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偌 思

我从小就为父母亲是骑兵而自豪，没有比战马奔腾，手刃日酋更能激起一个孩子英雄梦的了。可是，每次我缠着父母讲骑兵旅的故事，父母似乎都不愿多说。

母亲篇

母亲生了我们5个孩子，均是男儿，最后一个取名安琪，生下5个月后就夭折了。人生过得太快，安琪如果健在，今年也该虚岁60了。

安琪夭折时我三岁。我竟然记得我曾经抱过这个小弟弟；记得弟弟夭折后，母亲从医院回家时的倦怠；记得当天晚上婆婆在家里拉着长音哭唱时带给我的恐惧——湖北人的哭唱，成了儿时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毛骨悚然的记忆。

母亲不久罹患了肝炎，身体很快垮了，接下来就是长年拖着虚弱的病体勉力地工作，直到离休。

母亲的家族，世代为楚地漕帮，自小耳濡目染，江湖道义溶化在了血液里。母亲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接受了马列主义，也不是为了谋求稻粱，完全是不满于社会的不公，所以民族面临危难之际，她几乎是义不容辞，跟随王明的美丽夫人孟庆树到了延安。

我曾经十分好奇，母亲的职位并不高，可是她受到的广泛尊敬，甚至超过了父亲。尤其是南下的战友们，全都尊称她大姐，比她年纪大职位高的也这么叫。

父母南来北往的战友，时常在我儿时的家中出没。父亲总会告之母亲，某某来了，晚上来家吃晚饭。歉然地又加上一句：简单，炒盘鸡蛋，来盘花生米，喝喝酒……而母亲几乎懒得与父亲讨论，总是一句话，你就别管了，老侉子。

见到共过生死的战友，父母总是很开心。母亲亲自操厨，做出一桌丰盛饭菜，偶尔也能与这些大老爷们喝上几杯。父亲的中原大嗓门，母亲铿锵的楚语加上她朗朗的笑，战友们的各种南腔北调，使家里一片欢声笑语。

母亲有一次笑说道，我们家的钱，都吃掉了。

一个叔叔有次对我们兄弟说，你们不知道啊，你妈妈当年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女英雄啊！说罢，不胜唏嘘。而母亲有什么英雄事迹，至今我也不甚了了。只知道，母亲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以后就进入了野战部队，一直在前线作战，在战斗中两次负伤。而父亲是员福将，大小战事过百，除了42年与鬼子作战时被炮弹震得有点失聪以外，连一根汗毛也没有伤着。

在后来成了高级将领的王叔的描述里有幅画面颇具动感：一个深夜伸手不见五指，驻地外面忽有动静，我提上枪冲出去，一下摸到了一个人，我厉声喝问，谁？对方已先一步抓住我，随即一支长枪就抵住了我的前胸，也在喝问：你是谁？我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知道不是敌人，再一看，是平侠同志……

关于母亲的传奇，我们其实一直是有点似信非信。直到文革中，我搞到一支气枪，与弟弟和一帮玩友在院子的竹林里打鸟玩，赋闲在家的妈妈居然罕见地与我们厮混在一起，她说你们瞄准的姿势不对，我打给你们看。她接过气枪，竟然单手持枪，对准瞄准物就是一枪，击中。我们都惊呆了！第二天，大院子里的孩子们就传开了：平侠阿姨是神枪手！

家里孩子多，我们的家庭教育完全是放羊式的。父母抚育我们的那个阶段，时代变迁，万象更新，他们亢奋而投入，几乎没有时间关注我们。每天他们在我们还没有醒来时就已经离家工作，晚上我们已经入睡了他们尚未归来。

回顾往事，母亲从未刻意地塑造过我们。经历过各种运动的父亲，似乎也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地学门技术。母亲对我们的教诲，竟然不过是老百姓的一些凡人俗语，如：穷不倒志，福不癫狂。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不可以衣帽取人，不可狗眼看人……等等，没有任何高深哲理，而母亲的为人处事，则无一不是身体力行。

刚搬到将军巷时，整条街的人均施我们以冷眼。人们似乎要通过观看一个政府官员的言行来给新政权下定义，且很多人身份骤变，对新政府本身就充满敌意。

我们这条巷子曾有过一座明代将军的府邸，街坊中许多住户也都是旧时的大户人家。儿时我在同学家玩耍，对他们家中厚重的雕花家具印象深刻，猜想它们一定都有着不凡的经历，全然不似我们家中还编了号的公家家具，让人丝毫没有一点文化想象。

我们居住的20号是市委房产，住户三家，两家都有孩子与我为同班同学，一个是张同学家，父亲是战斗英雄，炮兵团长，母亲时任市卫生局长，我们两家经历相似，关系天然融洽；而另一位陈姓女同学家，父亲是区委的工友，母亲来自苏北农村。我们那时虽小，也能真切地感觉到来自苏北大婶的敌意。20号院子很大，父亲母亲每天晚上回来很晚，敲大门里面听不见，而紧靠大门的苏北大婶家，敲破天也装作没听见。

