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阳 裴文廷

珍藏在我心中的酒泉故事

河南南阳 裴文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先后在玉门、酒泉工作生活过20多年，曾任玉门市委、酒泉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酒泉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科长等职。离休后，我把在玉门、酒泉两地工作时的亲历或见闻，辑为《嘉峪关内外》纪实文集，大部分被《石化老年》、《河南石油报》刊用。本文就是这部文集中的几个记忆片段，也是珍藏在我心中的酒泉故事。

我听余秋里作报告

一九五九年五月，玉门油矿成立了吐鲁番矿务局，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所限，打了一年多探井，收获不大。一位领导给市（局）党委写了一份不符合形势要求的报告。国家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看后大为不悦，在玉门文化宫礼堂召开的市、局干部大会上，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这是动摇军心，瓦解士气，是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在作怪。

他把左臂的空袖子从身后一甩，夹在右臂下，离开话筒，在主席台上走来走去，放开嗓门，对报告中的观点一一批评。讲着讲着，他抽出一支烟，在讲桌上叭叭叭连蹾几十下，随着讲话节奏，越蹾越快越响，全礼堂都能听见。他用一只手抽火柴，准备划火点烟，台上作记录的秘书忙上前帮忙，他不但拒绝，而且当场指出：“当个领导，让人百般伺候，这是资产阶级作风，革命队伍里不提倡。”他豪迈地说：“我余秋里如果有两只手，非把钻盘扳转不可。”我坐在礼堂后排，听着这样的讲话，对余秋里可敬可畏，深受教育，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余秋里对被誉为工人阶级优秀代表的王进喜也毫不客气。一九五九年王进喜所在贝乌五队（一二零五队），把一口井的井壁打斜四点七度。余秋里说：“这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好井，现在不行，王进喜，你给我填！”王进喜含着泪，带上工人，硬是背水泥把井填了。余秋里通过这个典型，告诉人们，所有的石油工人，无论谁，工作都不能马马虎虎，凡事干坏了，都要推倒重来。

三年困难时期，余秋里以大将风度，纵观全局，深谋远虑，力挽狂澜，一手抓石油，一手抓农业，硬是把玉门的石油、农业都抓上去了。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余秋里两次来玉门，都带着秘书李晔（后任胜利油田一把手、山东省副省长）。因自己只有一只手，目标大，就让李晔微服私访。一九六零年九月李晔调查回来，给余秋里汇报：“如果不迅速解决粮食问题，井队就没人上班了。”他听后立即在玉门召开的“西北石油厂矿长会议”上，提出在“稳定西部发展东部”战略的同时，大办农业，大抓粮食、蔬菜实现“三硬一软（一斤土豆，一斤萝卜，一斤甜菜根，一斤叶菜）”。其后，玉门办起了十多个农场，补充了职工的粮、油、肉、菜。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再来玉门油矿，走遍油矿的农场、食堂。有个工人流着泪给他反映：“旧社会我们吃的是猪狗食，新社会粮站供应的粮食掺杂使假，短斤少两，真让人寒心。”一位司机说：“我的眼都肿成一条缝，手肿得握不住方向盘”。有的职工吃不饱，到处去商店排队买糖水、伊拉克蜜枣，普遍斤两不够。余秋里派李晔借职工粮本排队买来这些东西，一复秤果然都不够数。他火了，把市委书记、市长、粮食局长、商业局长都叫来，当面秤给他们看，气得声音颤抖。他批评说：“你们都是干啥的，我们共产党人竟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接着又带他们到粮站现场检查，抓整改，举一反三，震动全市。

