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竞技体育实力的影响

2013-11-27曾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年6期

曾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体育部，湖北武汉430073）

一、引言

发展体育事业关系着人民的身心健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休戚相关。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发展体育事业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竞技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竞技体育与经济的发展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水平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同时竞技体育又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地区竞技体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进行科学、客观地分析，从而清晰地认识到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地区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

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郜建海以竞技体育与经济发展二者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竞技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王岗和梁维卿通过对山西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山西体育代表团在第七至第九届全运会上的竞赛成绩进行分析，研究山西经济发展与山西竞技体育发展之间的和谐度，探寻山西经济与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2]。夏崇德等以我国六大区域（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为研究对象，以2001年各区域经济、社会指标与九运会成绩为具体研究指标，揭示经济以直接、间接等不同形式作用于体育事业，从而影响竞技体育与体育竞赛成绩，明确经济与体育竞赛成绩在量上的相互关系[3]。翁家银和韩新君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各省市区竞技体育发展现状后，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4]。何建文与庞元宁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竞技体育与国民经济进行了系统分析，给出了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主要经济因素[5]。李凤珍对我国竞技体育对经济效益的驱动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认为竞技体育对发展市场经济的驱动作用巨大，并针对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我国竞技体育经济的相关建议[6]。吴林珍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其地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储备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地方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的储备[7]。何国民和王红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对反映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第十一届全运会综合得分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各指标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8]。何国民和汪蓉蓉运用基于因子分析的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2009年竞技体育事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协调发展回归评价模型对31个省市区竞技体育事业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评价与分析[9]。李安娜以2008年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得分值和第十一届全运会奖牌总数作为主要研究变量，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域竞技体育实力的相关性进行探析，认为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域竞技体育实力的相关性较强[10]。王国凡等通过建立基于复合DEA的区域竞技体育效率评价方法，分析了区域竞技体育效率和影响决策单元无效的原因[11]。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对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要么是定性研究，要么是通过相关分析得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简单分析。此外，在指标选取上，仅选取省域的经济指标，而未考虑其他控制变量，这样分析得到的结果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在合理选取变量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定量测度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竞技体育实力影响的大小。本文拟在指标设定和数据获取基础上，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各省市区竞技体育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建立回归模型测度经济发展水平对竞技体育实力影响的大小，最后得出结论。

二、指标设定和数据获取

为了定量分析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选取合适的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竞技体育实力进行测度。

在我国每四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是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也是对各省市区竞技体育水平的大检阅。这项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其申办竞争非常激烈，举办地投资巨大，2005年江苏办全运会的总投入达到1 600亿元，2009年山东全运会的总投入为2 000亿元，2013年辽宁全运会的总投入尚未公布。举办全运会极大地推动了举办地的城市建设，这暗合了“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要求。全运会成绩作为考核各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政绩的重压和高额奖金（全运会奖金甚至超过了奥运会奖金）背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以至近几届全运会赛场内外的“怪事”“奇事”层出不穷，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全运会存在的不足只有依靠改革进一步完善（如“双计分制度”），使全运会回归体育本质，弱化“功利体育”色彩，体现公平竞赛和“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尽管存在一些不足，目前各省市区仍把全运会的成绩作为体现其体育及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金牌数量和奖牌数量外，全运会综合评分是根据各省市区运动员在全运会上的比赛成绩、参加奥运会取得的成绩、运动员交流等多方面计算所得，能较全面反映一个省市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同时选用各省市区在全国第十二届运动会上（2013年9月在辽宁沈阳举行）的金牌数量、奖牌数量和综合评分以从不同角度来反映各地区竞技水平。

经济发展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体育科研、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教练员队伍建设、训练基础设施建设、运动员的多年培养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综合相关文献中指标选取以及数据可获取性等方面的考虑，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强弱。体育产业投入数据无法直接获取，由于体育产业从属于第三产业，因此选取第三产业产值指标来反映地区体育产业的发展情况。此外，竞技体育水平的高低还与经济投入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还选择各地区财政支出中的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支出来反映体育事业方面的经济投入。此外，竞技体育实力的高低与地区总人口数以及竞技体育参与人员的多少有关联，因此我们加入总人口变量，并用等级运动员和等级教练员人数来反映竞技体育参与人员的多少。因此，本文选择的指标有：反映地区竞技体育水平指标——第十二届全运会综合得分、金牌数、奖牌数；反映地区经济水平指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反映地区体育事业方面的经济投入指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经费、科学技术支出经费和教育支出经费；反映人员多少的指标——总人口数、等级运动员数和等级教练员数。

第十二届全运会综合得分、金牌数和奖牌数等具体数据来源于第十二届全运会官方网站①。由于第十二届全运会于2013年9月举行，因此其他指标取2012年数据较为合理，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

三、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现状

为对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竞技体育实力现状有一个初步了解，我们列出各地区的全运会综合得分、金牌数、奖牌合计数和地区生产总值（GDP），并按综合得分对31个省域进行排序②，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经济状况

为更直观显示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情况，我们用图形来表示表1中的数据，具体如图1所示。从图1和表1的具体数据来看，我们可以把31个省域的竞技体育实力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竞技体育实力处于上游位置，包括山东、广东、江苏、辽宁和上海，共5个省市；第二类为竞技体育实力处于中游位置，包括浙江、北京、四川、福建、黑龙江、河北、河南、天津、吉林、湖南、湖北、安徽、陕西、内蒙古、山西，共15个省市自治区；第三类为竞技体育实力处于下游位置，包括云南、江西、广西、新疆、甘肃、重庆、贵州、海南、青海、宁夏、西藏，共11个省市自治区。综合得分、奖牌合计数和金牌数3个变量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综合得分与奖牌合计数、综合得分与金牌数，奖牌合计数与金牌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0.96和0.98，表明这3个指标在反映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上是基本一致的。