街上的人更是如此，有时父亲单位来车接，车胎动辄被人放了气。我们几兄弟每与人发生争执，街坊们就像是专在等待这种口舌机会，借机冲进家里讨要说法。

可是不久，这样的事就少了，渐渐更是完全没有了。这是因为母亲谦让、自律、平等的姿态，让街邻们不但接受了我们一家，也给予了我们一家可贵的尊敬。

后来，除了夜间，20号院都是院门大开，任人进出，一街的孩子几乎没有谁没到我们院子里玩过。儿时常见的街景，就是一群邻居在敞开大门的院子里与母亲坐在凉床上、小板凳上聊天，母亲与他们笑语连连。

记得我们隔壁有一个叫金城的孩子，略大我几岁，每天帮着他拉板车的父亲运送氧气瓶，那位脾气暴烈的父亲打起儿子来，一条街的人都胆战心惊，没有人敢去拉架。一日，老金头又在用炉钩暴打金城，母亲正好下班经过，厉声喝住他，把金城挡在了身后。老头显然没经历过这个阵势，转身就要对母亲动粗，母亲一脸正气，大声斥责他：你有什么权利打孩子？把孩子打坏了你是要坐牢的！邻居都围上来，既惊讶又敬佩地看着母亲，被镇住的老金嗫嚅着，没敢再吭一句。母亲大声对邻居说：你们大家听好，如果你们今后再看见老金虐待这个孩子，告诉我，我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关起来！

邻里是知道母亲在法院工作的，时而也会有穿法警服的司机开车接送母亲，所以没人怀疑母亲这句话的份量。我当时目睹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母亲的凛然至今难忘。

从此，邻里眼里的母亲，不仅仅是一个有着亲和力的，操着南方口音的邻家大姐，他们还看到了母亲的爆发力。金城再也没有挨打了，老金头每一次见到母亲都很恭敬。

将军巷还住着一个潦倒的人，30多岁，白白净净，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低着头在地上捡拾烟头。他没有工作，没有人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他每天的生活内容，好像就是靠捡来的烟蒂喷云吐雾。

母亲是抽烟的，母亲上下班时，常被他堵在街上索要香烟。他乞讨香烟的方式很文明，不说话，只是伸出手，眼睛也不看人，要到了烟就走，也不说声谢谢。

一天，我和母亲在厨房里剥毛豆，忽然一个人的身影，挡住了屋外的光线。原来是他，他斜倚着门，低着头，也不说话。这一次母亲没有立即给他香烟,而是搬了一只小板凳，让他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聊着聊着，忽然间他泣不成声，最后，母亲要我到房间去拿两包飞马香烟交给他，把他送出了门。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向我们讲诉了他的故事。原来他曾是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因为一次失恋而精神崩溃，从此再也没有恢复，成天精神恍惚，完全成了一个废人。我已经记不清母亲是怎么与他交谈的，只知道母亲在长江路上的一个标牌店为他找了一份工作，收入一天一块钱。他利用他的特长，为人画标牌写美术字。至此，再也没人看见他在路边捡烟头。

有一天，我和母亲在工人文化宫看到了他，他正往一个玻璃橱窗上描画美术字，也不打草稿，直接用油漆刷在玻璃上写字，两个小年轻颠颠地跟着他，为他端茶递烟，引来一群人的围观。他表情严肃自信，还有一点矜持，全然没有当年的颓丧之气。

我想叫他，母亲摇摇手，拉着我走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忍不住笑起来，用湖北话骂道：格老子的，抖起来了，都有徒弟伺候了。

看得出，母亲是欣慰的。

我们在这条街上住了将近六年，这六年几乎涵盖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我11岁那年，在与街邻们的恋恋不舍中，我们搬离这里，去了城北九华山下的新住所，这个美丽院落建成于1948年，曾经的园主是旧政权的一个高官，享受它的时间不到一年。

这个院子也住了三家人，一家是市委领导贾伯家，另一家是王姓四川人，原为贾伯的战时警卫，进城后为机关后勤的工友，住在门口汽车间改造的房子里。王婶是个小脚的山东美女，我们搬进去的时候，王婶才30多岁，不能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孩。她和其貌不扬的王伯的组合，刺激着那时我们几个兄弟的想象力。贾家女主人陈阿姨，是母亲终生的老姐妹。母亲与陈姨成为好姐妹的原因，源于建国初一位市领导下令的排查运动，陈姨喜欢乱发议论，不幸成为运动重点。工作组气势汹汹，要陈姨交代是某个谣言的始作俑者，不许陈姨回家。而关键的人证是与陈姨在市总工会同一间办公室上班的母亲。

母亲平静地否定了对陈姨的全部指控，工作组不满意，一再诱逼母亲的口供。母亲的湖北九头鸟的性格上来了，激烈抗辩，寸步不让，双方都拍起了桌子，满走廊的人都听到了母亲与工作组的争吵声。陈姨关在隔壁办公室，听到了他们的全部争吵，感动得要命，终于过关以后，她开始了与母亲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

