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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报人曹聚仁一生，教书写书，爱书如命；嗜书成癖，以书为伴。

对于“书痴”的曹聚仁，知夫者莫如妻。她的妻子邓珂云，不无感慨地回忆说：“那时，在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个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30%的钱，去购买书籍。书籍被一些人视为‘废纸’，但却是我们宝贵的‘财产’。”

曹聚仁自幼酷爱读书。过年，也是读书不辍。有一年除夕，外面鞭炮声声，他却置若罔闻，独守阁楼，几乎通宵，读他心爱之书。

曹聚仁有一个怪癖，不爱借书看。认为借来的书，看不过瘾。书只有反复看，才能心领神会。曹聚仁说，他读《红楼梦》，多达百遍。只要新书一出版，认为有必要，就不惜重金购买。有一次，一部官堆纸局本《两汉书》，足足花掉了他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书，不敢抱回家。当时的心境，犹如戒烟与戒赌，毒瘾复发时不能自控。以后的数月中，告诫自己，发誓要远离“商务”、“中华”这些“害人精”，但一到门口，脚就不听使唤，又恋恋不舍，自毁其言了。

曹聚仁买到一本书，喜欢先睹为快。在上海时，有一次买了一本杂志，就在南京路上，边走边看，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差点被汽车撞了一个正着，被司机大骂：“走路还看书，不要命啦！”

有一回，他在上海真如车站等车，在一家书店买了一本《房龙的故事》。从真如看到上海北站，从北站看到家里，从黄昏看到黎明，如痴如醉，看完了才呼呼蒙头大睡。

曹聚仁如此说过：“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情愿，爱好了它，才可抓住我的心。”

他如此爱书，很快书多为患。家里塞满了书，可谓“汗牛充栋”。书厨满了，就在墙上装上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面，钉起隔板。实在放不下，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也都成了藏书之所。他涉猎极广，历史、文学书外，天文、地理、哲学、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等等，几乎无所不买。他的书库，用他妻子邓珂云的话说：“既是百宝箱，也是垃圾堆”。

曹聚仁在旅行时，总喜带上几本书。杜甫或陆游的诗，《老子》或《庄子》，加上一本《史记》，或《聊斋志异》，犹如别人抽香烟，一刻都书不离身。

曹聚仁藏书，经历过几次劫难。“一·二八”，日军烧毁了他两屋子的书，让他心痛要死。“八·一三”抗战爆发，把许多珍本，装了30多麻袋，运回老家珍藏，结果也没逃过可恨的“日本佬”，最后被焚毁一空。两次书劫后，发誓再也不买书。但积习难改，书又在信誓旦旦的誓言中，溜了回来。从旅居江西赣南，到抗战胜利后，住在上海的五年间，又积了不少的书。解放后，来不及带上心爱的书，只身去了香港，以写作谋生存。想不到，一去就是二十二年、最后客死他乡，留下一屋子书。

曹聚仁在香港，晚年穷困潦倒，租不起宽敞舒适的房子，只能住在一间阳台上，临时搭建的石屋里。二十余年积存的图书，无处安放，只好散落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包上了事。曹聚仁在此，一住就是九年。临要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以为要来偷书，他大喜过望，心想，总算遇到披襟共语的“爱书人”了。哪知用手电筒一照，才知此人，衣着潦草，面有菜色，原来是个“破烂王”。曹聚仁给他送了三百元港币，将其打发走。并声言：“这不是论斤卖两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登门拜访曹聚仁。见他家里家外，“书似青山常乱叠”，想借一本台湾刊物。曹不好直接拒绝，示意让他看侧贴在书房里的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他看了，自然一切明白。曹聚仁钟爱书，由此可见一斑。

曹聚仁去世前几个月，为了筹措昂贵的医疗费，无奈转让心爱的藏书，不啻是“卖儿卖女”，其心痛之情，可想而知。他在信中说：“弟的书，分三部分，转让我兄。在医院每月，要二千港元开支，合其他，该有三千港元。今后四个月，只好靠兄支持了。每月支持我五百港元，拜托。”

曹聚仁病逝后，他的亲属赴港整理遗物，除了书外，别无他物。只有一份份报，一本本书，还有一捆捆的手稿。

有道是，以书传家胜过良田美产。曹聚仁的书报、手稿与著作，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