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云雷

考察“官场小说”，我们首先需要对“官场小说”的创作与阅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09年1—3月，官场小说品种就达到123种，与2008年全年官场小说约118种相比，持续高温。……此外，在“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中，也出现了为人广泛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这些人主要包括阎真（《沧浪之水》）、王跃文（《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黄晓阳（《二号首长》系列）、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许开祯（《省委班子》）、王晓方（《驻京办主任》）、肖仁福（《官运》）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官场小说”已是一种成熟而又畅销的文学类型。

一、“官场小说”及其最新变化

王跃文的《国画》（1998）被认为是“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作，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在荆都市从秘书到财政厅副厅长的经历，展示了他的诸种遭遇及其内心历程。《梅次故事》（2001）是《国画》的续篇，描写朱怀镜调至梅次市担任副书记之后的故事，展现了官场的逻辑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触，《苍黄》（2009）以刘星明、李济运等人的故事，延续了作者对官场中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阎真的《沧浪之水》（2001）也是“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述医学研究生池大为，在进入省卫生厅后逐渐融入“官场”的过程，开始时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但世态炎凉与生活压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认同了官场规则，并利用这一规则获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官场小说”虽然仍瞩目于“官场”逻辑与内幕，但是在小说的主题、“主体”以及叙述的方式与侧重点等方面，与王跃文、阎真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了“官场小说”新的变异，也折射出了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很值得我们关注。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运行逻辑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在这里，“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成为了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了小说的主要内容。“权力”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限制，构成了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终极评判，也构造了当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整体结构。

在小说的整体色彩上，《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权力倾轧中充满了进取的精神，这些作品的叙述结构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小说的主人公凭借个人的聪明与奋斗，凭借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有利因素，凭借对官场规则的适应与应用，在官场的台阶上一步步迈进，纵横捭阖，顾盼自雄。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他们精明强干，游刃有余，是这个社会中为人瞩目的“成功者”。但是，与这些作品相比，《国画》《梅次故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胁突遇车祸之后，“朱怀镜没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诉香妹和陈舒二位。他们低着头，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更具虔诚的意味。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这是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的反应与佛教氛围的渲染，让小说具有一种超越与反思的意味。而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虽然成功地当上了省卫生厅厅长，但仍不脱知识分子习气，“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尽量地升上去，一动不动。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与之相比，《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结尾处都在交待故事的进展或结局，绝少这样抒情性或跳出官场逻辑的段落。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折，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在十余年间的重大变化。

二、“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

“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19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争斗中，虽然存在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学”作为比照，我们便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变化。与“改革文学”不同，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斗争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虽然斗争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无的。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在积极地干事业，在遇到诸如抗洪之类的事情时（《二号首长》），他们表现出的决断与果敢也足以令人动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政绩”，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仍然依附于权力斗争，是在这一框架的制约下进行的。

以上这些层面的不同，也决定了“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学”中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总体基调是明朗的，“官场小说”就并非如此。

三、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权力的因素，在《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干预现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与“改革文学”和“官场小说”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们可以看到，与“改革文学”相似，在“十七年文学”中很少看到权力斗争的直接表现，在这里，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并且受到思想斗争的制约。在《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在《艳阳天》（1964—1966）中的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还是单干——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双方的斗争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他们的斗争中，很少看到个人权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文学”中思想斗争的叙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学”所开创的。

其次，更具“人民性”。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处于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与他们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对象，或者“权力斗争”的被动承受者。

再次，更具“纯洁性”。在“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及权力斗争的严酷内幕，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在这方面，“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虽然也不乏残酷，但相比之下，却是光明正大的，双方都在为理想、为公共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在这方面，“十七年文学”比“改革文学”更具纯洁性，对道德的要求更高。而在当今“官场小说”中，则充斥着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与欲望横行。从这些缺点与“底线”，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四、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场”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谴责小说”，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地区分，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

在叙述态度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谴责小说”这一命名所显示的，无论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3）、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5），还是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曾朴的《孽海花》（1903），对于“官场”都持一种“谴责”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暴露社会的黑暗、揭露官场中的丑恶现象，但对这些现象并不认同。但是“官场小说”却与之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虽然也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与运作机制，但却很少有“谴责”或批判的态度，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内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官场的经验与得失，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手册，在总体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它们组织叙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观、艺术观不同。在我看来，“谴责小说”更多继承了中国明清世情小说的传统，多以散点的方式，描述社会现实中的直接经验；而“官场小说”则更多继承了五四以后来自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多以“透视”的方式，对社会现实加以“提炼”与“典型化”。这样，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小说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种种丑恶与黑暗的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是“个别”的，并不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概括，但在“官场小说”中却并非如此，“官场小说”描述的虽然也是“个别”的现象，但在对这“个别”现象的描述中，却融入了作者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权力斗争虽然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却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则与原理，不仅仅是一些“现象”，而且是一种“本质”。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谴责小说”是对贪污腐化现象的具体描述，而“官场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

在上述分析中，读者很容易从中读出对“官场小说”的批评性意见，但在我看来，“官场小说”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将一种主流价值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症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需归罪于镜子本身。

这个镜中之像呈现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是由重重叠叠的权力关系构成的网络，只要进入其内在逻辑与机制，便很难挣脱出来，仿佛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或者“万难毁坏的铁屋子”。那么，面对这个新世纪的“铁屋子”，我们该如何突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