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华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中共一大决议指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我党应当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p17)而中共三大则决定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为什么中共会如此迅速地从排斥国民党转向与国民党联盟？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共产国际指导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依据是什么？国共合作与共产国际第二次、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关决议之间有什么关系？世界范围内是否可以找到“党内合作”的先例？为此，有必要对国共党内合作的历史依据进行追朔。

一、国共合作的理论渊源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倡导国共合作的理论原型，也是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理论依据。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则将列宁的这个理论具体化和细化，直接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成为国共合作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1.列宁关于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运动相结合的理论

我们不否认苏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推动与帮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潜在因素——‘苏俄利益中心观’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在利用西欧革命高潮保住新生苏维埃俄国设想破产的情况下，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才转向东方，开始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国共合作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指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具有共同的政治敌人——帝国主义，因而，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同时认为，“世界政治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而“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因而，“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2](p123)这是共产国际把国民党看做中国民族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又不甘心放弃发展其下属支部——中共，因而积极督促国共合作的根本动力。

当然，列宁的这个民族殖民地理论是建立在一个重要划分基础上的。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世界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因而也就有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这两类资产阶级所处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一定阶段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也决定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2](p124)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支持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是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这里，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是共同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这个区分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也是共产国际判断国民党的革命性并指导国共合作的重要依据，是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辩证把握，充分应用和发挥了马克思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最主要敌人的理论。

2.列宁关于和资产阶级建立暂时联盟的策略

国共合作的中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马克思在一定阶段并不赞成无产阶级同民主资产阶级直接联合，因为“这种联合无疑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而只对小资产阶级有利。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的拒绝态度。”[3](p293)马克思同时认为也没有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必要，“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联合。既然必须进行反对共同的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双方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因而将来也如迄今有过的情形一样，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定时机需要的联盟。”[3](p294)列宁根据时代变化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进行了发展和补充，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英国共产党员参加英国工党的前提是，“这个党允许附属它的组织拥有现在的批评自由，拥有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的自由”。[4](p763)列宁之所以如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他认为“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是一个工人政党，这不仅取决于它是否由工人组成，而且也取决于它由谁领导，他的行动和政策策略的内容是什么。只有这一点才能决定，我们遇到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4](p648)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只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只要资产阶级政党能够允许无产阶级政党一定的自由，共产党员是可以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式与其合作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列宁关于英国共产党员参加英国工党的理论论证成为国共合作的直接理论依据，共产国际也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指导大革命背景下的国共合作的，尽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过于偏重合作，以至于忽略了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这个前提。

3.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曾经指出，“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2](p588)可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

统一战线的概念及其前提条件。“共产国际要求一切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都要严格遵循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又指出“统一战线不是别的，而是共产党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保卫工人的切身利益而向所有属于其他各党派组织的工人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提出的进行共同斗争的建议。”[2](p381)从字面上看，这里的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它强调的是“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是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任务”，而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合作关系，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国共党内统一战线的理论来源之一。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个决议随后强调“统一战线策略在不同的国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并认为工人党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与敌对党进行谈判，只是强调“即使在同那些领袖们进行谈判的时候，共产党和它的进行宣传的独立性也不能受到限制”，因为“独立的共产党的存在和他们行动上完全不受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约束，乃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历史成就”，[2](p381)而且“只有承认它的这种独立的作用，并保持它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2](p363)

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首先，统一战线给无产阶级提供发展和壮大自身力量的合法平台。这是对列宁关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理论的灵活应用。其次，统一战线能够把无产阶级锻炼成为政治领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应当坚信，只有扩大和加深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斗争，才能把他自己提到革命领袖的地位。”[2](p361)其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需要联合资产阶级对付共同的敌人，只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才会获得一部分自由，也才能拥有追求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在这个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把中国国民革命主力定位于国民党，积极实施其通过促使国共合作而推动中国革命的东方战略。

二、国共合作的实践依据

严格说来，“国共合作”并不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首创。俄国 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就是通过与资产阶级妥协，实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壮大自己并最终于1917年十月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他在向共产国际汇报其在中国调查情况的时候，复制了其在爪哇岛的工作经验，强烈建议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在中国国民革命之前，共产国际曾指导了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实践，所有这些都是国共党内合作的实践范例。

1.党外联合——俄国革命实践

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因而要以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指导其他国家的革命。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固守无产阶级的纯洁性，不懂得该退却时候退却、该妥协时候妥协，不懂得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以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告诫世界无产阶级去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制度崩溃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曾多次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合作。1901～1902年间，包括列宁在内的老《火星报》编辑部就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订立过政治同盟，“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但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过短期的正式政治同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5](p181)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并与小资产阶级结成了非正式政治同盟。俄国革命中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党内合作，但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必要时候进行联合，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典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明白：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最终有利于消灭资产阶级，退却是为了迈出更大的一步。

2.互相加入——马林在爪哇的工作实践

马林曾于1913年被派往荷兰殖民地爪哇工作。1914年，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在他的帮助下正式成立。1916年，在马林的指导下，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伊斯兰教联盟合作。后者是一个群众组织，反对殖民政府、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在合作过程中，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可以不放弃自己的党员身份而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伊斯兰教联盟的成员也可以在保留原组织盟籍的条件下加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通过合作，爪哇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日益扩大，而“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以惊人的速度渗进伊斯兰教联盟委员会的最里层。”[6](p33)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把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伊斯兰教联盟通过相互加入型的“党内合作”方式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作了介绍，于是共产国际委派他为驻华代表，到中国执行任务。马林到中国以后就开始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国民党对香港海员罢工的支持使马林对国民党产生了良好印象，马林随即建议共产党放下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着手张罗国共合作。在孙中山只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强硬条件下，马林主张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主张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以促使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随后，在其《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马林指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他们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是可行的，否则，共产党的前景将一片暗淡。很显然，马林是将其在爪哇岛促使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进行合作的经验直接搬到了中国，意图用爪哇的成功经验打造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合力。

