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繁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及其与求职状况关系研究*
——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

李佩繁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近阶段人口高峰的到来，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 “关系”社会，繁复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而求职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与社会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求职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及在求职行动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分析来讨论其对求职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求职者因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在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上呈现出差异；(2)个体在求职过程中动用社会关系与否受到个体因素、客观情况和实质性的社会资本三方面约束；(3)不同求职渠道的求职者最终的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存在着差异；(4)在转型期中国，“弱关系假设”和“强关系假设”并非二元对立的，两者共同发挥着作用。

社会资本；社会网络资本；人力资本；求职行动

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环境下的一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将每一个社会行动者的方方面面卷入其中，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机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上的包括职业流动在内的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并影响职业流动也为社会学上许多经验研究所证实[1]-[7]。近年来，有关社会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本在个人求职行为过程中的运行机制的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国内外的相关论述也颇为丰硕。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人们的求职渠道一方面依靠着制度性的正式手段，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关系资源，采取非制度性的手段降低自身获得职业的难度。笔者认为，在现实语境下，有必要充分了解个体如何通过关系结构来实现行为目标，深入理解个人特质、教育、社会资本特点以及求职过程中对社会资本的运用情况。

本研究通过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部分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通过因子分析、OLS线性回归分析以及Logistic回归分析等多种手段，根据求职渠道将求职者分为3种类型并分别建模，对如下3个问题分别进行探讨：不同特征的个体的社会资本的结构特点、探讨求职过程中是否运用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及预测社会资本对求职者最终的求职效果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与求职行为

(一)主要理论流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布迪厄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真实的和虚拟的资源的总和”，随后学术界对社会资源的论述众说纷纭[7]。从学派上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理论派别：社会规范学派、网络镶嵌学派以及社会资源学派[8]。

1.社会规范学派

社会规范学派主要从规则、信任以及制度三个方面切入，该学派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一个私人的方面，也是一个公共的方面[9]。

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即个体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包含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三方面[10][11]。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在群体和组织中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一起活动的能力”[12]。

2.网络镶嵌学派

网络镶嵌学派关注的更多是在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作为镶嵌概念的先行者，波兰尼指出经济体系是制度化的社会过程，交易活动镶嵌于制度化的社会习俗与政治法律规范之中，强调社会安排与文化特性在经济发展、制度形式、行为方式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13]。格兰诺维特将关系分为强与弱两类，并提出弱关系假设，认为弱关系在不同群体间共享信息资源，对于职业获得更具意义[14]。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也直接成为了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伯特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控制资源的程度”、“通过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关系来获得利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即结构洞中的社会资本[15]。在对求职行为进行研究时，他指出，求职过程中网络限制越小、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密度越低、网络等级制度越松，那么社会资本越多，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6]。

3.社会资源学派

社会资源学派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它可以创造价值，并使得各种资源得到增值，体现为成员身份、社会网络以及个人关系三种形式。布迪厄认为，资本表现为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义务或联系所组成的集合”[17]。林南则在格兰诺维特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弱关系更能促进资源的交换，比强关系更具有工具性作用的观点[18]。在对社会资源与求职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时，林南还区分了两类社会资本，即接触的社会资本和动员的社会资本。

(二)研究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学者开始在社会资本的研究和本土化上逐渐取得了许多长足的进步。

1.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当一部分学者紧随着国外的研究成果，通过系统地综合和评述国外的研究同时结合国内关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的成果和范式提出了一些颇有建树的理论假设和命题。

李继宏在林南和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基础之上指出强关系简化了社会网络和预设多元社会并不存在高同质群体，强调要把“强-弱关系”作为分析的核心，对强弱二元对立的关系进行“去世俗化”的建构[19]。边燕杰则更多地从个体层面上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结构和网络密度、嵌入性资源，认为社会资源具有高度的公共物品性[20]。边燕杰还针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指出在伦理本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人情关系是传递职业信息和影响用人的重要手段，比弱关系的作用更大[21]。

2.经验研究

根据张文宏的总结，中国对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经验研究主要在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和社会流动几个方面，研究过程中定量和定性方法皆有涉及。阮丹青等人于1986年在“天津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调查”中指出中美两国社会结构的不同是造成其社会网络差异的重要原因。张其仔在研究中也发现，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不同的是其社会秩序的构成基础在于强网，而非弱网，并试图将社会资本作为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一个内生变量，试图探讨其对与厂商行为和劳动力流动等多方面的影响[22]。李路路也在对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的“成功”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他们拥有的体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23]。

