组织问题，存在一种就党建谈党建的倾向，关注点集中于制度和组织层面，而没有关注到基层党建所置身于其中的乡村社会要素的变化。即使认识到党组织是嵌入基层社会的[2]，仍然是从组织的角度分析其组织活力，屏蔽了基层党组织的主体即对党员本身的关注，屏蔽了党员之外更广大的普通群体的信息，孤立的分析党员群体，更没有清晰的认识到这些党员在外部要素发生变化时的行为所展现的基层党建工作性质的变化及其治理之变，本文采取把党建与治理结合起来的认识视角来透视其复杂性。

笔者在皖北SZ村20天的驻村调查①中发现，村党支部新发展的党员无一例外的都是村庄里家庭经济实力居上层的群体，而且这些党员无论是在党支部活动还是村庄公共治理中都是其参与的话语和权力主体，形成村庄社区独特的“富党阶层”现象。本文对其“富党阶层”的分析不仅仅局限于指涉农村的基层党建问题，而更多的是考察“富党阶层”这一群体在乡村社会之变中的生成机制，以及嵌入乡村社会所激起的涟漪。

二、“富党阶层”的形成及其特点

1.处于村庄上层的新生党员群体

SZ村位于盛产小麦的皖北地区，该村现在共有四个自然村，S寨、G庄、D井、J山。四个自然村庄根据乡镇行政区划改革，历经多次分分合合，成为现在的SZ行政村。这里属于典型的农业型村庄，人均不到两亩、户均不足十亩的土地和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小农一样在消费主义时代，货币化主导的消费模式使得小农家庭很难实现自给自足，绝大部分家庭只有靠外出务工获取一部分货币收入来满足家庭的生活。90年代后期村民逐渐外出打工，随着打工人群的逐渐增多，外出务工就业机会的差异性，使得村庄里面的一部分人最先走上了新富阶层，成为村里的第一批富裕群体。

S寨约有800来人，G庄400多人，D井500人上下，J山约有560人。这四个自然村在2008年之前是分属3个不同的行政村②，之后合并成为SZ村。合并后，相应的各村支部也合并为一个支部。S寨党员12个，G庄4个，D井5个，J山5个，总共26个党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党员，主要是革命时代发展起来的党员。2005年后发展起来的党员全村共6个，J山一个，S寨两个，D井两个，G庄一个。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党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家里均是村里相对的上等富裕户，都不是主要务农，而是靠副业为主的家庭。这些年轻党员都是村里的富户，主要收入都是来源于副业，搞养殖业、种植业、承包工程等。他们的生计途径和村里的大多数普通农户是有显著区别的，村里的普通家庭都是兼业型、即妇女在家种植自家的十来亩田地，丈夫在外打工，二者共同的收入维持家计。

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党员除了经济条件好，家里殷实之外，其自身也有一些异于普通老百姓的特质。他们均是上了一点学，脑子活，比较勤快，会挣钱。在村里也会为人处事，朋友比较多的人。他们大多的经历都是小学毕业或中学毕业，在农村里种植果树，卖水果，贩卖牲畜等跑小生意的人，成为村里第一批异于种田而富起来的群体，成为村里的新兴力量。

2.新富阶层如何成为富党阶层

而早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话语下破解农村贫困的办法之一就是“双带机制”。根据对村书记的访谈得知，现在发展党员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作出了一些变化。根据“双带”③的示范效应，现在村党支部发展党员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致富能力，这个人是否能够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自己家条件都很差，都过得不好，怎么能够带领大家致富。延续这样的逻辑，村里发展党员就变成了发展富人为村里的党员。

访谈老干部，老党员和年轻党员，言谈举止中表现一致的是大家都觉得富人——经济实力是其话语权力的资本。老党员觉得自己没有现在的年轻人有本事，脑子好使、能挣钱、能说上话。而在村里的年轻人，在如今财富逐渐成为评判人的主要标准，能够发家致富当然是村里的能人。从村干部，党员到普通老百姓都一致认为富人是村里的“人上人”。这种内在的社会认知使其富人拥有一种越过经济优势的道德资本。发家致富与能人勾连在一切，“有本事，能人，人上人”逐渐成为一种村庄评判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在村庄社区的公共规范性的话语中具有一种无声的强制性和政治性的话语力量。国家推动吸纳优秀的年轻能人入党，带领村民致富的浪潮中形成了一种为村庄逐步内化的规范，即吸收村里的富人入党。

