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散文创作对《论语》的接受

2013-11-14曹春茹

中国文学研究 2013年1期

曹春茹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朝鲜半岛的散文从创作之初就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或汲取中国儒、道、释等哲学思想的精华，或借鉴中国经典文学的主题和创作特色。《论语》既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精华，又是中国散文的经典。“《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史长达2000多年，作为启蒙教材、科举内容、文章的组成要素而深入人心，朝鲜文人的文学作品、公文大量引用《论语》的思想、句篇，很多文集、文章的命名都源于《论语》，如《知非录》、《无忮契》等。”

朝鲜是最早接受儒家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朝鲜也将孔子尊为圣人，读书人立言行事都以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为基本准则，在创作中也基本坚持儒家的文艺观。而《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代表了孔子的主要思想。这是朝鲜作家愿意接受《论语》的最主要原因。再者，在《论语》中出现了不少典故和富有特色的词语，成为后代作家抒情言志的有力论据。而从创作特色上看，《论语》采用语录体，以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语言的精华为主，是以简洁精炼的语言表达深刻思想的典范之作。基于这几个原因，《论语》成为朝鲜作家散文创作接受和引用的对象。

一、汲取《论语》“仁”、“义”、“忠”、“孝”等儒家思想精华

在古代，朝鲜半岛的散文创作以应用文为主，包括疏、书、铭、序、跋、行状、札子、上梁文等体裁。从小受正统儒学教育的朝鲜文人在创作时，总是力求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儒家思想，或以儒家道德观作为评价他人的标准。于是，《论语》中的“仁”、“义”、“忠”、“孝”等思想观念成为他们作品的鲜明主题。

朴信的《圃隐先生诗卷序》这样描述一代大儒郑梦周:

先生，丽朝之忠臣。……则开国元勋，谁出其右哉?第以区区之忠恳，不计利钝，至死不变，呜呼烈哉!在国家危亡之际，揭纲常于白日，扶名教于万世。威武不能屈，刀锯不能移者，天下古今之所当劝励。……使后之为人臣者，闻风而起，奋激自励，克尽臣节者，实先生有以倡之，而有功于斯道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非先生之谓欤?呜呼雄哉!先生节义如此，而功业之被东方者亦不少焉。

作者概括了郑梦周的“忠”、“烈”、“节”、“仁”、“义”等几个特征，并引《论语·卫灵公》中关于“杀身成仁”的论述进行总结，认为郑梦周正是孔子所说的“志士仁人”。

朝鲜朝中期文臣张显光(1554－1637)在两次上疏中谈到“孝”，其关于“孝”的解释也来源于《论语》。《告归进言疏(丙寅五月二十七日)》曰:“臣窃以为孔子所谓亲丧自致者，谓其当致而必致之，非谓致之至过也。孔子又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请停祔庙疏》又曰:“又以孔子答孟懿子问孝之语观之，则孝贵无违。无违者，无违其礼也。孔子仍告樊迟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以孔子之语论孝，增加了论证的力量，国王也绝对不会违逆这圣人的至论。

《论语·学而》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这就将孝亲推衍到忠君。忠君是古代人臣应坚持的基本原则。而反过来，君主对待臣子也要体现出一定的尊重。用《论语》中的观点来概括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朝鲜的作家、文臣也多次在散文中谈及君臣关系，他们也都坚持这一观点。在《韩国文集丛刊》所存的散文中，引用过这一句的超过70篇，如李廷龟(1564－1635)的《西行赠言序》、金允植(1835－1922)的《权处士传》、郭锺锡(1846－1919)的《五伦小说》等等。

“仁”在今本《论语》中共出现110次，是孔子及其弟子重点讨论的一个内容，因此成为《论语》的思想核心。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对“仁”作出解释。此后，各代学者对“仁”的讨论多参照孔子的观点。朝鲜朝后期著名哲学家丁若镛(1762－1836)一生坚持践行儒家思想、主张求“仁”。他曾在《自撰墓志铭》中深入探讨了什么是“仁”，怎样才能做到“仁”。他说:

二人为仁，事父孝仁也，事兄恭仁也，事君忠仁也，与友信仁也，牧民慈仁也。东方生物之理，天地至公之心，不可以训仁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故曾子学道，告以一贯;子贡问道，告以一言;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贯之以恕;为仁由己，克己复礼，此孔门之正旨也。诚也者，诚乎恕也;敬也者，复乎礼也。以之为仁者，诚与敬也。然恐惧戒慎，昭事上帝则可以为仁。

丁若镛论“仁”主要依据《论语》，但他进一步概括，针对不同的人际关系，将“仁”的含义具体化为“孝”、“恭”、“忠”、“信”、“慈”，这些都是《论语》所极力倡导的。至于如何做到“仁”，他仍引《论语》证之。“曾子”句引《里仁》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贡”句引《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句出自《颜渊》篇:“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丁若镛谈及的“恕”、“诚”、“敬”也都是《论语》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实现“仁”的有效方法。可见，丁若镛关于“仁”的理论基本来源于《论语》。

可见，“仁”、“义”、“忠”、“孝”思想是朝鲜士人伦理道德的源泉，也是朝鲜古代散文最鲜明的一个主题。

二、援引《论语》故事或词语

《论语》虽然以语录为主，但其中也有一些小故事，如“浴沂归咏”、“季氏将伐颛臾”、“孔子使子路问津”、“乘桴浮于海”、“君子周不继富”等等。这些故事有的论政治，有的谈哲理，有的品人生，短小精悍，脍炙人口。朝鲜作家经常将这些故事引入散文创作，或接受其哲理，或汲取其智慧，或欣赏其意趣。因此，这些小故事为朝鲜散文增加了很多的内涵或情趣。

《论语·先进》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孔子弟子曾皙以形象的方法描绘的礼乐之治下的景象，体现了“仁”和“礼”的治国原则，此语受到孔子的赞扬。这也是朝鲜许多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如李荇(1478－1534)作《浴沂》曰:

孔亟称于水哉，汤铭盘而日新。岂有待于外物，要主意之在身。惟点尔之狂者，焉二圣之与伦。然浴沂之兴叹，盖亦见夫天真。今日月之几何，序已属于暮春。感万物之得时，实不外乎吾仁。信天机之潜发，况依归于圣人。当函丈之从容，鼓余瑟之和淳。既诲之以不倦，复善诱之谆谆。彼三子之言志，唯身外之是循。视余心之不然，悟一气之孔神。春之气兮氤氲，沂之水兮粼粼。是所谓询于且乐，盍往观乎其漘。值春服之既成，日又吉兮良辰。况冠童之有随，孰不可以相亲。澡余身以三浴，又整饬其冠巾。胸中既已洁净，荡旧染之外尘。顾吾身之何如，揖尧舜以逡巡。羌浩气之莫御，与天地以无垠。晞余发于舞雩，郁佳树之蓁蓁。振余衣而以风，愈余意之津津。咏所得以归来，匪夫子其谁因。想与点之一言，虽千载如隔晨。噫，九原之难作，聊援笔而书绅。系曰:夫子之德，一大钧兮。语不云乎，必有邻兮。铿尔之对，醇乎醇兮。一贯之唯，与之均兮。

作者表示他喜欢浴沂场景中老师教诲学生、学生尊敬老师那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但不欣赏子路、冉有、公西华关于治国的慷慨陈词，而赞同曾皙关于“浴沂咏归”的描述，认为这正是曾皙和孔子自然本性的形象化表达，也是“仁”的一种具体化。作者自己也愿意跨越时空，追随圣人，在千年之后的异邦续写“浴沂咏归”的美好情景，以光大夫子之德。这既是作者对悠闲自适生活的向往，也是其对仁政、礼治下太平盛世的渴望。文中，作者将“浴沂咏归”的场景描绘得更细腻，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得更淋漓，不失为一篇美文，而夫子思想情趣对其的浸染可见一斑。

奇宇万(1846－1916)和他的几个好友亦“有曾氏之志，作曾氏之游。”于某年秋天“风乎瑞石，浴乎阴江。”奇宇万特别作《咏归会序》曰:

风浴咏归，暮春，时耳;沂雩，地耳。此地此时，曾氏之前，岂无其人?曾氏之后，尤当有慕效者矣。而无称述一人。独曾氏之对，夫子有吾与之叹。而后贤有凤翔千仞之评何也?曰志而已。有其志则吾可以曾点，瑞石可以舞雩，阴江可以沂水。仲秋可以暮春矣，此咏归之所以名也。

