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江

假如胡风不递呈“三十万言书”，假如舒芜不交出胡风的私信，胡风还会成为新中国“文字狱”的第一主角吗？回答是肯定的。除非出现另一种情形——即便胡风的“三十万言”句句都是“妖言惑众”，即便舒芜交出的胡风私信都是“鬼话连篇”，但是，他究竟有没有罪，该负何罪，都应严格依照宪法的原则行事，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杜绝逼、供、信。那么，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可从根本上预防。

胡风以理论的建树闻名，曾出版过《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论民族形式问题》、《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论现实主义的路》等理论与评论文集。凭着他的名望，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文联委员、作协常委，并出席了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庆祝大会。适逢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汇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的三万代表岿然不动，唱起激昂的革命歌曲。会议开了一半，毛泽东主席进入会场。代表们的情绪激动，达到鼎沸，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胡风青年时代写过一些诗歌，出版过两部诗集。此情此景，唤醒了他的诗情。他向妻子梅志描述说，“体验到了生平最大和最强烈的欢乐，内心充满了对领袖的崇敬和对祖国的热爱”。这种炽热的情感，在不断发酵，并化作浓墨重彩，顺着笔尖流淌，便有了一组气势磅礴的长诗。

在《欢乐颂》中，胡风激情洋溢地吟诵道：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在向着自己

也就是向着全世界宣布：

让从地层最深处冲出来的

流到这里来

让从连山最高处飞泄下来的

流到这里来

让从嵯峨峥嵘的岩石中搏斗过的

流到这里来

让沾着树木花草香气的

流到这里来

让映着日光月色星影云彩的

流到这里来

让千千万万的清流含笑地载歌载舞地

流到这里来……

11月20日，《欢乐颂》在《人民日报》上面世，顿时“惊住了一切人”。胡风在日记里勾勒了这首长诗风靡一时的情形：

谢韬来，谈《欢乐颂》；《北平儿童》汤小微来，谈到《欢乐颂》；得鲁藜、芦甸信，谈到《欢乐颂》；下午，鲁煤来，谈到《欢乐颂》；夜，戈金来，谈到《欢乐颂》……

音乐家盛家伦也给胡风打来电话，说正着手把《欢乐颂》谱成交响乐，分四个乐章，要演奏一小时以上。胡风自然求之不得，因为他创作长诗之时，“耳边总好像有宏大的交响乐在奏着”，只是对盛家伦稍有疑虑，不知他“心灵里有东西没有”，能不能完美地再现长诗饱满的激情。

11月27日，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来访，当面肯定胡风“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

受着成功的激励，胡风满怀信心续写新的篇章。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忍着痔疮、咳嗽、头痛和腹泻的侵扰，顽强地坚持创作。他在给妻子梅志的信中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最有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个生命烧着写它的。还要写下去，这几天就成天在感情底纠结里面。好幸福又好难受呵……”

然而，有政治头脑的文人，似乎发现了某些预兆。故此，尽管胡风把“颂歌”唱得震天响，还是“弄巧成拙”。《人民日报》副刊主编王亚平批评第五乐章《胜利颂》将毛泽东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把人民领袖比拟得十分不恰当”；诗人袁水拍指责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诗人萧三发现胡风的诗里有“牢骚”；诗人沙鸥嗅出诗里有“色情”……

广受赞誉的“百灵鸟”，眨眼之间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乌鸦”。

由于胡风没有经受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头脑里缺少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弦。他认识不到《讲话》对于建国后文化艺术的引领作用，相反，还试图提出相左的观点和意见。于是，随着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胡风的“异端邪说”也渐渐成了靶子。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直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了批评。1954年6月8日，《人民日报》干脆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胡风感到委屈，特地给视为知音的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客观公正地讨论他的文艺思想。谁料反而遭致中央文化部门的公开批判。他既委屈又不服气，“……但在林默涵同志从他的工作地位所表示的只准检讨的原则之下，再加上《人民日报》的按语，这就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以外，把我推到绝路上了”。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与信任，他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三十万言”），全面阐释自己的文学主张，呼吁清除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于7月7日呈交给党中央。