他到采油队，工人反映距大队食堂太远，走路半小时，排队半小时，中午没有时间休息。余秋里到食堂一看，果真如此。他当晚开会，要求机关干部从第二天起，轮流到食堂帮助卖饭。第二天他去检查，没有执行。他向工人借来碗筷、饭票，排在队伍后面。管理员见状，急忙请余秋里到小食堂就餐，被拒绝。市委第一书记刘长亮、局长焦万海闻讯赶来，相劝无效。二人忙进食堂，帮忙卖饭。余秋里在这个食堂当了一周管理员，帮助建立了民主选举伙委会制度，还建议局里抽调二百一十八名科以上干部抓农业、抓食堂。使食堂大为改观。老工人阮进财说：“老部长在最困难的时候和我们同甘共苦，我们还有啥说的，咬紧牙关也要把石油生产搞上去。”

余秋里工作中雷厉风行，严得出奇，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对职工的感情却十分丰富，爱得很深，真情无处不在。王进喜队有个工人家属来队探亲，因没有粮吃，到处讨要。余秋里知道后，通知食堂送去一袋面粉。一次一个工人冒雪到二三十米高的井架上作业，下来后，冻得唇发紫，舌发硬，牙打磕，说不出话，浑身发颤。余秋里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忙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给这位工人披上。他说：“工人是宝贵财富，没有工人的创造性劳动，就没有石油。”

七十年代初，余秋里又来到久别的玉门油矿。和往常一样，他先不进招待所，而先到基层。他到采油队碰见一群小伙子，问他们“现在能吃饱肚子吗？”青年工人说：“能吃饱。”余秋里似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伸手摸着几个小伙子的肚皮说：“只要肚子能吃饱，睡眠八小时，就放开膀子干！”离开玉门油矿时，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三四十名职工代表参加。我和一位市领导作为政府代表应邀列席，余部长握着我们的手说：“市局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过去为玉门石油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今后还要继续大力支持。”

会议开始时，场面还有一些拘谨。余秋里三言两语就把场面打开了，大家发言异常热烈，无话不说。余秋里见状，索性离开沙发，盘腿坐在地毯上，不少职工代表也围着余秋里坐在地毯上谈心。有个工人问余秋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生怕把老部长打倒，经常听到广播里报道参加各种重要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名单时，总把老部长放在最后，说‘还有余秋里同志’，不知是啥原因？”余秋里诙谐地用了一句外交辞令：“是人所共知的原因。”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声中不少职工代表眼含热泪。

杨拯民教我们读书

玉门油矿的第一任局长是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当时，玉门油矿共青团工作十分活跃，每年都要搞几次青年讲座。杨拯民讲过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国内外形势等专题。每次讲课前，他总要把我们矿团委的干部请到他办公室，进行座谈讨论，收集素材。当时在矿团委我年龄最小，第一次去杨局长办公室时还不到二十岁，表现很拘谨，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何时来矿？我一一回答，大家也帮我补充。座谈中，杨拯民边问边记，说不清楚的让下去再补充调查。其良好作风对我启迪很深。

建国不久，油矿青年人缺乏马列主义知识，革命道理懂的不多。杨拯民每次讲座，总抱着一摞《干部必读》，翻好页码，一本压着一本放在桌上。他每讲一个问题，先念《干部必读》上马列主义是怎么说的，进行通俗讲解，然后对照现实，讲清我们哪些做法符合马列教导，哪些不符合，以理服人。

当时，玉门油矿青年人普遍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对艰苦创业、为国奉献缺乏正确认识。青年中流传着：“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的顺口溜。有的嫌工资少说二话：“亲爱的党我的妈，你的儿子没钱花，一月只有二十八，请你多给儿几沓。”再加上当时玉门油矿是全封闭企业，一进解放门检查站的四个水泥墩墩，南西北三面都是祁连山，东面是两米高的铁丝网和广阔的戈壁滩，想跑都跑不出去。许多青年人不安心在玉门油矿工作说：“火车叫，心在跳，何时离开老君庙”。“宁肯东行千里，绝不西移一步”。有个大学毕业生给杨拯民写了一个“正式的呈子”，意思是他经过郑重考虑，去意已决。杨拯民说：“玉门风沙大，气候高寒，物质条件差，生活单调，各方面不如内地，这是事实，但玉门地下有石油，我们是探油人，是开拓者。自古开拓者先吃苦，献身事业为己任。不能等别人建设好了，我们再来享受，内地大城市虽好，但目前还没有找到石油。如果大家都不愿来玉门，那玉门地下的石油是不会自己流出来的，我想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我劝有类似念头的青年同志，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破坐天下的思想，立创天下的观念，安下心，扎下根，开花结果在玉门”。“我杨拯民不是没有外调的理由和条件，但国家把建设天然石油基地的任务交给我，这个任务完不成，我哪里也不去，就是用八抬大轿抬，我也不去！”

