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颇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与体育事业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陈 颇

（重庆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重庆401331）

从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福利、科学技术、公共文化、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7个方面选取28项测度指标，运用多元数理统计方法构建1995—2008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以体育事业经费投入额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状况的衡量指标，通过计量经济方法，对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体育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体育事业发展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体育事业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冲击效应比较明显，因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基本公共服务；体育事业发展；因子分析；动态计量分析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为保障全体公民最基本的人权，所有公民都应平等、普遍享有的公共服务，是诸多公共服务中具有保障性质和公平色彩的服务类型，其是以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为主要目的、以均等化为主要特征、以公共资源为主要支撑的公共服务。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是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结合其概念、性质、特点及内容不难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程度。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也日渐丰富和多元化，涉足范围（区域）也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迅速发展普及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正以各种方式推动着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不断发展［1－2］。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及人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体育事业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成绩显著［3－4］。

“体育事业”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体系比较丰富，如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等方面，而竞技体育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体现出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因此，本文涉及的“体育事业”这一概念，其主要内容范畴界定为社会体育方面。另外，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所包括的内容也较多，如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福利、科学技术、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与体育事业是一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体育事业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程度如何？反之，基本公共服务对其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效应？均是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如何科学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深化体育事业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体育事业之间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的构建

政府机构及相关学者已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定性指标进行了界定。温家宝指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5，6］。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列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由政府财政提供的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服务［7］。总结上述相关机构和学者的各自观点，借鉴孙璐等［8］、刘波等［9］及周素萍［9］等学者的研究观点，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定义、内涵及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考虑数据指标的可获取性，本文确立了包括7个维度28项具体测度指标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评价体系。

根据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表1），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 11.5对基本公共服务的28个评价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KMO值为0.839，Bartlett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是0.000（＜0.05），说明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公因子，经处理28项指标归结为4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96.121%（＞90%），即4个公因子可以反映原指标体系96.121%的信息量，表明提取的4个公因子是合理的（表2）。同时，为更好地解释公共因子，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方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出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所示。

表1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表2 各公因子特征值、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

表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由表 3可知，第 1个公因子在 X4、X5、X6、X7、X8、X9、X11、X12、X14、X16、X17、X18、X23、X26、X27和 X2816个指标变量上的载荷值较大，涵盖了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福利、科学技术、公共文化、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7个方面的信息，将其命名为“民生保障因子”；第2个公因子在X2、X3、X10、X13、X15、X19、X20、X22及 X249个指标变量上的载荷值较高，包含了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科学技术、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5个方面的信息，其中反映公共文化的测评指标因子载荷最高，将其命名为“公共文化因子”；第3个公因子在X21与X25上的载荷值较大，包括了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两方面的信息，尤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量更充分，将其命名为“环境保护因子”；第4个公因子仅在X1上的载荷值较高，反映了公共卫生服务状况，将其命名为“公共卫生因子”［10］。

依据公因子提取结果及公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并以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进行加权平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11.5计算得出1995—2008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10］，结果参见表4。根据目前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观点，对某项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力度反映了其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是评判该事业发展现状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同时考虑到数据指标的可获取性、系统性及连续性，本文选取“全国体育事业经费投入”作为国内体育事业发展状况的测评指标（表4）。

表4 1995—2008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与体育事业经费投入状况

2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与体育事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2.1 时间序列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和体育事业经费投入额等时间序列数据一般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采用OLS回归分析就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因此根据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的要求，以1995年为基期，利用平减指数方法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与体育事业经费投入额的真实数据，并对数据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同时又不会改变原有序列的协整关系［11］。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借助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5.0，对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LnGGFW）和体育事业经费投入额（LnTYSY）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参见表5。从表5得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与体育事业经费投入额的对数化原始序列均是非平稳的，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经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体育事业经费投入额经二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

表5 时间序列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2.2 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目前关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体育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否能够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乃至进一步缩小区域间体育事业发展的差距，而体育事业发展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促进作用有多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因此，基于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两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佐证彼此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对于原假设“基本公共服务不是体育事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当依次滞后1、2、3、4期时，拒绝其可能犯错误的概率均大于0.05，表明接受原假设，因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原因。当滞后2、4期时，对于原假设“体育事业发展不是基本公共服务的Granger原因”，拒绝其可能犯错误的概率均小于0.05，说明拒绝原假设，即在5%的置信区间下可认为体育事业发展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原因，表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体育事业发展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上，一方面大型体育赛事的成功申办和举行（如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全运会等），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环保等）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使得国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科技成果与竞技体育挂钩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如兴奋剂检测、高科技运动装备、先进的转播传媒手段等，这不仅促使了新兴科技成果的有效利用，而且充分体现出竞技体育事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扩散效应；第三方面群众体育事业的日益繁荣，对提高全体公民的综合素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均有着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方面，发展群众体育事业可强健国民体格，增强身体抵抗能力，缓解心理压力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公共卫生支出负担，丰富了公共文化活动内容，从而有利于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公共文化等事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2.3 长期均衡关系检验