吸纳富人和能人入党是基于“带领致富”的认知和治理需求，农村贫困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致富领头羊，与此相关的基层党建实践就是发展“富人”和“能人”成为党组织的中坚力量，给予他们的政治性身份予以肯定和激励他们的致富行动。与以“致富”为代表的政治性话语相伴随的现象就是富人纷纷被吸纳进党组织。而在税费取消后，基层社会的乡村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8]，集体缺乏举办公共事物的财力和动力了，村委很难再有组织集体公共事物的权力基础了。之前是借助富人实现带领致富的目标，而税费取消后，是依靠村里的富人党员实现治理的某些目标。比如在SZ村一事一议决定的公共项目，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收钱，形成项目的基础资金。然而向老百姓收钱是很难的，村委直接决定由村里的干部和这些富党群体出钱垫付，最后给予其工程项目的承包权，形成一种村庄社区内互惠性的政治交易。这种治理性需求使得富党阶层参与村庄政治具有了合理的参与积极性和动力，同时也使得村庄治理更加需要这些富党阶层的支持与合作，二者之间的互惠纽带和紧密合作成为基层党建与治理的新生态。

3.SZ村的党员格局及其分析

SZ村的党员格局目前呈现了两个时代的差异。其一是老一代的革命时代的党员，居多数，多为村庄的高龄老人。另一个便是新时代的年轻党员，大概在三、四十岁之间。村庄里的新型精英，人数少，确拥有财富声望。这两代群体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方面表现也有诸多差异。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在群众当中的表率作用是靠其党性觉悟和政治性鼓励，即荣誉激励，而新时代的党员需要资源利益、物质奖励推动其模范带头作用。

SZ村的孙大爷，80多岁，是担任了该村建国初到大集体再到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书记，他的人生经历也是村庄历史的一面镜子。听他讲在困难和难以达成任务的工作中，如何去做工作时，他反复多次提到党员的积极性和榜样作用，就是用鼓励性的话语，“你是个党员，要有点表率作用啊。”这里的表率作用就是积极为大家的事着想，不计较私利。只要提到他的身份是党员二字，立场就不一样了。就要发挥党员的作用，带头为大家做事。他给笔者讲了很多过去集体建设出工，管理，收税向老百姓要钱时诸多困难的工作。党员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工作经历中，他重点提到，党员的素质甚至党性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的老党员本身都是来自最穷的底层，而在后来的分田到户，挖沟挖河出工，交钱纳税时他们都是第一个。利益受损的地方，他们是第一个出现，有利益机会的地方，他们往往又不能先占为己有。因为是有原则的，都是有党性的党员干部。平日里，党员干部整天都是为老百姓的事操心。跑来跑去都是为了别家的事。“而现在的党员，你看哪个年轻党员不是最有钱的。”“因为党员信息快，上面有什么好政策，他们是第一个知道。好多机会都是自己占了。”“比如村里的集体山林，路边的防护林补贴，哪一样不是那些人给占了啊。”“还有办加工厂，贷款，不是你每一个人都能够贷到的，是要有活路的（有关系的）”

这里面有两个时代性的因素。首先在革命时代，党员是最底层的群体，通过政治教育发展而成，对党是感激涕霖，忠于党。一生都是党的拥护者。而在现在发展经济的时代，需要党员的积极性，模范带头作用去带领老百姓致富，即所谓的“双带”。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党员都是优先发展脑子活，在村里家庭条件好的年轻人。这样村里的年轻党员在发展时就有明显的贫富排斥机制。因为客观现实的经济条件是第一门槛，你自己家里都很穷，如何带领大家致富。这在预设的逻辑里都说不过去。只有那些经济条件好，头脑灵活的人才能有被发展成党员的机会。SZ村近几年没有一个家里穷的被发展成党员的年轻人。而且新发展的年轻党员都是村里的经济精英，同时也是占据着村庄的多数发展机会和集体资源的人。党员的新生代儿，他们都是脑子比较活，有经济头脑，社会关系比较广，社会见识多的，具有敏锐性，能够容易抓住一些发展机会。他们中的多数都是依靠村里的资源和机会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村里的面子和优越感。这些人先是依靠自己的家庭财富成为党员，接着又因为党员所具有的政治资本和他自身拥有的能力和条件，占据村庄的资源，把发展机会所带来的利润充实自己的腰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农村党员的“双带”机制失效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些党员本身就是利益的获取者，缺乏革命时代那种党性教育的群体。他们带头是带头给自己致富，并没有顾及身边的同伴。在致富的这条路上，资源有限，利益均沾，是利益和资源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分配格局。SZ村党支部在发展党员时，就已经弱化了党员政治素质的要求与考核。结合了党的“双带”所延续下来的“富人”与“能人”和税改取消后的治理需求二者内在的相契合就形成了如今的“富党”阶层现象。