讲到这里，杨拯民说：“最近苏联有部小说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描写苏联石油工人，不怕苦不怕难，艰苦奋斗，热爱祖国，为祖国繁荣富强，在远东西伯利亚找油，铺设石油管道的故事，我建议青年同志们都看看。西伯利亚条件不见得比我们好，他们能创造奇迹，我们就不行？我们要向苏联石油工人学习，艰苦创业，用我们的劳动和汗水把建设石油基地的任务早日完成。请这位写‘呈子’的同志再好好想想，想通了，留下来，咱们携手建设玉门，我欢迎。想不通，一定要走，我不强留。不过走时告诉我一声，我一定送你到车站。”

讲座后，我们共青团组织全矿青年，掀起了阅读、讨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热潮，青年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矿青年心情舒畅，同心同德，异口同声地表示：“安下心，扎下根，开花结果在玉门”。

李季给我们讲写作

我国著名诗人李季，在全国解放后，来到了玉门，曾任油矿宣传部长。当年，玉门矿务局团委不定期的举办各种青年讲座，想请李季给青年讲一次写作。李季最初没答应，团委干部便找李季爱人李小为说：“我们请李季部长给青年讲一次写作，他没有答应，咱们在一个支部，请你给说说。”李小为时任矿工会女工部长。矿工会和矿团委在一栋小平房办公，一个党支部开会，朝夕相见。李小为说：“李季原本是体验生活来的，现在又任矿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还兼《石油工人报》社社长，每天晚上当‘夜猫子’，审稿到半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们不要让他作大报告，规模小一点，次数也不要多，我再以咱们党支部的名义劝劝他。”

经过一番周折，李季终于给青年人讲了几次写作。他的讲座，和他写《信天游》一样，好用群众语言，他一开头就批评当时不健康的文风。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写文章不动脑子，这里抄一段，那里摘几句，东拼西凑，生搬硬套，不成体统。还自欺欺人地说什么“千古文章一大套，看你会套不会套”。不以抄袭为耻，反以当誊文公先生为荣，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这是永远也写不出好文章来的。有的同志写文章不是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而是一开头就套话一大串，东拉西扯，不沾主题。使人有“秀才写卖驴，三页不见驴”之感。有的文章长篇累赘，空话连篇，似“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有的同志坐在办公室写调查报告，打好框架再到基层找典型，找例子，就像“提着鞋子去套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风不纠正，害己害人害党。他希望大家学习毛主席的好文风，反对党八股，写出好文章。我们听着十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久记不忘。

讲到写文章的技巧，李季说写文章要讲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要做到三性，关键在写文章人的思想、立场、观点、方法要对头。这就叫“文如其人”，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章，全靠自己刻苦学习，改造世界观，反复实践。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才能有所取舍，当好文章的加工厂。写文章还要讲修辞，讲语法，讲逻辑，讲技巧。不管什么文章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晋代陆机《文赋》上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新闻学叫“导语”。文章要眉目清楚，纲举目张。要首尾呼应，修饰要恰到好处，风格要协调一致，不能像七八十岁的小脚老太太，还留个剪发头，穿个高跟鞋，那就很不协调。