在作者看来，“浴沂咏归”表达了曾皙与孔子一致的志向。自己和朋友的“咏归”虽然时间、地点都发生了变化，但有曾皙的志向，同样其乐融融，同样充满情趣。

孔子一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主张施行仁政。但当时政局混乱，诸侯各自为政，孔子的仁政理想很难实现。于是，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这是朝鲜作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此展开讨论。尹凤九(1683－1767)《绍贤书院＜论语＞讲说答问》曰:

金声理问:“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以夫子之大圣，有此假设之言者何欤?”安昌国曰:“世衰道否，至于无所容，此岂圣人之本心哉。浮海之叹，虽是假设之言，伤时之不我用。而忧深思远，形于言者，亦可见矣。”答说得之。

这段对话中二人都认为“乘桴浮于海”只是一假设而已，答者安昌国进一步指出孔子这一假设是在感伤“时不我用”，同时也表达了圣人对乱世的忧思。郭锺锡的《答宋羽若＜朱子书节要疑义＞》又曰:

想子顺以善类之困于党禁而郁悒怏怏，且虞祸患，有苟且猜防之意。故先生告之曰:“以夫子之圣焉而道不行矣，则只曰吾乘桴浮于海。且许子路之从己，而子路喜之则亦其高明宽广，不以阨穷艰难而有所疑恨也。试看圣贤此等气象，何尝以世间许多纷扰者，置诸胸次耶云尔。”

这一段则赞叹了孔子及子路的圣人、君子气象和宽广胸怀。还有一些作家对孔子欲“乘桴浮于海”的目的地进行了探讨。李种徽(1731－1797)的《箕子世家》曰:

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尝欲“乘桴浮于海”曰:“从我者，其由也与。”由也者，其门人仲由子路也。后世儒者以为孔子之浮海，盖欲之朝鲜也。为其箕子之国，而有仁贤之化也。然终不居之者，不忍去父母国之鲁也。

郑澔(1648－1736)的《山仰祠东周堂记》亦曰:

夫子尝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曰:“欲居九夷。”昔吾东方虽僻在海隅，自被殷师八条之教，变椎髻之陋，成衣冠之俗。夫子所欲居者，无亦指吾东而言欤?然则吾东东周之称，其渐盖久矣。

这两位作家都认为当年孔子欲“乘桴浮于海”的目的地就是朝鲜。原因是，箕子到了朝鲜半岛后，以礼义教化人民，还制定了《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朝鲜受到仁贤之教化，逐渐成为了礼仪之邦，所以连圣人孔子也愿意到那里居住。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是一座语言的宝库，出自《论语》的很多词语和成语一直沿用下来，如“知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巧言令色”、“温故知新”、“后生可畏”、“尽善尽美”、“诲人不倦”、“名正言顺”等等，这些词都成为后人交流、创作的常用词语。在朝鲜文人文集中，这些词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如:

“死生有命”307次，如“呜呼，死生有命，修短难常。自古而莫然，亦复奈何?”(《祭卢世一文》)

“知天命”292次，如“定静以下，乃是知底功效，意味渐深耳。恐不如不惑知天命之实有等级分明也。”(《晦斋＜大学补遗＞后议》)

“巧言令色”152次，如“尧舜之诛四凶，以其巧言令色方命圮族也。禹亦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盖巧言令色，丧人之心。方命圮族，败人之事，圣人所以去之而莫之容也。”(《辟异端之辨》)

“名正言顺”135次，如“礼乐未尝亡于天下，而天下之亡礼乐久矣。何也?其实亡也。曷为之实，名正言顺是也。故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乐不兴。’然则名正言顺而后礼乐可兴也，名不正言不顺，则虽欲兴礼乐，其势有不可得者。是故三代之前礼乐常兴者，名正而言顺也。三代之后礼乐常坏者，名不正而言不顺也。”(《孔明不死礼乐可兴论》)

“温故知新”113次，如“天下之士闻先生之言论，惊而疑者多矣。及来穷僻之邑闲寂之中，沉潜玩索，温故知新，自得弘多。乃著《原道》、《原性》等篇。”(《拟区册送昌黎量移江陵序》)