在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过程中，边燕杰和张文宏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在市场转型中的持续效力，同时验证了体制洞假设，部分证实了市场化假设、权利维持假设和机制共存假设[24]。

(三)社会资本的特点和测量

和其他类型的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同样具有控制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样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和增值性，并且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但是社会资本还具有如下特点：①公共物品性/收益扩散性；②共存性与不可转让性；③可再生性和使用强化性；④可传递性；⑤可转化性；⑥历史性与生产的不可模仿性；⑦具有指导性和交流性[25]-[28]。

目前针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包括：①关注个体行动对社会资本的使用；②关注集体行动者(一个组织、社区或地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状况[29][30]。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的测量。其中个体层次的测量关注嵌入在个人网络之中可调动的资源以及在工具性行动之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两方面[29]。网络成员的生成方法是这一测量层次的主要手段，包括提名生成法和位置生成法。前者即由受访者提供自己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特征以及与其相互关系，从而根据网络成员的相关信息进行测量。后者则是使用包含有若干标志社会地位的职业类型或工作单位类型等的量表，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的特征，然后对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计算相应的得分，考察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而集体层次的测量更多地关注集体与协会的参与是如何加强集体目标的[29]。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数据来源及构成状况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8)项目的数据，CGSS 2008在中国内地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出6000人的全国代表性样本。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构成情况 单位：人，%

(二)研究变量的选取

1.先赋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后致的个人特质

布劳和邓肯在其地位实现模型中指出，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对于个人地位有重要影响。布迪厄也指出，除了经济资本之外，还有另外两种形态的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后者是由个人因不同的教育投资而产生的资本，因此将教育年限作为衡量劳动力教育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许多文化背景下，“玻璃天花板效应”也成为女性劳动力向高层职位发展的一大瓶颈[31]，因此本研究也将性别纳入到模型的框架中去。同时，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个人出身的背景以及户籍性质也对劳动力在社会资本的应用以及求职的结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户籍性质、父母的学历、工作所在单位的性质以及职业类型也成为本文考察的重要指标。综上所述，笔者将以上讨论的多个指标归为先赋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后致的个人特质两大类型，其中，前者包括：性别、户籍性质、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后者包括：个人的健康状况、政治面貌以及受教育程度，以此综合考量除社会资本外的个人特质的作用。

2.职业获取方式的选择

考虑到社会资本能否最终转化职业地位的需要通过当前职业获取方式来衡量，因此本文将职业获取方式作为本文研究的一个关键变量，根据组合可以将职业获取方式分为：正式渠道(约占77.1%)，社会关系渠道(约占12.3%)和正式+关系渠道(约占10.6%)

3.社会资本

为了对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便于操作，本研究通过“拜年网”测量被研究对象在日常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笔者主要从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特点切入，根据王卫东提出的社会网络资本测量方法对如下五个指标进行测算[32]：

(1)网络的规模：即拜年网中的人数总和。

(2)网顶：即网络中最具有价值的资源。在这里，我们将其操作化定义为网络中所包含的处在最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而职业社会地位的测量，笔者采取的是李春玲在《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一文中所计算得出的《161 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体系，根据CGSS的问卷设计，将相应的职业类别进行加总平均，从而得出如下职业声望得分表进行赋值。

(3)网差：即网络中网顶与网底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职业声望得分的全距。

(4)网络的异质性：即拜年网中包含的不同职业的数量。

(5)网密，即网络中实有关系数量和可能关系数量的比值[33]。之所以使用网密对社会网络资源进行测量是因为结构洞的数量与网络规模相关[15][32]。另外一方面，为探讨在求职过程中弱关系抑或强关系对求职过程中渠道选择的影响，笔者引入求职者与中间人以及中间人与雇主的关系，对于CGSS 2008中的5个相关问题进行了因子分析，提取出表2的两个因子：①第一个因子包括中间人与关键人是否亲属以及中间人与关键人的相熟程度，这些都与中间人与关键人之间关系强度有关，我们将之命名为中间人与雇主关系强度因子；②第二个因子包括受访者与中间人的相熟程度、与中间人的相熟、亲密和信任程度，这些都与受访者与中间人的关系有关，我们将之命名为与中间人关系强度因子：