陈姨总跟我们说起这段往事，一说就感叹母亲的耿直义气，怨恨她丈夫的窝囊和无能。当时贾伯是市总工会的副主席，妻子被整一言不发，丝毫没有出手相救的意思。可是，齿以刚而折，舌以柔而存，贾伯一辈子没见有个朋友，他却一辈子官运亨通，健康长寿，如今已近100岁高龄。

陈姨，扬州人氏。体型富态，皮肤白皙，是官宦之后。

她怎么会到革命队伍里来的，而且资格够老，始终是个谜。尤其是她曾被两个中共知名高官追求过的轶事，长时间在新四军老兵中相传。因此，母亲始终认为她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异类。

现在想来，时代的新旧对于陈姨或许并无太大区别，无论是旧时生长的王谢之家，还是参加革命后的高官之家，她依然保持着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她享受美食，讲究穿着，习惯了有人伺候，一生都没有抚育过子女。白天，她是处长，在单位看报，读文件，游刃有余；回到家，她嬉笑玩乐，如鱼得水。到和平公园看人打拳，跟打拳的人成了朋友；在珍珠桥上看人家打鱼，跟打鱼的人成了朋友；看到路边有人养鸽子，跟养鸽的人也成了朋友……她就是这样一个世间的尤物。

母亲虽与她算得好友，价值观却是迥异。一日，陈姨不满意保姆打扫的卫生，责骂保姆是“瘟猪”，母亲听不下去，把陈姨叫到旁边，正色道：你怎么可以这么骂人呢？她又不是你的奴仆！陈姨当时非常尴尬。

细想，陈姨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善良忠厚，胸无芥蒂，忠诚友谊，乐于助人，去年无疾而终，享年九十。

贾伯工作调动搬走后，院子里搬来了另一位市领导。

这位市领导曾是当年新四军里的文人，他资历不老，升官很快，除了一位顶头上司，没有其他朋友，也从不认农村来的亲戚。

一日，那位官友来他们家做客，吃完晚饭两位官家在庭院里下围棋。时任市委秘书长的父亲走过去汇报工作，汇报完后，两位头头继续下起了围棋，父亲身子没有动，眼睛依然盯着棋盘，斟酌还有什么工作需要汇报。母亲老远望去，勃然大怒，说：老四，把你爸爸给我叫回来！

父亲回来后，母亲把父亲拉进房间，斥责他道：工作汇报完了就回来嘛！你又不会下围棋，坐在那里干什么！拍马屁！……

父亲被母亲骂了个晕头转向，呼哧呼哧的，半天说不出话。

母亲嫉恶如仇和绝不阿谀奉承的刚烈性格，给我们兄弟立下了终生的榜样标杆。有母亲在侧，我们都不敢沾染任何奴颜之气。

不久，混乱的年月开始了，我们参加了红卫兵。母亲破天荒召集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她对我们约法三章：不许打骂侮辱老师，不许参加武斗，不许偷拿抄家物资。我们知道，母亲是极其认真的。

一天，二哥被通知带领全体红卫兵到胜利电影院参加一个市委领导回答红卫兵关于文革问题的大会，二哥当时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会议开始了，完全没想到，代表市委回答问题的竟然是父亲！

父亲的口才素有其名，可是那天，在狂热的学生面前，父亲却显得笨拙口讷。我惊坐在位子上，愤怒而无奈地看着冲上台的十来个学生将父亲推来搡去……

晚上父亲回到家，情绪低落，母亲做了几个好菜，陪父亲喝了几杯酒，好半天没说话，猛丁，母亲吐出一句国骂，对父亲说：格老子的，你可给我挺住啊！

接下来几天，父亲沉默寡言，若有所思。一天，父亲让我骑车把一个本家世叔叫到家里，对他做了一些交代。又一日，父亲也在家里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父亲分析了时下的形势，历数了历史上的朝代更迭。父亲旁征博引、说古论今，最后总结说：这次运动本质上跟历史上任何的一次权力斗争没有两样，就是要我们这些功臣让位。所以我决定，解甲归田，回老家去。我已经安排人把土改时分给我们的房子打扫了一下，形势如果再恶劣，我们就走……

父亲的决定很意外，也很突然，一时，大家都没有开口，空气严肃得几近凝固。忽然间，母亲一声断喝：胡扯！凭什么？我们出来参加革命，没有罪，我们打鬼子，没有罪。我不懂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说我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上面领着我们走的！母亲又重重拍了一记桌子，对着父亲说：我看不得你那副倒志的样子，我还不信这个天真能翻了，就是翻了，我们去要饭！我走前面，你走后面！……

母亲脱口说出的对“上面”的微词，把我们惊呆了。那可是1967年红色崇拜最疯狂的年份。

自此，回家务农的打算再也没被提起。

一次弟弟的团伙与一个普通家庭子弟建立的“灰色组织”起了冲突，我自然为弟弟助战。晚上家里正在吃晚饭，院子里忽然冲进几十个端着长矛的人，叫喊着要找我和弟弟，他们个个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我一惊，看来一场恶战难以避免。母亲问我，你俩把人家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就是白天在外语学校辩论时互相推搡了几下。母亲说，你老实告诉我，伤人了没有？我说，没有。母亲推我进里屋，厉色道：进去！这时候莫要逞英雄！