表6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以体育事业发展（Ln-TYSY）为因变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LnGGFW）作为自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出两者的回归方程模型，而该方程的D.W.统计值仅为1.046，说明误差项存在一定程度的正自相关。为消除误差序列的自相关性，本文建立了ADL（p，q）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p和q分别表示LnTYSY与LnGGFW的滞后阶数，选择方法根据“从繁到简”的建模原则。在建模过程中，首先确定p、q的最大滞后阶数均为4，经反复验证得到如下“最优模型”。

式（1）中上括号中的数值是T统计值，下括号中的数值为P统计量。经多次拟合与修正的回归方程模型（1）具有较好的整体效果，解释系数R2（0.984）接近于1，各项指标变量均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D.W.统计值（1.457）较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已有所增大，且符合建模要求［12］。同时，为确定该ADL模型是否需要进一步修正，还需检验其扰动项的序列相关性。设ecm为回归方程模型残差，则有ecm＝Ln-TYSYt－0.512LnTYSYt－1－0.514 LnGGFWt，对模型残差 ecm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残差是否平稳，结果参见表7。

由表7可知，回归模型残差ecm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残差ecm属平稳序列，说明ADL模型不再需要进一步修正，即是说LnTYSY与LnGGFW的长期协整关系成立。因此，该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可以反映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均衡关系。

2.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已建立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基础之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体育事业发展在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冲击后的反应形态及其响应程度，结果见表 8、图 1、图 2、表 9。

表8 体育事业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VAR模型滞后期选择

图1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VAR模型特征根位置分布图

图2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脉冲响应

从模型滞后期选择结果（表8）看出，当滞后期为2时，所对应的AIC和SC存在最小值，最终预测误差（FPE）与HQ统计量都具有显著性意义，故VAR模型的滞后期确定为2，即建立滞后2期的VAR模型能消除随机误差中存在的自相关。由VAR（2）模型特征根的位置分布图（图1）可知，VAR（2）模型的特征根均小于1，都位于单位圆曲线以内，因此VAR（2）模型是比较稳定的。

由图2和表9可知，在第1～5期之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冲击对体育事业发展表现出正向影响，但脉冲响应值持续降低，从第1期的0.0428降至第5期的0.0102；在第6～10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冲击对体育事业发展也表现为正向作用，脉冲响应值呈平稳演变态势，且略有上升迹象。根据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在第1～3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冲击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值逐渐上升，方差分解值从第1期的15.798%增至第3期的22.654%，第4～10期贡献值表现出稳定发展趋势，贡献值始终保持在21%～24%之间。整体上讲，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冲击效应比较明显，且两者之间保持着较为相似的演化趋势，因此国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表9 体育事业发展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脉冲响应值及方差分解

综上所述，从长期均衡关系检验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均可得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于体育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带动了公共投资，政府的转移支付激发了人们的消费动机，完善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促使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参与体育消费，从而提升国内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第二，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公共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有利于科学技术水平向更高层次迈进，进而实现我国“科技兴体”的宏伟目标；第三，公平的财富分配有助于创造更为和谐的社会环境，缩小国内城乡、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使更多的人群参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活动，在制度层面上促进我国体育事业更好的发展［13］。

3 结论

1）通过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的构建得出，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28项具体测度指标。对该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基本公共服务的4个公因子：民生保障因子、公共文化因子、环境保护因子与公共卫生因子。

2）由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与体育事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1995—2008年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与体育事业经费投入额的对数化原始序列均是非平稳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体育事业发展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反映了体育事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均衡关系（弹性关系）。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冲击效应比较明显，两者间保持着较为相近的演化趋势，因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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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Sports Development

CHEN Po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This paper selected 28 indicators from seven aspacts i.e.public health，basic education，social welfare，science and technology，public cultur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frastructure，and constructed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dex from 1995 to 2008 b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s.Using the sports development funds as measure index，through the econometric approach，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sports development.The results show that：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sports development only exists one way causal relationship，between sports development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exists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 impact to sports development is obvious，so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 contribution for sports development can not be ignored.

basic public services；sports development；factor analysis；dynamic quantitative analysis

G80－053

A

1004－0560（2013）02－0019－05

2012-11-12；

2012-12-10

重庆市重点教改项目：三段式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模式创新与实证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基金项目资助（12XWQ18）。

陈 颇（1982－），男，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经济学、统计学。

责任编辑：刘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