表2 中间人关系因子分析表

三、研究发现

(一)不同类型求职者及其社会资本特征

不同类型的求职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因与个人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其个人特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表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男性总体的社会网络资本要高于女性，差距达到211.610。但是在社会网络资本的具体方面男性和女性有所差异：女性的网络规模要低于男性，而在网络密度方面，女性要高于男性，也就是说在女性的社会交往网络中，亲属所占比率要相对高些。因为信任是主体主动承担风险的一种意愿，因而对越不确定关系的对象产生信任潜在的风险越大。一般认为，社会化过程导致男女在对待与自己关系不确定的他人时的社会心理开放程度不同，男性在面对不确定关系的对象时的信任感高于女性，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不信任，而女性特殊信任感较高，网密也相对较高，在此可见一斑[34]。台湾学者的研究也表明 ,女性将生活重点放在家庭私领域 ,网络中亲属人数较多；男性生活主要嵌入于工作等公领域，故网络成员中同事、朋友较多[35][36]。

2.来自农村的求职者的社会资本总体得分要高于城市，具体方面主要体现在其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上，但是在网顶、网差以及网络异质性这些显示网络资源多样性的指标上，农村求职者显然要低于城市求职者。这主要是与城市相比，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交往风险低，信任感也相对较高；同时农村社会异质性较为低，交往的范围广但多局限在亲戚范围内，因而显现出网络规模广、网络密度大的特点。

3.网络异质性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平缓的U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交往网络异质性平缓下降，但是到一定年龄阶段网络异质性又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增高，但是总体而言差异不大。

4.求职者的身体健康状况与社会资本的各个指标都呈现出显著的回归关系，其中在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及网络异质性方面，身体较为健康的个体都比身体健康状况较为低下的个体要来得高，但是在网络密度方面则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身体较为健康的个体一般也相对开朗，社会交往能力也相应较强，因而交往的范围比较广，因此网络密度也显得相对较低。

5.党员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络异质性以及整体的网络资源得分方面要高于非党员。目前在国内，政治身份为党员的群体在政治参与以及社会公共事务等公共领域活动参与的频率要高于非党员，文化素质也普遍要高于非党员，而社团参与和社会参与对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以及其内部的规模、多样性和所能触及的网顶要大大地高于非党员。同时由于党组织有效率运行的需要要求党员与党员之间相互真诚帮助的同志关系的巩固和加强，促进了党员之间的交往合作、信息流通，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资源和便利[37]，这同样也使得党员的社会资本要高于非党员。

6.受教育年限以及个体的职业类型与社会资本也存在着显著的回归关系。同样，除了网密外，个体在社会网络资本总得分以及网顶、网差和网络异质性都呈现出与受教育年限的正向回归关系，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个体所能接触到的高层次的社会结构以及接触到的个体的多样性也相对增多，个体倾向于在非亲属范围内进行社交活动，因此网密也相对较低。同样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因其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同上层和底层各类人物打交道，而普通职工在工作过程多数时间与工友共处，因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总体网络资源得分、网络规模、网顶、网差以及网络异质性都要高于普通职工。

7.职业获得渠道对社会网络资源也有着一定的回归显著性，特别地，通过正式和社会关系渠道获得当前职业的个体的网顶、网络异质性要高于通过单纯的正式渠道的求职者，而网密则相对较低。但是网密是否较低、而弱关系较强者是否更倾向于通过关系获得当前职位以及其求职效果是否会相对较佳还有待于我们在接下来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求职效果分析中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8.研究还发现，除了求职者自致的因素之外，其家庭背景等先赋条件，例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会对求职者的社会资本状况起到一定的作用。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受教育水平起的作用更为显著，这可以通过家庭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来解释。在一个家庭组织内，母亲主要提供的是情感性的关怀，塑造个体的性格，而父亲则对个体的社会化起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与父亲未受过教育者相比，父亲受过教育者无论在网顶、网络异质性抑或是网差大多都呈现出更高的水平，且有随着教育水平逐级递增的趋势。前面的结论提及，受教育程度对于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和网顶有着正向的作用，因此，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意味着其本身具有的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和网顶也相对较高，家庭社会资本也相对较高，这为子女接触的社会资本的拓展和多样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此外，父母受教育水平的高低还影响着其子女的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的程度。

表3 不同类型求职者与社会资本特征(非标准回归系数)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回归系数 ②！p≤0.10，*p≤0.05，**p≤0.01，***p≤0.001 ③a.参考类别为“女性”b.参考类别为“非农户口”c.参考类别为非党员d.参考类别为“非国有部门”e.参考类别为“普通工人及其他”f.参考类别为“正式渠道”g.参考类别为“父(母)亲从未受过任何教育”。