母亲放下筷子，起身开门，走进杀声震天的院子。

母亲慢慢走向这群渴望热血搏杀的人群，母亲瘦小的个子与人高马大的入侵者形成了对比。母亲走到他们面前，沉静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找的是我的孩子，我是他们的母亲。现在他们不在，如果他们犯了什么错，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我一定批评教育他们……那些孩子气冲冲而来，非常礼貌地离去，临走，还客客气气地对母亲说，阿姨再见。站在纱窗后面的我，心灵里永远印上了母亲临危不惧、大气从容的天然风范。

遵从母亲的约法三章，我们几兄弟没有一个参与过侮辱批斗老师，没有一个参加过打砸抢和武斗。我们或读书，或练武，度过了文革中最混乱荒诞的岁月。然后，参军，入学，就业，结婚，生子，出国，创业……，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母亲也老了，渐渐地走进了人生的暮年，她离休后的日子，国家经历的变迁不一而足，而家里一个被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也终于被我们所知晓。

大哥说，1949年年末，家里忽然来了个农村妇女，手里还拉着她的闺女，来人竟然是父亲的发妻，她没有死于民团的杀戮，而是在异地躲过了战乱。

母亲平静如常，安排了她们母女的食宿。在组织的协调下，妥善地处理了这件战后很普遍的家庭不幸。母亲把大姐送进学校，到处奔波为她争取到了当时的一份供给制。母亲对当时只有30岁的父亲的前妻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工作，你想到南京来工作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她说她没有文化，担心没人要她。母亲说：事在人为嘛！

母亲正怀着我，每天挺着大肚子满街跑，终于在一个小学校为她找到了一份工友的职位，每天的工作是为课堂上下课摇铃。她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十几年，直到六十年代因为急性肺炎去世。

我听完这件往事万分惊讶……我们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

大哥说：你不知道是因为妈妈没有让你知道，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是母亲的大气，母亲的胸襟非常人可比。

我没有能力写出母亲的全部，也不知如何评价我的母亲。我想母亲首先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那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好恶爱憎，形成了她最基本、最难得、最动人的品质。

母亲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看不得人世间的不平不公。她向往共产主义描绘的世界大同，可是她也是很早就认清了政客对这个主义的利用。

母亲晚年有一次与我交谈，她说：管理一个国家最好的标准，就是老百姓的标准，哪里需要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母亲参加革命前仅初通文字，还是在工厂扫盲班的夜校里学的，可是几十年的刻苦自学，连一直自认为是读书人的我们几个兄弟，也都会忘记母亲的教育背景。母亲口才很好，记忆力超强，古典文学名著在我们小时候就基本读完，她听别人说话，很快就能理出头绪，叙述事情，三五句就说到重点。解放初，母亲在电信局做军代表，市里某负责人听了母亲几次汇报，感慨道：如果多几个平侠同志，南京的工作局面就不一样了。

母亲不善于体现母爱，生下我之后，第9天就去上班，在总工会工作时，三年都住在单位，周末才回家看看孩子。

母亲热爱生活，却又从不畏惧死亡。战争年代且不论，和平时期收到过九次病危通知书，每次都是病危通知一撤，立刻笑声朗朗。

转眼间，母亲已经去世20年。母亲临终前嘱咐我们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搞遗体告别，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只要把她的骨灰埋在一棵树下。

母亲从来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老百姓，来自一个草根。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可是母亲向往的公平社会，还远远没有到来。

父亲篇

父亲，陈氏家族龙字辈。

高个头，国子脸，说话声音洪亮。

他的出生地，是淮北一处鸡鸣三村，四省交界，五方不管的贫瘠地区，因为地处战略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历史上曾被无数战祸肆虐。

民国中期，中原大地军阀混战，匪盗蜂起，刚值弱冠的父亲竟被土匪绑了票。家里巨额赎回父亲后，原本富足的家道就此衰落。爷爷饱读诗书却不管家事，终日领着十里八乡的村民抗捐抗税、抗匪抗暴。幸而有能干的奶奶主持家政，不到十年光景，家里又有了十几亩地，几头牲口，再做点小生意，这样的家境，使父亲读完了安徽蚌埠师范。七七事变时，父亲已在家乡当上了一名教师，性格温和谦让的他，十分适合教师这个职业。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爷爷和父亲坐在了油灯下，讨论国和家的前途命运。爷爷这时亮出了他地下党的真实身份，父亲立即辞去教职，又联络了村里的七个青年，奔赴了延安。爷爷将他们送到村口，这时是1938年1月，离南京屠城不到一个月。

父亲兄妹三人，父亲居长，还有一弟一妹。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小父亲11岁，是个直言快语，性格泼辣的女性，1948年也被爷爷送走当了八路，后来嫁给了一个八路军干部。这位姑父进城后一直在海军服役，离休前是海军北航政治部主任。