图1 省域竞技体育实力与经济状况变化情况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总量最大的几个省为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总量最小的几个省市自治区为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甘肃、贵州和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大的省份一般竞技体育水平也较高，地区生产总值小的省份一般竞技体育水平也较低，综合得分、奖牌合计数和金牌数3个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3，0.80，0.79，这说明地区竞技体育水平与地区经济总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上文的相关分析已经表明，地区竞技体育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较强相关关系，下文就加入其他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竞技体育实力的影响。

表2 地区竞技体育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我们分别以综合得分（Score）、奖牌合计数（Medal）和金牌数（Gold）为因变量，以地区生产总值（GDP）、第三产业产值（Tertiary）、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经费（CSM）、科学技术支出经费（ST）、教育支出经费（EDU）、总人口数（POP）、等级运动员数（Athlete）和等级教练员数（Coach）为自变量，可以初步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的结果在表2中给出。从表2可以看出，上面3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虽然不错，R2分别为0.777、0.756和0.764，但三个模型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并且通过自变量选择不能达到改进模型的目的。这表明线性回归模型对于我们的数据而言不是一个较好的模型。考虑到因变量综合得分、奖牌合计数和金牌数都为非负数，可以认为是计数数据③，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以下泊松回归模型来拟合数据。

通过自变量选择，我们可以得到最优的泊松回归模型，其估计结果也在表2中给出。通过表2我们发现，得到的最优泊松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都显著，故我们最后得到的模型为：

泊松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对于得分情况，在我们选取的自变量中，地区生产总值、运动员数、教练员数、文体投入和教育投入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有显著影响，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运动员数、教练员和文体投入都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有正向影响，而教育投入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的影响为负。对于总奖牌数情况，地区生产总值、运动员数、文体投入和教育投入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有显著影响，并均为正向影响。对于金牌数情况，地区生产总值、运动员数、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有显著影响，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运动员数和科技投入都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有正向影响，而教育投入的影响为负。地区生产总值越高，文体投入和科技投入越多，运动员人数和教练员人数越多，该地区的竞技体育实力就越强；地区教育投入越多，地区的竞技体育实力相反会下降。其他因素对于省域竞技体育实力没有显著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投入与竞技体育实力之间具有负向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我国教育过程中不重视体育有关。

具体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1 000亿元，平均可以带来综合得分增加0.2%，奖牌数增加0.1%，金牌数增加0.3%④；运动员数每增加1 000人，平均可以带来综合得分增加2.2%，奖牌数增加2.2%，金牌数增加2.9%；教练员数增加1 000人，平均可以带来综合得分增加19.8%；教育投入增加1 000亿元，平均使得综合得分减少6.0%，使得金牌数减少9.1%；文体投入增加1 000亿元，平均使得综合得分增加126.4%，使得奖牌数增加35.1%；科技投入增加1 000亿元，平均使得奖牌数增加44.8%，使得金牌数增加61.2%；从经济方面看，文体投入和科技投入增加1 000亿元对于竞技体育实力的影响要比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 000亿元的影响强得多。从参与竞技体育人员方面来看，教练员数增减1 000人对竞技体育实力的影响比运动员增减1 000人的影响大得多。

五、结论及启示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地区生产总值、文体投入、教育投入、科技投入、运动员数和教练员数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有显著影响，其中地区生产总值、文体投入、科技投入、运动员数和教练员数都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有正向影响，而教育投入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的影响是负向的。第三产业产值、总人口数对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没有显著影响。

从上文的结论我们可以发现，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发展地区经济，增加体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增强地区竞技体育实力的基础。竞技体育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科技实力，因此科技投入对竞技体育实力的提升作用明显。教育投入与竞技体育实力呈现出反向作用，这可能与我国教育不重视体育训练、不重视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有很大关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加强专业体育人员的培养，包括专业运动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和教练员的培养。只有切实加强地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才能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推动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因此，以发展地区经济综合实力为基础，在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加强科技投入，加强学校教育中的体育训练，特别加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增加地区运动员和教练员人数，最终实现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提升。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运动会组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运动会竞赛信息发布——奖牌／总分（综合成绩榜）。http：／／results.liaoning2013.com.cn／Info2013／html／zh-cn／pages／CRS／Medal.htm.

②全运会还有其他代表队，如解放军代表队、行业代表队等，本文只分析省域代表队情况，不包括其他代表队。

③对于因变量中的0.5，由于泊松回归要求自变量为整数，所以笔者采取进一法进行处理。

④泊松回归中回归系数的解释为以自然对数e为底的指数函数，并解释为倍数关系。

[1]郜建海.竞技体育与经济发展相关因素探讨[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38—141.

[2]王岗，梁维卿.山西经济与竞技体育成绩的相关研究[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3，（2）：6—8.

[3]夏崇德，何志金，陈颇，白继森.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竞技体育的相关分析[J].体育科学，2006，（2）：22—27.

[4]翁家银，韩新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3）：27—30.

[5]何建文，庞元宁.我国西部地区竞技体育与国民经济的灰色关联度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7，（2）：13—15.

[6]李凤珍.谈我国竞技体育对经济效益的驱动及影响[J].商业时代，2010，（19）：118—119.

[7]吴林珍.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其地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储备的研究[J].价值工程，2011，（33）：219—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