(二)求职过程中动用社会资本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求职者的社会资本结构的特点。本部分则着重探讨何种类型的求职者更有可能在求职过程中使用社会关系。自变量除了包括基本的个人信息以外，还包括了求职者当前所在的单位性质(即当时所应聘之单位的性质)以及社会资本的特点、求职者和帮助他获得这份工作的中间人的关系强度和中间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两个因子变量。从表4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

1.个人特质对于个体是否在求职过程中动用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年龄以及其政治身份。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年龄每增加1岁，那么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动用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是原来的1.011倍，而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在求职过程中动用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比非党员高61.6%。

2.求职者应聘的单位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求职者是否运用社会关系来获得这份职位。如果求职者应聘的单位是国有部门，那么其在求职过程中动用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是其在应聘非国有部门可能性的1.342倍。目前，国有部门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对较低，在应聘国有企业的过程当中，与制度化权力的距离越近，那么求职者所获的信息越多，获益越大。因此除了个人自身的人力资本足够丰富之外，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或者亲戚好友的推荐，从中获得必要的内部信息，对于其进入国有部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边燕杰等人也指出，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处于某种战略地位或等级位置中的社会关系，具有了解市场需求的优势，因而可以为个人提供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38]。

3.研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个人的社会资本的特点对其在求职过程中是否实际动用社会关系并无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社会资源的丰富与否对其是否在求职过程中使用它并无实质性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求职者和中间人的关系强度因子。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求职者与中间人的关系强度每上升一个单位，其动用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就提高47.8%，而中间人与雇主的关系强度因子也呈现出微弱的回归关系，其每增加一个单位，求职者动用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就为原来的1.105倍。这回答了我们在前文中留下的疑问，进一步证明了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在华人社会中的适用性——求职者与中间人互动频率越强、情感程度越深、关系越密切、互惠交换越频繁，以及中间人的动员能力越强，对于求职过程中求职者是否寻求其社会支持来获得经济地位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表4 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动用社会关系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注：！p≤0.10，*p≤0.05，**p≤0.01，***p≤0.001

(三)社会资本与求职结果的关系

这一部分以求职渠道作为分类标准，将估计模型分为四类，通过比较在这三种不同求职方式中个人特质和社会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因素，以探索求职者求职效果的决定机制。为了简化研究，笔者将求职者的全年职业收入作为求职者求职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取其自然对数，自变量包括性别、户籍性质、年龄、健康状况、政治身份、受教育年限、应聘的单位性质、职业类型以及社会资本的各个结构指标，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模型Ⅰ显示的是所有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根据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纳入回归分析模型的社会资本的指标中，网顶系数为正，表明在所有样本中，求职者所接触的社会资本中处于社会结构最高对求职者最终的求职结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网顶每上升一个单位，收入水平相应增加约1%(e0.010-1=0.010,plt;0.05)。模型还显示，所有样本的教育回报率约为9.5%，(e0.091-1=0.095,plt;0.001 )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机制对于求职行为的最终促进效果还是适用的。表5模型II-IV则对其他三种渠道的求职者进行单独的建模，模型III反映的是完全通过正式渠道进行求职的求职者群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的状况与模型I几乎是完全吻合的，即受教育年限、网顶对于这个群体的经济地位的获得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回归关系。但是反映使用正式+关系渠道的劳动者群体无论是在以受教育年限作为重要指标的人力资本抑或是社会资本的任何一个结构指标都回归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群体本身的复杂性，仍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表5 求职效果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回归系数 ②！p≤0.10，*p≤0.05，**p≤0.01，***p≤0.001 ③a.参考类别为“女性”b.参考类别为“非农户口”c.参考类别为非党员d.参考类别为“非国有部门”e.参考类别为“普通工人及其他”。