叔叔，父亲唯一的弟弟，身材魁梧，是著名的快腿。奶奶曾经向我描述，他30里路进县城送情报，吃过晌午饭出发，太阳下山前赶回来，不耽误晚饭陪爷爷喝酒。1948年，叔叔因为爷爷和父亲都是共产党，被当地民团杀害，我们这个家庭因此与国民党有了血仇。

父亲他们步行，扒火车，一路风尘来到了去延安途中必经的一个黄河渡口。黄河波涛汹涌，河里不见一只羊皮筏子。父亲等人正在岸边不知所措，远处悠悠然走来一老汉，大声道：要过河吗？我带你们过去！可是，既不见他有羊皮筏子，也不见他有其他渡河工具，他光身一人。

大家将信将疑地谈好价钱，老汉先自己脱光，又让大家照他样脱光，将脱下的衣物打成一个包袱顶在头上，然后让一个人趴在他的背上，慢慢地下水，踩着水将第一个人送到河对岸去。此时正是寒冬腊月，穿着衣服都冻得瑟瑟发抖，老人就这样，把大家一个一个地背过了黄河。父亲曾经回忆说，那个老汉踩水时水仅没过膝盖，可谓奇人。

西安到了，离延安还有600里路程。他们中有两个本村青年从没到过大城市，不肯走了，嚷着要在西安多停留两天，之后再赶到延安与父亲汇合。

可自此一别，他们终生也没能汇合。因为被都市生活吸引，他俩思忖反正在哪儿都是打鬼子，就地在西安加入了国军。打了八年日本鬼子，又同共产党打了三年内战，1949年跟随溃败的国军到了台湾。半个多世纪后，我因商务赴台北，见到了他们中的世叔赵忠谷，一个退役的国军将领。在酒店大厅里，老人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把我抱住，泪雨滂沱。

他终生也没有能回家乡看看，没能再见他的结发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眼看回乡无望，他才又娶了一个南国女性。这位和眉善目的台湾本地女人为他一连生了五个男儿，我都见到了。其中一个穿军服的儿子向我行了一个蒋式军礼，他是空军少校。我也给他回了一个军礼，毛式的，我告诉他我也当过兵，军衔相当于上士。

离开西安之后，父亲六人徒步走向延安。途中不时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大家结伴而行，抵达延安城时，已是一支长长的队伍。

父亲很快被分配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九个月后到了作战部队。这支部队是冀鲁豫边区骑兵旅，隶属边区直接指挥，司令是以后官拜海军大将的肖劲光。给父亲分配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陈云指着地图向父亲介绍说：你要去的部队驻扎在某地，人称小江南（我后来很是诧异，中央领导会给一个小学员分配工作？父亲说：那还是打江山的年代嘛！）。

父亲就此开始了马背上的征战。1940年，父亲的部队辗转到内蒙古大青山与日军作战。一年多的对决，大小战事数十。每次战斗，大青山的草原上奔腾着上千匹战马，马蹄带起的滚滚风尘中，战刀的撞击，战马的嘶鸣，厮杀者的呐喊，伤兵的哀嚎，声震中天……这是古战场时就有的情景。

骑兵对决，没有掩体，没有屏障。有的，是人性与兽性瞬间的迸发，眼睛是血红的，脸部表情是恐怖的，分秒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场战斗，5分钟、10分钟就见胜负，遗留下来的，是满地的伤兵和尸体。父亲曾经回忆，他亲手掩埋的骑兵旅的战友，就有上百。

父亲，奇迹般地成为幸存者。

父亲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幽默，风趣，古今轶事信手拈来，每每让与他在一起的人捧腹大笑。我常常闭上眼睛，默想父亲骑在马上握着马刀向鬼子杀去时的表情，无论怎样，也想象不出父亲此时的表情会是狰狞的、扭曲的、恐怖的。想象不出用冷兵器与人近身搏杀、随时都可能杀掉对方或被杀掉的残忍……

这样的表情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生活中，我更是一次也没有看到。

1942年，延安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整风运动开始了，整风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地下党，这是父亲第一次接触到的党内斗争。

母亲回忆说，那时的延安大礼堂天天开批斗会，你父亲嗓门大，骑兵旅老要他领呼口号。一次他正站在台上呼口号，忽然上来几个人，一把抓住你父亲的头发，反扳着他的两个手臂，就把你父亲押下台去。说你爸爸是个托派。整个过程，跟文化大革命一样。

父亲是当时骑兵旅唯一收审的干部，也是唯一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干部。骑兵旅的底子是刘志丹领导的陕北老红军，不管什么运动，轻易不大碰到他们，父亲的审查因此颇受骑兵旅的关注，每天都派人打探父亲的消息。

母亲此时也已在骑兵旅，一天，骑兵旅孔旅长对母亲说：里面真是太惨了，有人受不了，想用裤带勒自己的脖子自杀，我们旅的陈某某（指我父亲）倒有意思，晚上睡觉说梦话，是有板有眼地唱京戏，白天还教人被绑着怎样拉大便揩屁股……逼供九个月后，父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康生下令活埋。