这部“应运而生”的报告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三部分以及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胡风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个人的文学活动、精神状态、不幸遭遇以及想为党工作的焦灼，呼吁文艺的问题“应该在实践中去逐步解决”。同时，他全面回应了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阐释了林、何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机械庸俗论和政治做法上的宗派主义，强调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叫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的论调，认为“作为生活现实的反映的文艺，虽然是‘封建社会下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的自己创作，但客观上既没有民主主义的现实存在，主观上又没有民主主义的战斗观点，他们的不平、烦恼、苦痛、忧伤、怀疑、反抗、要求、梦想……就只有在封建意识里面横冲直撞”。胡风还把“创作唯理论”、“唯一源泉论”、“改造先行论”、“民族形式论”、“题材决定论”概括为“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时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给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故此，他在“作为参考的建议”里，提出“党应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的尝试”；“废除不合理的作家等级制度”；“从对于文艺事业特殊性的理解上，建立相应的工作方式”，以保障作家创作自由，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胡风力图用“三十万言”，辩白掌握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对自己文艺思想的误解，以及对于实现文艺秩序的良性循环的真诚期盼。谁料效果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如此毫无回旋余地的斥责：“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这一次，才真正是“把我推到绝路上了”——1955年2月，全国大规模展开对胡风思想的批判。4月，胡风等人被定性为“反党集团”。5月16日，胡风被捕。仅仅两三个月，胡风不仅从人民内部矛盾升格为“反革命分子”，而且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号人物！

回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形成，不能不提到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舒芜。舒芜，本名方圭德（1922-2009），建国后历任广西省文联研究部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

1943年7月，舒芜经过徐嗣兴（路翎）的介绍，认识了已经名噪一时的胡风。他携带的《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三篇论文，不久便一一发表。舒芜因之成为文坛令人瞩目的后起之秀。1945年，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推出了舒芜的《论主观》，此后又推出了舒芜的《论中庸》。没成想竟引起了延安的高度重视。据相关资料：一号秘书专程赶到重庆，当面批评舒芜说：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年轻气盛的舒芜当即据理力争，气得对方一拍桌子：“你这简直是荒谬！”舒芜之所以蔑视权威，无疑是身处国统区为他壮了胆。

然而，随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舒芜也摇身一变，成了广西南宁一所中学的校长，并顶着“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等炫目的头衔。可是在他的心底，无疑还有着一块阴影。尤其是恩师胡风的文艺思想正在遭受批评，他惟恐自己受到牵连。最稳妥的办法，自然是划清界限。于是，他在1952年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检讨说：“《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他还煞有介事地检举道：“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

舒芜的检查文章，对于正在进行批评的“胡风文艺小集团”，无疑是一发炮弹。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醒目的“编者按”，确认了“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的存在。舒芜一不做二不休，又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向路翎“进言”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新思想、新立场和同“胡风派”的区别。由于他在检查文章中提到了胡风的书信，《人民日报》便派编辑来向他“借”。他以为“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来的信件交给女编辑”，“没想到”这信竟到了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的手里，并由此给胡风及一批文人酿成了大祸。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并将原名《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说：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这个“编者按”出自毛泽东。至此，“胡风文艺小集团”已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株连数千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大“文字狱”。

舒芜在晚年做了忏悔：“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胡风分子”何满子曾说过：“如果不是舒芜的‘揭发和上纲上线，并提供那些书信，就不会产生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集团，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牵涉到那么多的人。”

根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统计：“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二千一百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

舒芜因为他的不光彩的行为，而被人视为出卖耶稣的“犹大”。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胡风也并非那么“纯洁”。有学者撰文指出，早在舒芜交出他的私信之前，胡风就在“三十万言书”中摘引了舒芜的十封信件，用于给舒芜罗织罪名。胡风更没放过三十年代的论敌周扬，甚至获知周扬在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彭柏山的私人谈话中，谈到“现在文艺上的情形很困难”，便也上纲上线地进行了分析：“如果连他有了意见都不敢向上提，那除了使听到的人得到一个党中央和毛主席至少在文艺问题上是绝对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真理的结论以外，除了使听到的人得到一个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看着整个文艺战线衰弱下去也毫不关心这结论之外，是不能有别的。”胡风还信誓旦旦地指斥说：“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文人的相互攻讦，不惜采取近乎卑鄙的手段。而这种人格的扭曲和“异化”，正好印证了那句名言：好的政策，可以让坏人变好人；坏的政策，也可以让好人变坏人。实际情形，就是如此！

胡风从本质上是个思想斗士，因为他敢于就文艺思想问题，跟任何大人物“理论”。倘若气候适宜，百花齐放，他可以成为一花；百家争鸣，他可以成为一家。然而，一旦客观环境不允许，而他又希望得到权势的垂青，那他的“仗义执言”就打了不少折扣。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能因为他有了一些龌龊行为，就把他的主流全盘否定！同样，舒芜的“出卖”，虽然令人不齿，但这也基本可视为“防卫失当”。当他后来汲取了惨痛教训，潜心研究学问，又成了许多文学后辈值得尊敬的长者。

其实，即使不是舒芜的“叛变”和揭发，胡风也难逃“反革命集团”的厄运。这是一种历史情势的需要。从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中央曾三次为胡风平反，历时七年九个月。而如果从1955年胡风被捕到1988年胡风彻底平反，历时竟达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