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 斗

我读过一篇叫《梅维斯研究》的中国小说，写科学家生活。故事场景在欧洲或美洲，也可能是大洋洲，其中的角色皆白种人。那小说智趣飞扬，妙喻迭现，以轻盈的步履涉足神秘并制造紧张，操持着我一向喜欢的翻译文体。它是短篇，作者牛健哲。

显然，我这文章的题目出于模仿。

与牛健哲认识没有十年，也七八年了，见面也有六七十次。他工作的那个部门，我曾先于他混迹多年，大概是恋旧的感情使然，没事我总过去聊天。但想想我们俩说过的话，准确地说，是他对我说过的话，每次也就五六七句，还包括很容易被理解为敷衍的“可能吧”，“也许是”，“对”，“行”，包括这次在电话里，他希望我就他的两篇小说写点什么，也是他以简洁的一两句话表达了意图的三分之一，再由我用哆嗦的十来句话，补足他省略的三分之二。我爱聊天，喜欢对话时的互动和碰撞，喜欢快乐的打岔和讥诮的抬杠。可这一切，在牛健哲那里都不存在，每每听我夸夸其谈，他只是眨着一双忧郁的眼睛，专注认真地直视着我，为他敷衍式的应对增加诚意指数。记得有一次，我看过他的一篇小说，因为惊异于他的精彩，便旧习不改地荒唐起来——我喜欢通过荒唐但也好玩的形式，表达某种强烈的感受。当时我放下手头的活计，翻着词典为他设计笔名：牛耳、牛氓、牛腱子……然后逐一列到纸上，再读出声音，对比它们的优劣短长。那天周日，我等不到周一当面建议，立刻给他打去电话，问他自己喜欢哪个。可他好像只一句话，就让我的荒唐只剩下荒唐没有了好玩：我不想用笔名。还好像，对我一两个小时的雷锋精神，他吝啬的词语里都没包含谢谢。

但不知为什么，和他聊天，我又从没觉得对牛弹琴。他那种由欲言又止所酝酿的沉默，仿佛也是声音，是属于另一语义系统的独特声音。

后来，在我对“牛”弹了一两年琴后，有一天夜深人静时我打开信箱，他发来请我“批评”的两篇小说，果然让我听到了独特的声音。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写小说。这就对了，独特的声音应该属于独特的人。

那两篇小说的题目和内容我早忘了，但夜深人静时他通过小说与我聊天，却让我记下了当时的感受：语言诡异，构想新颖，富有灵性，出手不凡——当然，至今我也没问过他，他何时开始“出手”写作，喜欢读谁又推崇谁。

再后来，他陆续又发我几篇小说，对人的心内波澜与身外境遇，皆充满“好久是多久”（《药酒》）式的穷追苦问，而“就像小便到四十五毫升时就被强行提起裤子一样”（《不再降落》）的奇妙比喻和“都要接待一下那段视频”（《不再降落》）这种富有情感功能的精确描写，更亮片一样，在他小说里随处发光。他留给我的阅读印象，是对语言有强烈的操纵热情。但我说不好，他这直达根本的良性嗜好，是深谙“小说就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真谛的自觉呢，还是他下意识中弥补自己不擅辞令的自然反应？他的句子都很完整，但每每读完，又总有一种残缺的感觉——那残缺里潜伏着无穷的深义，反过来又会颠覆完整。这种能力，我倒觉得，应该来之于他对自己说话风格的点石成金。与他说话风格相违背的，是他喜欢不厌其烦地描摹细部，不惜术语化和论文式，但由于他拒绝生拉硬拽地从事物的表象“反映生活”和编织全无心理逻辑依据的“好看故事”，他越细致，越小处着眼，越沉溺于边边角角枝枝蔓蔓，他传递的信息就越不确定，他笔下的人物就越模糊，他设置的情节就越不平衡越不稳定，而经他扭曲变形过的故事题旨，就越挑战读者的审美趣味与认知习惯。于是，根本就不飞翔的《不再降落》便携带出了罗伯·格里耶式的“嫉妒”云雨，而绝不辛辣浓烈的《药酒》，也溢散出了希区柯克般的恐怖与惊悚。

牛健哲与文坛的时尚背向而行，甫一出手，就选择了一条承袭艺术小说光荣传统的孤独之路，数年下来，其间艰辛可想而知。但他始终苛刻地约束自己，避免成为一个正常的、正规的、正确的、正经的、容易判断的、方便鼓吹的、有团队精神和和谐气质的小说家。我对他选择的小说方向充满敬意，但又担心，他日常生活中乏善可陈的沟通技巧，是否会变成障碍，坎坷他的小说之路。毕竟他得有个正常的饭碗，要与正规的组织打正确的交道。以至于有一回与他聊天我竟嘴脸正经，特别地语重心长和以兄长自居。他听了我的滔滔不绝，以一个完整的句子呼应了我，回话字数，还喜人和惊人地超过了十个：我明白你意思了刁斗老师。可明白了什么，他什么意见，我则一点也没明白。

再提一下《梅维斯研究》。有一天，我听说省作协两年一度的评奖活动又要开始，因为了解牛健哲性格，我特意跑到他办公室，建议他申报正好符合评选条件的这篇小说。他为难地说，我不好意思……我倒明白他的不好意思指的什么。我说，我没让你求人，没让你请吃饭打电话；我就是让你参与一下，让他们了解你，而且，短篇至少要评五篇，总需要有一篇没水分的。后来他报了。后来没评上。后来，我很想找那些短篇评委理论一番。我没去。按他们逻辑，若他们问我为何如此替牛健哲操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能说牛斗同属二十八宿，叫斗的天然喜欢姓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