父亲一行七十多人，被绳子绑着押向事先挖好的大坑。一队人马恰好经过，为首者跳下马，质问这是在干什么？父亲这批人中有人认出了来者，纷纷叫道：贺司令！贺司令！我们冤枉啊！来者是贺老总。贺老总发现许多曾经是他旧部的人将要被活埋，震怒了！骂娘了！命令押解者立即放了他们！父亲因此得救。

整风运动结束，中央领导向错批错斗的人道歉，我父亲母亲皆在现场，亲眼看到许多九死一生的受害者感动得痛哭流涕。

父亲解脱后，被调到骑兵旅任团政治处副主任，紧接着就随着部队开拔到了前线与日本人作战。

儿子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打开电视机选一些大陆的电视剧，尤其是些抗战题材来看。儿子很不耐烦，说：爷爷奶奶当年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既能上天又能入地，一个女人徒手搏杀几十个鬼子，这哪里是抗战片，我看是武侠片，停，停，我要看曼联了……他还加了一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却还在骗你们。

我恼火，却无言。

儿子的长大，使得我的思绪常被带回到童年。儿时的晚上，满街都能听小贩走街串巷卖驴肉，狗肉，腌腊味的敲梆声。父亲如果回来得早，会跟我咬耳朵：去，跟你妈妈要钱，到货担子上买点驴肉，咸鱼，爸爸想喝点酒。我颠颠地跑去跑回，捧回一包用清香荷叶包着的驴肉和腌腊。父亲把我抱到他的腿上，拿了双筷子，把一块块驴肉递进我嘴里，又把咸鱼肉上的刺，仔细挑出，我一口，他一口……

这是一段钩沉的记忆：小巷里悠长的竹梆声，货担上晕黄的油灯光，清香的荷叶，还有，父亲搂着我的那份慈爱。

而九十年代的记忆画面里，则是一个步履缓慢的老者，衣着朴素，面目和善，会不时向街边小贩问问菜价，却没人见他买过一次菜。他，就像街头任何一位邻家老叟，连咳嗽声都没有任何特别，无疑，老人走近了他的暮年。这个老人，是我的父亲。

逢年过节，老干部局会送来一些慰问品，也就是一两瓶油，一包水果、十几个鸡蛋。可是父亲接到电话，精神为之一振，马上叫我去取，一刻也不能耽搁。这天正值暴雨倾盆，院子外面是一个拥挤的菜市场，车子开不出去。我只好打把雨伞，前往指定的地点。雨疾风骤，一把伞形同虚设，很快我就被淋了个透。

送慰问品的车终于来了，我代表父亲表示了感谢。回来时路过菜市场，我粗略核算了一下慰问品的价格，约莫30块人民币，我随手就能在路边的菜市场买到，不用淋雨。可是父亲很是兴奋，赶快让阿姨拿到厨房去……我理解，父亲认为这是组织上给他的一种待遇，一种荣誉。

延安，依然让父辈人梦萦魂牵。每当父母亲回忆延安，只会怀念当时延安的勃勃生机和蓬勃朝气。延安城的安澜门，安琪桥，都被父母郑重用作了我们兄弟的名字。延河，宝塔山，成了革命朝圣者的精神图腾。

父亲说，骑兵旅从内蒙回到延安时，吃过晚饭在延河边散步，随随便便就能遇到最高领袖；捧只碗和他一样蹲在窑洞外啃窝窝头、喝玉米粥的人，或许就是一个今后的开国将帅。父亲似乎有点自豪，他说：当时的延安，聚集了一大批精英。母亲说：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我几乎都见过，有的亲自在礼堂给我们放电影，有的跟我们一起跳交际舞，有的要我们组织女学员的篮球拉拉队……可是解放后，除了在报纸上，一个也没见过。母亲笑。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二次大战结束，内战即起。为保障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展和壮大根据地，于是一批军队干部被派遣到地方，参加地方政权的建设。父亲被派往豫东军区，组建豫东濮县政府，担任县长，由此结束了他在野战军与日军刀枪相对的八年格杀生涯。

当时地方鱼龙混杂，敌我难辨，父亲每天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还时刻要与顽军打游击，争地盘、抢粮食、夺兵源，双方反复拉锯，天天都有小规模的战斗。可是父亲对从军队到地方的角色转换似乎很适应，母亲一次嗤笑：老头子搞地方工作有什么难的？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嘛，农民的生活他熟悉，农民的毛病他都有。父亲听后笑了，一点不介意，还有点得意。

父亲本应是个教师，受爷爷影响才参加了革命。可建政以后，爷爷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反倒要求去搞教育，他做了专区联中的校长，仅两年后，爷爷因患肺结核辞世。爷爷与他的抗战故事，可谓当地的传奇。爷爷领导的抗日组织的成员，此后许多都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奶奶对我们说，当年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经常来家里找爷爷商量事情，来了就得吃饭啊，都是我去张罗，一来，连警卫就是十好几口。彭师长嘴利索，进门就喊我老嫂子，一声老嫂子我要忙半天，孬×嗑子的……奶奶能干，喜欢骂人，喜欢不喜欢的人，她用词都一样。