3.党内合作——共产国际指导英国革命的实践

张国焘回忆马林在西湖会议上阐述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时说，“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7](p242)在其所谓的西欧中，共产国际指导下的英国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依据俄国革命的成功实践和列宁对这些经验的理论总结，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角度出发，根据英国工人运动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主张英共和英国工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进行结盟。1920年8月6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大会上，列宁在发言中指出，“工党给我们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革命分子如果不尽可能地留在这个党里，就是极大的错误。”根据列宁的提议，这次会议以58票赞成、24票反对、两票弃权做出了同意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决议。[4](p153)在这次会议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还没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还不能独立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而国民党已建党多年并在中国广大地区有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已有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先例的背景下，共产国际做出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指示是很自然的事情。并认为这样既可以起到推动国民党坚决反帝反封建的作用，又可以使共产党得到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平台，有利于打破过去的孤立僵局。

三、国共合作的现实背景

1.世情——中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

“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集中化了的意志”[8](p120)，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专政转变为世界专政理论思想的具体落实。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无条件执行。1920年7月19至8月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二十一条），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9](p346)同时，共产国际章程也明确规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他的独立支部而已。”[2](p149)“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9](p350)“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10](p95)可以看出，这里虽然强调了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但实际上还是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服从共产国际为主，在实际执行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乎就是某种形式的总参谋部，决定着其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战略和组织形式。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决议》进一步规定：“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是各党必须执行的，当然也是每一个党员必须执行的……各党的中央机关对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领导负责”。[11](p121)有了这条规定，各国共产党实际上都处在了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之下。随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一切支部及其全体成员无比严格地遵循既定的策略。”[2](p385)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当然也不例外。陈独秀谈西湖会议时指出，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向国民党提议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被孙中山严词拒绝，之后马林在西湖会议上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陈独秀等五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2](p341)共产国际不但通过其全权代表指挥中国革命，而且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决议》可以直接向中国下达指示，强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他。”[2](p437)所以，大革命期间虽然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分共行为，共产党仍然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留在国民党内以维护统一战线的完整性，因为这有利于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执行和落实。

2.国情——孙中山的革命大圈子需要新鲜血液

首先，共产国际插足中国革命之前孙中山就有吸收共产党的意思。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说“孙中山曾说，精卫（汪精卫）、展堂（胡汉民）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因此，要“以俄为师”，输入共产党员的新鲜血液。孙中山向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并认为国民党的革命旗帜可以包容所有的革命分子，而不管这些革命分子是信仰无政府主义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张国焘回忆说“他（孙中山，本文作者注）在我们没有组织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7](p247)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是要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主动吸纳新的革命力量。中共当初提出与其建立联合战线之所以被一口回绝，是因为孙先生根本不承认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更何况当初的联合战线是要同国民党以平等身份进行合作，孙中山自然不会答应。只是后来陈炯明背叛，以及随之发生的蔡元培、吴稚晖等49人联名通电请孙中山下野，使其倍受打击。被困于广州白鹅潭永丰舰上的孙总理回首革命的一路艰辛：列强不友善、军阀靠不住，顿感相当失落。就在孙中山失意之时，陈独秀、马林的到访给了其新的希望，国共双方很快达成了有条件的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党办法。孙中山原本就有吸纳共产党之意，再加上苏俄提供的支持其革命的巨大诱惑，国共第一次合作最终修成正果。所以，国共合作的形成也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自身改头换面、发展壮大的需要。没有这种客观需要，即使共产国际在努力，国共合作也终难促成。

其次，国民党是当时唯一认真的民族革命政党。马林认为中共必须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7](p241)，“以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以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既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2](p490)与刚成立不久、仅仅拥有几百名党员的中共相比，国民党当时应当算是一个可观的革命力量，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某种程度上说是革命本身的需要，只是共产国际走了一个极端，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而低估了共产党的实力。

3.党情——初创时期的中共领导经验不足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刚成立不久，共产党仅有几十个党员，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国共产党既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也没有民族革命的实力；而国民党在群众中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南方，国民党在工人中都有相当的影响。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虽然具有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富有革命彻底性的优点，但毕竟还处于初创的幼年时期，队伍弱小又缺乏经验，并且不能以合法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为了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利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的合作，是有好处的”。[8](120)因为，无产阶级要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艰巨历史使命，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5](180)

但是我们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为了支持资产阶级，而是为了获得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为了在革命中壮大无产阶级队伍。国共合作能够使幼小的共产党得到合法宣传共产主义的机会，以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因为，以当时中共的力量和中国的国情来看，还不具备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条件。而且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合，“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2]34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前提下，为了尽快推动民族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也指出“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与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2](p586)

总之，表面上看国共采取党内合作，是因为国民党强大、共产党幼小，而孙中山又不同意让步。实质上却是共产国际为了苏俄自身利益，推行世界革命思想、实施东方战略而在中国复制俄国革命经验的结果。由于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必须无条件执行其决定；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并没有隶属关系，一方面共产国际不能对其实施强硬措施，另一方面国民党又被共产国际看作中国民主革命唯一可资依靠的革命力量。综合两个方面，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加入国民党则应属意料中的事情，“党内合作”完全是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妥协的结果。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的逻辑发展，但实际执行中却背离了列宁所强调的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前提条件。

[1]“一大”前后（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4年俄文版.转引自：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

[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9]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J].共产国际，1920，(13).

[1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