在讲新闻真实性问题时，李季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个叫“客里空”的前线新闻记者，报道伤病员救治情况时，让红军战士假装伤病员，躺在病床上拍照，当作新闻照片登在报上。后来真相被揭穿，从此苏联新闻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假新闻的代名词：“客里空”，传遍全球。李季说，真实性是新闻的灵魂和生命，万万不敢有半点含糊。但文艺创作不同，可以虚构，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李季说，他在陕北当过小学教员、教育干事、连队指导员、《三边报》社社长，搜集了三千多首“信天游”，才创作出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王贵、李香香似有其人，实无其人。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后，陆定一发表了《读了一首好诗》的评论，认为“用丰富的民间语言来做诗，内容形式都好。”李季强调，无论写理论文章还是搞文学创作，深入生活掌握生活的原材料，实乃写作之母，也是创作之母。

李季每次讲完，都让大家现场发问。有一次钻井公司团委张天吉提出：“旧的文艺作品鼓吹爱情至上，为什么革命的文艺作品也总是离不开描写爱情？”。李季说：“世界上只要有男女，爱情就会永远存在，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但是，资产阶级是爱情至上主义，无产阶级却强调爱情和革命利益是一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保尔和达雅、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观，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找萧华要农场

一九七七年我受酒泉地委指派，找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要驻军占用的酒泉城郊农场耕地，事情虽不大，但其过程也颇有戏剧性，也值得回味。

酒泉城郊农场原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距县城二点五公里，耕地数千亩，房屋数百间，是酒泉城郊的粮菜生产大户。尤其是蔬菜上市早，品种多，产量高，是酒泉城的主要菜源。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酒泉处于反修前线，北靠蒙古国，中蒙边界线长达一千多公里。根据当时的战备形势和纵深设防的战略原则，劳改人员全部内迁，农场全盘移交给一个步兵团驻防。农场的粮菜从此全部供应部队。七十年代后期，中苏对立态势有所缓和，酒泉地委计划要收回这个农场，要求我以地县两级政府名义给省革委会和萧华政委写要农场的报告。报告写出后，又派我和酒泉县革委会副主任吴大成去兰州直接找萧华汇报。正在这时，省革委会一位副主任来酒泉检查工作，也支持要回这个农场。

我们带着报告乘专车到兰州，先找到省革委会那位副主任，请他帮忙，但他面有难色。无奈，我找到省委办公厅几位熟人帮我出谋划策。他们说，萧政委不在省委办公，也不在兰州军区办公，而在一处战备指挥部，恐怕进不去。我们决定去试试看。

到了战备指挥部，有位军人说，他是萧政委的值班秘书，要找萧政委办什么事情先给他讲。我们递上地、县两级政府给萧政委的报告，并作了口头汇报，他听后让我们稍等，他给首长汇报。过了一会，他回来告诉我们，首长说，甘陕两省已提出类似问题十多起，这是战备形成的特殊问题，要从战备形势的发展来考虑解决，目前还难以处理，只要将来不打仗，什么问题也好解决，首长让你们回去。

秘书把我们送出了战备指挥部，我们把情况向地委书记马汝贵做了电话汇报，马汝贵说答复太笼统，一定要我再找萧政委当面汇报。因为马汝贵原来在省上当局长，对省上的情况比较熟悉，他给我出点子说：“只有在萧政委参加省委常委会时，到省委大院把他堵住，才能碰到他，否则萧政委是找不到的。”

吴大成因事提前回去，留我一人继续按马汝贵的指示找萧华。我又找省委办公厅那几位熟人帮忙找萧政委，他们向我提供省委开常委会的时间，萧华乘坐的车型和车号。在他们的帮助下，有一天早上八点，肖华在省委大院刚下车，我就硬着头皮，上前把他堵住。我首先表示歉意，然后说：“前几天在萧政委的住宅，秘书对我们的答复，我向地委领导作了汇报，地委领导要我们一定找你作当面汇报，否则就算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萧华听了后，笑着说：“我以为你们找我有什么大事！你们真是不见黄河心不甘，你们提出要农场的问题，我已经知道了，理解地方的困难。一、解放军不与民争利。二、农场问题要根据战备形式的发展，由军区统一考虑后再作决定，只要不打仗，农场就移交给你们。三、目前移交有困难，一个团几千人总不能让他们住戈壁滩。四、此事在兰州军区没解决之前，不要找当地驻军。五、当地老百姓不得抢占农场耕地，抢收农场庄稼，地县要对此负责。这几条你们满意了吗？你们办事很负责，任务完成得很好，可以回去了！”我表示：“萧政委的指示，回去一定向地委汇报，请政委放心。”