“尽善尽美”112次，如“然人非尧舜，不能尽善尽美，愚者亦有一得。故君子之朋，未必言言皆是。小人之朋，未必事事皆失。”(《史评》)

“诲人不倦”107次，如“如此则圣人尝言以仁圣之道，诲人不倦。此何谓也?朱先生亦尝训门人曰:‘公要讨无声无臭底道。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高妙底道，而圣人隐之。’”(《答李显可》)

《论语》中的这些词语基本保留了原意，它们既丰富了朝鲜的散文创作，也作为一种载体在海外进一步发扬了伟大的孔子思想。

三、接受《论语》的文艺观

孔子也是儒家文艺理论的奠基人，他集中反映在《论语》中的文艺思想也成为朝鲜作家创作和评价文学作品的原则和标准。他们分别从文学的创作、审美、功用等几个方面接受了《论语》的文艺思想。

在创作上，孔子强调“文”“质”并重，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只有内容与形式并重，文采和实质恰当配合，才能“文质彬彬”。正如子贡总结的那样:“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朝鲜作家李穑(1328－1396)的《韩氏四子名字说》引此观点曰:

《语》云:“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质者，文之本也。文胜久矣，恺悌之美、忠信之笃，泯而不彰。虽有美质，沦胥而莫能自拔于流俗。文之弊极矣。于是而惟文之是尚，则或失其本而趋乎末。故救之之术，虽若偏焉，莫如重质之为愈也。

李穑生活于丽末鲜初，此前的朝鲜散文创作以骈文居多，比较注重形式和辞藻，即重“文”而轻“质”。李穑认为这样的创作使得文章的“质”不能凸显，必须予以纠正，甚至可以转而偏重“质”。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最佳的创作特色一定是文质并重。也有学者以“文质彬彬”来论证做人、治学和写文章三者的关系，金昌翕(1653－1722)的《请享石室书院书》曰:

伏以臣等窃尝观自古以来，弘儒硕士之见称于世者多矣。或以志节之卓荦，践履之纯笃也。或以问学之精深，文章之渊博也。然而尚其志节者，往往病于简礼而见诸践履者或疏。专其问学者，往往欠于修辞而发诸文章者或短。故其志节虽高，而或不足于范俗。其问学虽精，而或不足于立言。是必并四美而无，然后方可谓精粗俱该，文质彬彬。

作者指出，一些弘儒硕士要么志节卓荦，要么践履纯笃，要么学问精深、文章渊博，而其它方面却做得未必好。所以，作者认为要努力将这几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做到“文质彬彬”。朝鲜作家们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这一观点，也在创作实践中坚持了这一原则，许多文臣甚至在政论文中也努力做到内容充实、文采斐然。如柳梦寅(1559－1623)于国丧期间出使中国时创作的《免宴礼部初度呈文》和《免宴礼部再度呈文》，就因此受到中国文人和官员的赞许，所请之事也得到许可。

“辞达”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即便孔子很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并不主张过分藻饰。朝鲜的多数文人也赞同这一点，郑经世(1563－1633)的《乞递副提学札》曰: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圣贤之于辞，无论说事说理，但要文字简洁，义理明白，使人一见便知其指意所在。

许筠(1569－1618)的《问说》亦曰:

子曰:“辞达而已矣。”古者文以通上下之情，以载其道而传。故明白正大，谆切丁宁，使闻者晓然知其指意。此文之用也。当三代六经圣人之书与夫黄、老、诸子百家语，皆为论其道，故其文易晓，而文自古雅。降及后世，文与道为二，而始有钩章棘句，以险辞巧语争其工者。此文之厄也，非文之至。吾虽驽，不愿为也。故辞达为主。

这两位作家都主张为文要简洁，避免使用“险辞巧语”，无需过度文饰，“辞达而已”。

对于如何鉴别作品的优劣，孔子以《诗经》为例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论语·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认为，《诗经》之美在于纯正无邪，即思想感情和表现形式都符合伦理规范和礼法标准，因而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朝鲜作家大都推崇《诗经》，也接受了孔子“思无邪”的标准，并将其用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践之中。宋麒寿(1506－1581)的《古今诗家》云:

然而诗言志也。人惟性情之正，故其言也正;其言也正，故其处己行事，无一不出于正。然则欲观古人之性情者，当观其诗之若何;而欲知其诗之美恶者，当论其所存之邪正得失矣。是故，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则后之论诗者，岂越于性情乎?呜呼!诗有古今之殊，而心无彼此之分。则忠厚温雅之作，岂难于后世乎。彼辞华取舍之不一，非论诗之本。

宋麒寿以“思无邪”的标准论诗，指出论诗之本不在辞华而在于诗歌所表达的性情和思想，而诗歌纯正无邪的性情和思想又来源于诗人本身纯正无邪的性情和思想。可以说，他从源头上指出了如何才能做到诗歌的“思无邪”。也有一些作家在接受“思无邪”这一观点时，不局限于品鉴文学作品，还用于探讨人的思想和学习。如李晬光(1563－1628)的《秉烛杂记》曰:

朱子曰:“人心无不思虑之理。若当思而思，不当苦苦排抑，反成不静也。”愚谓当思而思者，为思之正;不当思而思者，为思之邪。胡思乱想，固是不静;苦排强抑，亦是不静。《诗》所谓“思无邪”以此。

李晬光认为人应该适度而思，不能胡思乱想，这也是一种“思无邪”。其《剩说余编(上)》又说:

《洪范》云:“思曰睿，睿作圣。”《论语》云:“学而不思则罔。”《中庸》云:“慎思明辨。”盖圣贤之学，专以思为主。许鲁斋言，要当精于可思虑处是矣。故学者以心不妄思为贵，《诗》不曰无思，而曰“思无邪”。其义可见。

学者之思是文学之思的源头，学者应适度思考，正确思考，才能创作出思想纯正无邪的作品。

至于如何更好地表达诗歌的中和之美，孔子又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这一标准，主张创作时要将感情表达得适度、平和。朝鲜的批评家在品评《诗经》时也经常引用此说，如: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非独《关雎》一诗而已，《周南》十一篇皆然。

更多的批评家以此来评价后人的优秀之作。奇宇万在《晩德遗稿序》中说金晩德的诗歌“本乎性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淘写其中和之气，信乎与国家元气同其淳厖。”

奇宇万认为，金晚德的诗歌做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中和之美来源于诗人的真性情，同时也是国家淳朴厚重的元气所赋予的。

在《论语》的文艺思想中，孔子探讨最多的还是文学的社会功用问题。《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阳货》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路》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努力学诗且学以致用，才能善于言辞、提高伦理道德修养、认识自然、融于社会、服务于国家，诗的社会功用是无比强大的。这是最早的儒家文学功用观，一直沿用下来，也得到朝鲜作家的认同。李瀷(1681－1763)作《＜诗经＞疾书序》，详论了这个问题: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此言何谓也?诗者言志，故心之所之，惟诗可达。观古人必也言以道之，诗以证之，可以见矣。不然口舌龂龂，将无补于事矣。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此言何谓也?行莫切于悦乐，故教莫盛于鼓舞乐，歌者诗之永言也。乐以动之，其有不感者乎?观之为言，观乎民风，即所谓先王观是也。民之情，顺则喜逆则怨，必发于歌吟。察而陈之，人风之向背，政治之得失，于斯可见矣。凡治人莫害于离而不合，离则散，故散则乱，合则和，故和则安。政法以来之，威劫以聚之，不若诗教之相悦而无迹也。子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言何谓也?事亲而无诗，无以喻父母于道也;事上而无诗，或陷君于恶也。言或逆耳，事或拂意，唯诗可以涣然也。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言何谓也?凡物有理则有形，有形则有名。名之不识，理所以不究。理既该矣，物亦非外此。故动植飞走，孰非可格。远取诸物，绪余咸益者也。子曰:“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此言何谓也?政之所以达，在于达乎众心。达乎众心，在于达乎其利害。三百之多而犹有所不通者，是徒诵焉耳。古者邻国之享燕，必有赋诗。察其轻重，随宜泛应。是则非奉命行事而已者也。此皆读诗之要。

