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蔚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基础部，郑州450002)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所分析和论述的事例大多是西亚和阿拉伯地区，而对东亚和南亚，乃至非洲、大洋州，较少论述。对于他笔下的“东方”为什么没有包括印度、日本、中国等国，他自己交代说:

“我的出发点是：英、法、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东方的经历;什么样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使这一经历得以发生;这一经历的性质和特征是什么。我将这一已经受到限定(但仍然过于宽泛)的问题再次限定到英、法、美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它们在长达千年的时期内共同代表着东方——的经历上，这样做的原因我待会儿再加说明。做此限定之后，东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印度、日本、中国以及其他远东地区——似乎被排除在外，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区过去不重要(它们显然一直很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在讨论欧洲在近东或伊斯兰的经历时完全不考虑其在远东的经历。”［1］22

这表明萨义德在写作《东方学》时对东亚、南亚的缺席是有意识的。他只能以他经验过的生活为基础，对西方的东方学展开批判。《东方学》出版后，他也力图突破自己的出身背景和知识关注点的局限，他后来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在范围上突破了阿拉伯地区的局限，延伸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但对于地处东亚的中国、日本仍然没有涉及。显然，萨义德之所以一直回避东亚地区，除了他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的局限外，还有他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他的研究方法似乎更适于处理曾经拥有长期被殖民历史的地区，而对从未被西方列强完全殖民过的东亚地区则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