而模型Ⅱ反映的是完全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当前职位的群体的状况。对于这个群体，受教育程度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与学者吴愈晓的研究结果不同，他认为人力资本机制对于收入是不起作用的[7]128-151。但是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回报率达到了13.4% (e0.126-1=0.134,plt;0.05)，高于其他求职者群体的教育回报率水平，也即通过运用社会关系获得当前职位，个人的人力资本对于求职者的求职效果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机制，因为运用社会关系只是帮助求职者获取进入当前职位，但是其在目前岗位上的能力发挥仍有赖于自身的教育水平。倪志伟(Victor Nee) 等人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指出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功能逐渐取代过去计划经济分配的功能，形成市场专业与政府权力分立的资本主义模式，能提供较高生产力者会受到鼓励和回报，而其主要指标就是人力资本的效用提升和教育的投资回报将会增加[35]。研究结果发现社会关系仍在其中起到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可以判断出中国当前正处于市场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本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但是作为非市场因素的“关系”仍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与在所有样本中的回归结果不同，在社会资本的特征中，对求职者最终的收入起到显著影响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网差，也即网络资本的高度异质性，这从侧面也验证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部分适用性，也即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可以帮助求职者通过获取来自不同群体间的职业信息，从而从中筛选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职业类型。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探讨不同求职者社会资本的结构差异(包括网络规模、网差、网络异质性和网密等特征)以及其在求职过程中对社会关系动用的情况，根据职业获得的三种不同方式——社会关系渠道、正式渠道以及正式+关系渠道将求职者分为三个群体探讨个人特质和社会关系对这三个群体的最终求职效果的影响，比较三者不同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个人特质不同的求职者在社会资本结构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一方面体现在个人的先赋因素上，主要表现为个人的性别、年龄、户籍性质和家庭背景对于个人社会资本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在个人的自致因素上，主要表现为个人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获得渠道等方面。而社会资本特征的五个指标网络规模、网差、网顶、网密和网络异质性在群体间的分化又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表现出个体社会网络资源的含量、多样性和最高层次，包括网顶、网络规模、网差和网络异质性；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出网络的质量，包括“网密”，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决定了个体所拥有的、蕴含在“关键的体制性网络”中的社会网络资源总量和总的效果。根据对统计研究结果的总结，这些因素在个体身上表现出差异性主要取决于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接触的是公共领域抑或是私人领域、社会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和接触社会关系的机会等方面。

2.个体在求职过程中是否动用社会关系总的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①个体因素约束，即个体的年龄与政治身份；②客观情况约束，即求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和信息流动程度，这决定了求职单位的信息易取程度和进入难度，从而影响求职者是否寻求非正式渠道支持；③实质性的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异质性、最高层次、网密都不能真正决定求职者是否使用社会关系来获得社会资源，而是取决于具有强关系的中间人和中间人的资源动员能力。

3.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求职效果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其最终的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存在着差异。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语境和经济背景下，社会资本机制和人力资本机制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高层次的教育还是丰富且具有实质性的社会关系都对求职者经济地位获得具有正向意义，通过正式渠道求职的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受人力资本机制(教育年限)和社会资本机制中的网顶的影响；通过社会关系渠道者则受到人力资本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中网差的影响，这说明弱关系机制在最终职业获得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这与前文中提到的强关系机制在动员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共同说明：在市场转型的中国社会，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和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并非是绝对二元对立的，两者共同发挥着作用，后者在求职者动员社会关系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前者则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可能性并从中获取最大利润。同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共同作用机制也体现出了“市场转型”的重要特点，而社会资本越来越成为人力资本的“催化剂”，通过使个体获得更多的隐蔽信息，使得人力资本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资源匹配、提高教育回报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资本对社会的一个重要正功能：推动资源和信息在市场化未完善的社会当中的流动，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二)研究讨论：不足与局限

1.片面强调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在前面的分析过程当中，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放在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上。但是社会资本也同样具有消极作用上。波茨就指出，某种社会网络或社会成员身份既能赋予行动者摄取网络资源、实现工具性目的的能力，同时也会将行动者束缚在一个较小的网络圈中，造成社会隔离[16]；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的过度依赖会导致市场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使得社会的效率降低以及“过度资本化”的结果。

2.对于影响因素讨论不够全面

求职问题和社会资本问题本身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在本文讨论的过程当中，囿于文章篇幅、数据资料缺乏以及笔者能力有限，因此模型中只纳入部分影响因素，这导致文章在进行回归拟合时，虽然F检验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良好，但是由于缺少部分自变量，导致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例如CGSS问卷中有关不同阶段收入的变化、初职的收入等资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处理难度也较大，笔者为统计方便而对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型所做的简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拟合效果。同时，由于CGSS数据提供的变量条件有限，因此笔者在进行模型拟合和变量选取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局限，一些潜在的影响因素未被纳入模型中，诸如单位和企业的城乡和地区分布差异对于求职者的渠道选择以及社会资本对其求职结果的影响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一点对于城乡二元体制以及东西部发展不协调的中国是具有较大意义的，这仍需要广大学术同仁进一步的深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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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76.1

A

1009-105X(2013)02-0050-09

2013-03-03

2013-05-04

李佩繁(1991-)，厦门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笔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