李瀷详细论证了《论语》所涉及的关于文学功用的几个方面，观点明确:其一，内心的思想情感唯有诗可以表达;其二，诗歌可以感化人，教育人，通过诗歌能够了解民之乐、民之忧，进而总结统治的得失，诗教是愉悦的、潜移默化的，效果明显优于法律和武力威慑;其三，学诗有利于侍奉父母、效忠君王，利用诗歌，能够更好地和父母、君王沟通;其四，通过诗能够认识草木鸟兽万物之名，穷究其原理，可以获得方方面面的知识;其五，学诗在于学以致用，用以从政，可以深入民心，了解民之利益;用以外交，可以见机行事，灵活应对。可见，李瀷接受了《论语》关于诗歌功用的观念，又能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地为后人学诗、用诗指明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李瀷略掉了《论语》原文中的“诗可以怨”部分，不过从“顺则喜逆则怨，必发于歌吟”可以看出，李瀷还是接受了“诗可以怨”的观点。

关于诗可以“兴观群怨”，朝鲜作家们有很多探讨，如:

然诗者，古人所以歌咏性情。当时人一番讽诵，便能晓其义。故曰:“诗可以兴。”又曰:“兴于诗。”今人须加训诰，方理会得。(《答任圭锡》)

臣窃惟，夫所谓诗者，根于性情。著乎歌咏，可以感善心，可以惩逸志。人心之邪正，于是焉征之。世道之污隆，于是焉卜之。此圣人所谓诗可以观。(《＜皇华集＞序》)

诗可以群，乐哉文会之席。(《柞溪书堂上梁文》)

《小雅》怨诽而不乱，又曰:“诗可以怨。”士知此义而后，可以使于四方。(《辽杂咏跋》)

诗之教，主于敦厚温柔。而其义则兴观群怨也，其用则感发惩创也。(《经史讲义》)

朝鲜作家们在散文中接受了《论语》的文艺思想，这丰富了散文的创作，也促进了理论的形成。

“作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东方农业文明的产物，《论语》的伦理话语和道德体系易为东亚诸国所接受。”朝鲜古代散文创作对《论语》的接受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著名作家李廷龟、柳梦寅、许穆(1595－1682)、丁若镛等都在散文创作上学习、接受《论语》的思想、形式和风格且颇有成效。李廷龟说:“吾读《论语》二百遍后”，“文章遂精”。(《遗事(门人崔有海述)》)金鑢说:“扬雄《法言》、许穆《记言》，皆效《论语》者。”(《思牖乐府(下)》)可以说，《论语》作为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的精华，既成就了朝鲜的礼仪之邦，也促进了朝鲜的散文创作。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朝鲜指整个朝鲜半岛，包括今天的韩国和朝鲜。

②郑梦周是朝鲜高丽末期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他饱读中国儒学、理学和史学经典，成为朝鲜的一代大儒。郑梦周6次出使明朝，三次面见明太祖，缓解了两国的紧张关系，求得明朝的援助，都很好地完成了外交使命，是中朝政治外交和儒学交流的功臣。在高丽与朝鲜朝交替之际，郑梦周为高丽尽忠而死，后又被朝鲜朝追谥为文忠，并将其入祀孔庙。

〔1〕王国彪.朝鲜诗人蔡彭胤对傅咸《七经诗》集句手法的继承与创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3期.

〔2〕李穑.牧隐藁〔M〕.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M〕.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出版单位相同，以下省略)，1990.

〔3〕张显光.旅轩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 60辑)〔M〕，1990.

〔4〕丁若镛.与犹堂全书〔M〕.韩国文集丛刊(第281辑)〔M〕，2002.

〔5〕李荇.容斋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20辑)〔M〕，1988.

〔6〕奇宇万.松沙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345辑)〔M〕，2005.

〔7〕尹凤九.屏溪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204辑)〔M〕，1998.

〔8〕郭锺锡.俛宇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341辑)〔M〕，2005.

〔9〕李种徽.修山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247辑)〔M〕，2000.

〔10〕郑澔.丈岩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157辑)〔M〕，1995.

〔11〕郑逑.寒冈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53辑)〔M〕.，990.

〔12〕李珥.栗谷全书〔M〕.韩国文集丛刊(第44辑)〔M〕，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