4.发展中的新富党员群体

新生代的党员干部，他们都是脑子比较活，有经济头脑，社会关系比较广，社会见识多的村庄精英。他们具有敏锐的经济头脑，较容易抓住一些发展机会。在如今的资源下乡时代，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借助村里的资源和机会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村里的面子和优越感。

表1 SZ村主要资源占据情况

上面表格展示了一个没有任何发展机会的纯农业型村庄的集体资源的占有状况。当地主要是平原，山林较少。在林权改革时，有些地方没有落实下去，没有分到户，仍是属于自然村或者行政村。政府为了方便，就把山林转换成了大户承包的方式。而大户承包，山林承包的各种国家的封山育林，生态林，退耕还林，经济林、公益林等补贴各有不同。这些仅是村庄唯一的集体资源和公共利益。这些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甚至不知道这些国家政策和利益机会。后税费时期的党员干部只有通过村庄的一些基础资源来获取国家的项目或者补贴。

国家倡导大户承包，致富能手带动村民致富。基于 SZ村的情况来看这一政策的实践效果，却发生了重大歪曲。致富能手富了自己，并不能带动老百姓致富，而是进一步挤压了老百姓的致富空间。因为村庄的资源是有限的，开发利用的空间也非常少。即使有，也被这些掌握着市场与国家双重新信息的党员干部们囊括了，到了老百姓这里，也只剩下空架子的优惠政策。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就像村主任说的“锦上添花”，“你没有基础（经济实力），也抓不到机会。”

这些山林承包，工程承包和专业合作社等都是在当今资源下乡时代，依据国家政策获得的合法项目补贴。无论是荒山承包，获得封山育林补贴；抑或是通过竞标承包村里的项目工程，得到相应的工程利润；还是成立专业合作社，获取国家政策性的补贴等。这些机会下达到农村社区，不是村庄里的每一个人能够获知甚至捕捉到的。等到农民听说了，知道有这么回事时，国家有这样的政策和项目时，能够上手的资源和机会已经被先知先觉的党员干部们和这些经济头脑灵活的党员们给“捷足先登”了。获得这些国家政策性的补贴和项目是需要资本投入的，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此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获取信息。这些政策性的信息一般都是具有政治身份的党员先知先得。这些新生党员已经具有相比普通村民优越的经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捕捉信息获取机会时已经具有相对普通老百姓的先天优势。另外，党员通过各种体制内的活动（例如开会等）和拓展的社会关系使其与基层政府的来往甚是密切。这相比普通老百姓在同样的国家政策性优惠和项目面前又多了一些潜在的资本。这种富人党员在村庄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相对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结构。他们之间相互合作，往来密切，形成一种新的基于利益的身份共同体。

三、积极参与到村庄治理中的“富党阶层”

1.低保中的“富党阶层”

这些新富阶层因为优厚的经济条件获得村民眼中的政治性身份，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优势，同样他们也会积极的参与村庄的公共事物，在村庄治理中也会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SZ村的党支部一年中的党员大会，主要是两类事情，一是涉及村庄社区公共事物，二是讨论发展党员及其党组织内部的事。而在村庄共公共事务中，低保分配一直是村两委工作的难题之一[9]，很难实现真正的公平。而这些“富党”阶层是不会与高龄老党员以及困难户争低保的，这不符合他们在村里的身份（有钱人）和威望。他们恰恰是村里低保分配中的协调力量。低保不仅是村干部实施村庄治理的工具，也是村干部平衡关系的手段[10][11]。他们与村干部来往比较密切，在底层老百姓眼里，他们有时候是一个圈子的，是一伙的。但是在低保分配时，他们是站在了那些高龄老党员和困难户的这一边。在评保（评低保）会上，力求把指标投放到贫弱群体身上，他们扮演了公平正义的角色，拥有社会道义[12]。这个角色有其正面的积极效果，维护了国家政策的实践目的，也履行了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但也有其隐含的政治社会效用。新富党员具有特殊的发言权，他们的话具有特别的分量。替老党员说话，维护贫弱群体的利益，通过为贫弱群体争取低保同时也是间接的获得这些弱势群体的政治支持，是一种社会资本的投资，同时也是展示他们道义性的一面。

2.土地平整中的“富党阶层”