我们带着萧政委的指示回到了酒泉，农场虽然没要回，但带回了萧华政委的明确指示，地县两级表示接受，坚决执行。

我所见到的高尔泰

著名的画家、美学家高尔泰与我同龄，上世纪七十年代同在酒泉地区工作，有段琐事之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尔泰受到重点批判，下放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就在这期间，地委机关要给礼堂画毛主席巨幅挂像，地区招待所要给大厅画迎客松。我们将高尔泰从距城十几里的干校，临时抽来。从安排食宿到绘画，我和高尔泰打交道数年。高尔泰也因给地委礼堂画毛主席像出了名，一发不可收，给地、县机关、直属单位、驻军部队，一画就是几年，共画了三四十幅。高尔泰通过画毛主席像，熟悉了不少同志。大家都说高尔泰是奇才，绘画水平相当高，但性格孤傲不羁，是个怪人。戏噱高尔泰有三大怪：

一怪，穿上破褂装乞丐。高尔泰抽到地区后，我安排他食宿都在招待所。他很不注意仪表，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一年四季穿着作画时的蓝布大褂，浑身五颜六色，结笳成块，从不换洗。不管什么场合，出出进进，他都如入无人之境。特别是在招待所食堂排队买饭、就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客人都很反感，敬而远之。宿舍里也脏乱差，招待所下了逐客令，让他搬家换窝。无奈，我又将他安排到地委机关食宿，相对人员较熟，互相能够谅解。这样一待就是几年，给他的生活和各单位求画毛主席像提供了条件。

二怪，女儿弃学自己带。一九六六年高尔泰的爱人在敦煌下放农村劳动时，因二胎难产母子双亡。高尔泰就将年仅两岁的女儿高林带到干校，既当爹又当娘，上地劳动，出外作画，都带在身边，教她学画，也学文化，还编绘了许多童话故事连环画，女儿八九岁了还不上学。有一天我碰到高尔泰带着女儿去食堂吃饭。我问，女儿为何不上学？高尔泰说户口在敦煌。我信以为真，请文教局长给联系个小学。文教局长说，现在上学根本没有户口限制，很快他就给联系到一所小学。没想到高尔泰并不领情，根本不打算让女儿上正规的学校，他要自己带自己教，直到一九七八年高尔泰调离酒泉，女儿十二岁了还未上小学。他给女儿绘的连环画，几年竟积存了六大本、二百多幅。

三怪，臭名草丛粪堆埋。此为当时贬辱之称，照录为歉，源于高尔泰一次个性化的署名故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酒泉地区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决定以农业局的名义，编印一套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字为主题的科普宣传画，让高尔泰绘制。构思设想，清样草稿，我都参与了讨论，未发现问题。正式彩印，发至生产队后，反映很好。但在地区四干会上，一位县委书记说，“八字宪法”藏着八个右派“高尔泰”，给其树碑立传。提出退“货”，并要求追查责任。地委领导听到反映，对我说：“只要宣传内容正确，社员能懂会用就行，管它藏几个‘高尔泰’，不要小题大作。不过高尔泰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还是应给予批评的。我和农业局长找高尔泰谈话，他不接受。农业局长将八张画一一铺开，指出在葫芦蔓上攀的、藏在小麦丛中的、爬在肥堆上的八个变体字“高尔泰”。他仍然强词夺理地说，这样非但不影响宣传效果，反而会引起青年人的好奇和兴趣，起到意想不到的宣传作用，加深对宣传内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