1949年4月，父亲随三野南下到了南京，组织上分配工作时，父亲也要求去搞教育。这样进城后，爷爷在老家做校长，父亲在南京一个中学和一个中专也做校长，两年多后，父亲短暂的教育生涯结束，被调去做了一个区的区长。

与父亲一起在濮县打游击的战友南下时都随着父亲到了南京，因此这批战友们与我们家的交往最密切，与我们这些孩子也最熟悉。濮县的司法科长贾伯，进南京后一直在法院担任领导工作。贾伯体型修长，皮肤白皙，戴一副五十年代还很少见的金丝眼镜。他生性内敛，话语不多，从不抢人话头，可是只要他开口，他那不高不低，不疾不徐的语调立即就成为谈话中心。与我们孩子在一起，他依然语言不多，可是你能感觉到他对你毫不敷衍的态度。我和三哥曾经私下赞叹，父母的战友中，数贾伯风度最好。

文革后期的1971年，父亲已经“解放”，从部队回来的我看到贾伯来了，我几乎没有认出来，他苍老了许多，背驼了，衣服也十分破旧。他从公检法看守所刚刚放出来，还没有回家。我第一次见到贾伯的激愤，他语调没有了往日一贯的平静，几次愤愤不平地骂将起来。他递给父母一份申诉，准备交到当时的军管会去。母亲竭力支持，可是父亲认为不可，然后父亲分析了当时的大形势、小局面，又给他一一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不行，而应该如何才行……

第二天，父亲谋定而动，找了当时唯一被结合到市革委会的地方干部方叔，没有多久，贾伯的上诉有了转机。方叔今年高寿90，为人豪爽义气，进城后成了父亲的朋友加酒友，他是山东人，与当时在南京的大当家许上将夫人是同乡，最后是许夫人出面解决了问题。

终于有一天，贾伯来到家里，见了父亲就拱手作揖：老哥，谢了，谢了。父亲有点得意，跟他说：你跟这些家伙不能硬来，要搞清楚他们听谁的，他们只听许当家的。此时的贾伯，神清气爽，衣冠楚楚，又恢复了我们自小就熟悉的风采。不久，贾伯官复原职。再一日，五台山体育馆召开公判大会，我与母亲在收音机里听现场直播，突然，一个高亢尖细的声音开始宣读判决，不用看，是贾伯。贾伯在法院工作几十年，为老百姓所熟悉，不是因为他宣读判词声音洪亮，相反是他声音像刀锋般尖厉，摄人心魂。父亲曾对我说，你贾伯是我战友，落难时我竭尽全力相救当义不容辞，何况，贾伯曾经还救过你母亲的命。

我从小就为父母亲是骑兵而自豪，没有比战马奔腾，手刃日酋更能激起一个孩子英雄梦的了。可是，每次我缠着父母讲骑兵旅的故事，父母似乎都不愿多说。后来大哥告诉我，这或许是因为骑兵的搏杀与其他兵种不同，与炮兵更不同，近身格杀，太过血腥。他说骑兵旅自建制以来，共牺牲1000多名战友，全都是被冷兵器所杀，每次战斗下来埋葬战友尸体，孔旅长都嚎啕大哭，不吃不喝，多少天都缓不过劲来。父亲不愿意谈这些“骑马打仗”的故事，也是不愿意重温犹如中世纪古罗马斗兽场般的战场惨烈……

我恍然大悟。后来一个开国将军的后代对我说的与大哥说的一样。他父亲曾经是山东兵团骑兵师师长。

父母的口中，更多的是一些轻松软性的战斗回忆。

母亲是在到濮县当了区长后，与父亲结的婚。回忆濮县打游击生活的话题，明显要比回忆骑兵旅轻松。

父亲回忆说：某次国军来袭，他们被堵在了一个院子里，情况十分危急。父亲断后，离开时出不去了。情急之下，父亲三下两下爬上了院子里的一棵大树，跳进隔壁一个村院，又纵身翻过后院子的高墙，跳进一条河里，潜水跑掉了。父亲以后回到这个院子，重新把他那天逃跑的路线又走了一遍，他疑惑了，这三米高的墙，平常自己是无论如何翻不过去的，那天怎么神了？母亲笑了：农村哪里有三米的高墙呢？你是急了，你没听人说狗急跳墙吗？父亲想想，自嘲地笑了。

1947年濮县，有一天国军来清剿，父亲忙着组织撤退，突然发现母亲还在村里，而敌人已经进了村子。贾伯知道后，带了一人飞快骑车冲回村子，把母亲架上车，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口气狂奔了8里地才脱离险情。一次濮县的几个战友在家喝酒，母亲笑着对我们说：你这个贾伯伯，曾经救过你妈妈的命！

我们都敬佩地看着贾伯，贾伯也只是淡淡一笑：那次大姐要是被抓住了，就没有你们一个个的小萝卜头喽！

我发现，经历过战争的人，看待生命显然不同于常人，或许是看惯了生死，没有普通人那么多愁善感。而在江湖上就不同了，会把它当作一件天大的事、命大的事。母亲是有江湖气的，1964年，她把本该分配给自己的提级指标让给了贾伯，自己因此被挡在了中共高干序列之外。