另外在村里的公共事物上，这些“富党”阶层是有选择性的积极介入。今年暑假笔者调查期间，正好是SZ村土地平整的最后结尾工作和验收阶段。SZ村的土地平整是借隔壁村庄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福利。SZ村也被纳入该镇土地平整的范围内。土地平整从去年冬天就开始的。此村的土地平整工程中有一部分就是SFD承包的。平整范围内的土地多是比较平坦的，工程量比较小，着重是整理沟渠。然而这个工程的施工费是很高的，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在被平整之前，该村开了党员大会，商议是否要参与到土地平整的规划之中时。而这些“新富”党员非常清楚土地平整的好处以及利益机会，在初期的宣传及动员工作，他们是相当积极，全身心的投入，积极配合和支持乡镇政府的工作。最终项目确定了，该村临近隔壁村的两个自然村的大部分土地要施行土地平整。项目确定，就是工程招标，除去大的承包公司总揽的工程之外，以SFD为首的3个“新富”党员联合起来，依托自己的人脉关系和财富资本从公司那里也获得了部分项目。

在整个土地平整过程中，是需要很多协调工作的，泥土和施工材料的堆放以及水渠的小调整等都需要和村民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获得他们的支持才能使工程顺利进行。整个项目中，项目前期宣传，动员与项目实施中的关系协调，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性作用。然而无论他们是基于党员的政治性身份激励，还是基于可能获取的工程利益机会，他们的积极活动与整个项目的顺利完成是不可缺少的。在这样的项目中，这些党员群体是基于功利性目的与村两委和乡镇政府合作，具有利益的驱动性。

然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这都是无法实现的。乡村两级需要他们来实现和满足治理的某些功能，无论是上面讲的垫付资金，还是工作中的支持；抑或是承包大户，种植或养殖大户成为发展中的星星，承担着乡村发展项目的亮点工程，为乡村的政绩增添光辉等，这些足以使得他们成为乡村土壤中的重要力量。在致富的发展话语和要求下，他们渐渐成为村庄治理的帮手，同时他们又在蚕食着村庄的利益。这并不仅仅归咎于他们的贪利和牟利性，而是与整个乡村治理大环境紧密相关。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两级组织依然非常重视加快发展，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乡村治理的重大责任和内容之一[13](p254～257)。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双带”机制，出现了大批富人入党，进入乡村治理的权力核心领域，在乡村社会使得他们享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资本。顺势而至，在资源下乡时代，他们就拥有了相比普通人更多的机会和优势，例如表1所呈现的发展垄断局面。从这个层面来看，乡村组织在治理中需要他们的协助与支持，需要他们为治理搭台唱戏，但同时他们又垄断了村庄的利益空间，表现为一种内卷化④的状态。

四、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社区逐渐开放，分化逐渐趋强的过程中，基于发展话语和治理需求所形塑的新富党员群体逐渐成为村庄社区一个独特的群体，无论从其政治身份，经济财富占有状况，在社区的社会声望都处于村庄的上层。但是这个上层群体是镶嵌于村庄社会的。新富党员群体成为村庄“人上人”的同时，并不能脱离于对村庄的依赖。他们的政治性身份，社会声望，甚至是经济财富都是从村庄中获得的，离不开村庄社区。但是，他们能够垄断村庄社区的发展机会，掌控村庄的资源，在积极参与村庄治理的同时，资源即是他们的工具又是他们的资本。这个农村社区的“富党群体”在资源下乡时代，农村利益格局日趋稳定中垄断村庄发展机会相对普通人来说具有消极因素。他们积极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协助乡村组织实现治理的目标具有积极功能，但是正是这种积极地满足治理功能同时也具备了政治性吸纳和政治性排斥，排斥了普通群体的参与村庄政治，具有消解村庄公共性的一面。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垄断，进一步蚕食着乡村社会的利益空间。

富人和能人入党，在基层社会发挥政治经济性功能，参与村庄治理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农村新出现的能人党员和富人干部已是乡村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但这些群体在农村社区和在领导农村发展中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效应，以及在全国的农村社区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查、思考和分析。

[注 释]

①本文的经验材料是2012年7月跟随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皖北进行的暑期20天调研所得，众多观点是与中心人员王德福、耿羽、王丽惠等讨论所得，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② S寨是一个独立的村庄，大多数人口主要姓孙。D井和G庄为一个行政村，江姓和高姓为其主要姓氏。J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此村历史上地主居多，文化文人较多，普通农民的受教育的老人明显较其他三个村庄的人多。当地老人说，J山以前一直有一个私塾，J山的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小时候都进过本庄的私塾，都会识字。J山也是村干部管理比较头疼的村，这个村庄人比较难缠，所以当时虽小，仍为独立的行政村。

③ 双带是指带头勤劳致富，带领群众致富。

④ 详细内容参见[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3～55。其具体涵义是指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是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另外关于当今农村社会内卷化的研究可参考李祖佩：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J].青年研究，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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