大饥饿来临的那年，家里忽然来了一群神色恓惶，饥肠辘辘的老家人，奶奶在用大锅煮饭，父亲神色凝重。家乡竟然饿死人了，这几个老乡都是偷跑出来的。

父亲时任财贸部长，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父亲每天要为全市老百姓的蔬菜粮食揪心。记得父亲成功组织到了南京市民每人每天一斤“飞机包菜”的定量，他陶陶然。当南京的粮食供应即将告罄之际，他从外地调来的粮食抵达了南京地界，他在江宁县尘土飞扬的路旁看着粮车经过，兴奋之极。

可是他个人，除了自己28斤的定量，拿不出多一颗的粮食。晚上，父母卧室的灯光，一夜未熄。多出7个人吃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父亲第二天首先给所有他从老家带出来的老乡打电话，要他们送粮票，能送多少送多少，这样十几个老乡凑了粮票100多斤。还不够，父亲又搞到200斤豆饼，50斤豆渣。父亲不慌了，因为院子里还有父亲种的满园子蔬菜。可以挺过去了，父亲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饥荒过去了。留在那段记忆中的是每天三顿乱七八糟的糊糊粥，晒在簸箕里的各种次食品散发着霉味……父亲说他没有能力救全体老家人，但是老家人来了，看到了，就不能不管。

父亲家乡一半人饿死，而这些逃来南京的老乡活下来了。以后，零星逃难的老家人从未断过，每次，父亲都要想办法搞一点东西填饱乡亲的肚子，粮票成了我家的珍宝，以至粮票废除时母亲怅然若失：格老子的，说没用就没用了？

她手上还藏着若干准备应急的粮票。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三楼阁楼的两间房空了，老家人走了，母亲正在指挥家人烧开水，烫被单，消灭里面的虱子。“客走主人安，”母亲说。

我感到一丝惆怅，记起了和他们在一起近四个月的欢乐时光。

老乡里有个豁子叔叔，因为是兔唇，说话瓮声瓮气，可是我和他最亲，他会做各种各样的小玩具：竹勺，竹哨……，更让我惊奇的是他将一片树叶放在嘴里，就能吹出各种鸟叫。尤其记得他带我们兄弟到紫金山上挖草药，我站在山上对着空谷大喊，回音缭绕……

1964年他来南京，父亲为他找医生动了手术，治好了他的兔唇。

文革期间一天深夜，他来到南京对父亲说，如果在南京有危险，你就回老家，有我们在，谁敢动你？……我看到了豁叔的真性情。

豁子叔曾有一天，手里握着一把米，瓮声瓮气地对我说：哎，一把，就这么一把米，熬碗粥，一条命，一条命啊！豁叔满脸的悲怆震撼了我一生。从此，一把米一条命，在我脑子里成为了生命的方程式，至今，在餐馆吃过饭，只要有剩，我都打包。儿子问：这些剩菜剩饭隔夜就坏，你想干什么呢？我说：一把粮食一条命。儿子很不以为然，将它们从冰箱里清出扔掉，问：健康呢？

是啊，现在的人讲究的是健康，讲究的是长寿，讲究的是生活质量；而当年的人，讲的是生死，讲的是仁义，讲的是信仰。“什么时候我要给你好好讲讲爷爷奶奶那辈人的事。”我喃喃地对儿子说。

父亲的晚年，宁静如水。离休后远离了权力中心，家里往日的车水马龙渐渐趋于清寂。每天天没亮父亲就出了门，他在离家一里的半径内，缓缓地走着，一个多小时后，他回到家里，天已大亮。父亲也就完成了一天的早锻炼。

物质的丰富超越了我们曾经能够有的想象，父亲不在院子里种菜了，菜园子的功能有了改变，他开始种花，玩盆景，我又给他买了一只鹦鹉，这只会学舌的美丽的鸟，每天重复着的几个单词，带有中原口音。

父亲的离休生活，平淡得就像一个农民。没有人可以想象，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曾经杀过人，杀过很多，也砍过人头，砍过无数，并曾经多次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拼力刺进日寇的胸脯……

世纪之交的两千年之秋，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民族救亡，中原逐鹿，改朝换代。和现代人相比，可谓波澜壮阔。他现在走了，完成了一个社会个体细胞从诞生，分裂，成长，旺盛，衰弱，死亡的全过程。

他，不是什么伟人，可以引领千军万马，争雄天下。他，不是什么学科泰斗，学富五车，留下传世之作；他不是什么经世伟才，创典立科，惠泽普天大众。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的情感，传统继承，是非判断。

他曾经的理想，是做一名乡村教师，传道解惑，教书育人。可是在一个大历史时期，他以一粒沙子之勇投入另一种人生。这种抗御外侮的朴素的民族情绪，不需要任何人的引领教诲，它来自数千年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楷模，来自岳武穆，文天祥……

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打过小日本的老百姓，来自农村，来自中原地区一个名叫柳子集的贫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