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讲话中指出：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这样的思想在十八大召开期间也已作出清晰表达。实际上，“不走僵化守旧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宣言，已经高度聚焦了社会关注，甚至是世界关注。既然道路问题如此重要，那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科学回答民众容易疑惑的相关问题。

为什么说道路问题至关重要

道路问题是个政治问题，道路奠基于政治制度，反映着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道路问题是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主要不是因为西方乃至世界的话语系统中多谈制度，少言道路，而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属于没有争议的不言而喻的问题。换句话说，二战结束后，苏联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一度给人以社会主义改变世界之感，这个阶段西方也进行过制度与道路的热烈讨论，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不再为制度所虑，又因为“意识形态终结”与“文明冲突”的理论产生出来，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国博弈的支点，凡此种种决定了政治制度下的道路选择淡出其主流话语系统。中国则不同，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虽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但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变，社会运行方式没有变，因此，过去强调道路问题，今天依然继续强调，甚至因外部压力而更加强调。可以说，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一是，西方世界所讲的政治与我们理解的政治存在差异。西方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利益主体因维护自身利益所进行的特定行为及其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既然是维护各自的利益，那么也就没有谁高尚谁低俗的问题。事实上，西方人对政治的认识是偏负面的，为什么他们把政治人物称作政客？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奠基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既然是阶级斗争，那么就存在高下之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是伟大的事业，走的必然是科学道路。

二是，西方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在作用发挥上差异很大。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不需要政党，其在很长时间里确实没有政党，只是后来大陆会议上因分权与集权之争而形成两派，后逐渐演化为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即使今天，你也很难看到西方的政党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在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西方政党轮替和总统竞选，其候选人在竞选辩论之时都不谈政治制度，甚至不讲政治，只谈民生问题，必要时讲一些国际关系，甚至我们也不太在意其总统从属于哪个政党，更关注其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关注对中国亲疏，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中国社会所有民众，不管你是否关心政治，都不会忽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原因也在于此。简单地说，西方可以关注政党和竞选，但不会与制度和道路相联系，在中国关心共产党就必然关注制度基础上的道路。

三是，由改革开放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特征决定的。今天的人们较前更愿意思考一些过去视作自然而然的事，或思考一些过去认为与自己无关的事、属于领导人、政治家、理论家思考的事，包括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诸如此类的政治命题。学会思考是社会的进步，但怎样才能保证不因思考偏颇而步入误区，便成为大问题。从文化传统、人文素养上讲，社会大众距离独立思考还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封建统治者从来都不让人民独立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但由于历史局限，甚至是错误，造成了没有很好地培养人民群众独立思考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顺应开放社会多元存在的社会特点、时代特点，努力培养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执政党也要承担启蒙的责任，作好必要的引导和灌注，直到整个社会步入更加成熟理性的阶段。这就是目前舆论上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四是，由当前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决定的。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演变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质没有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连任就职演说中再次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就充分说明此问题。当然，冷战结束的确导致世界政治生态巨大变化，过去由政治制度差异形成的对抗弱化，因此西方社会打出了核心价值观外交，同时宣扬文明冲突理论，将意识形态隐藏于文化和价值观，给我们的挑战和压力甚至大于冷战时期。为什么当年美国在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时，更强调的是文化产品向中国输出，甚至焦点之一是好莱坞电影大片，原因就在于他们试图以文化和价值观改变中国。简单地说，制度与道路对抗时，阵营清晰，力量易凝聚，也就是拥有张扬制度与道路的土壤和环境氛围，而今已经没有这样的环境条件，因此我们更应强化道路自信，避免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所改变。

五是，西方与我们的精神力量之源存在差异决定的。这一点对现实的关照度最强最深刻。西方国家通过宪法规定了国家政体，其政党之间存在执政理念的差异，而非政治制度区别，也就是说西方的两党或多党都忠于宪法，因此忠于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其精神调节力还借助宗教信仰和职业精神。在中国虽然不存在政党轮替，更不存在制度更易，仍然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甚至重大政治活动时强调“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都要谈旗帜、道路、理论和制度，就是避免道路走偏甚至更易的可能。与此同时，我们社会精神力量之源仍在政治领域，没有了道路上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传统优势，我们的社会也就缺少了主流和主导价值。

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答我們为什么必须走这条路，有必要看一下西方走的什么道路，如何评价他们的道路，当然答案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腐朽的，资本主义道路必将走向没落。“三权分立”和市场调节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建立于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相对于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因而属于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西方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并且也是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否则西方也就不会把马克思尊为最伟大的思想家，并且出台一个个反垄断法去遏制资本的逐利。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到这里我们再看中国为什么必须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显得有意义得多。其实，我们的道路也是多因素决定的。

一是半个世纪发展成就及其经验教训决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个国家的道路选择正确与否，根本的还是看发展成就。201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量超过美国，位居第一，这是自1897年以来由美国占据的位置，我们生产了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而美国是19.4%；2012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美国，全球第一，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为3.82万亿美元，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87万亿美元。这样的成绩是怎么获得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取得的，中国搞过洋务运动，试图全盘照抄西方模式，结果失败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学习过“老大哥”的经验，全盘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仍然没有走通，最后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二是特有文化传统造就的民族人文性格决定的。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进而产生适应文化性格的制度及其前进道路。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中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且难以改变，这便决定了无法套用他人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制度。中国与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文化及其民族性格不容易改變，因而也便不能走完全相同的道路，坚持复制必将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

三是现有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决定的。小农经济和大工业生产对社会体制制度和管理方式的要求差异很大。西方工业革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的工业发展刚进佳境；西方人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但同时也知道自己责任是什么，中国人刚知道了自己的权利，但担当精神尚未得到张扬；西方基础建设早已完成，要不要增加点什么并不太重要，中国基础建设处于进行中。这也决定着走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必要。

四是既成的政权模式和社会结构决定的。西方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建构起小政府大社会，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理念下，建立起党和政府主导的社会运行方式。有数据表明，每一万人中拥有公共组织数量是，法国110个，日本97个，美国54个，中国3.37个。仅从实践来看，如果当下中国也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结果肯定做不好，因为中国的人文素养并不支持西方的政权模式。

五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执政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由于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与政权紧密相联，甚至是同一体，因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改旗易帜。毕竟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最大最高的利益。

如何看待前进道路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任何理性与公允者都不会怀疑，人们所以还有疑惑，主要是因为中国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国际环境却没有改善，相反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矛盾。同时，人民群众在享有了越来越丰裕的物质生活后，也面临着矛盾增多和压力加大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有辩证的思维和积极的心态。矛盾虽多，都不过是成长的烦恼。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矛盾和摩擦增多有其必然性。政治制度差异必导致道不同不与谋，这是前提。纵观人类发展史，每一大国的崛起，都带来国家间的碰撞，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剧烈冲撞。中国秉承了“和谐世界”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仍然无法回避，比如世界的适应和接纳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美国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直接间接打压中国是必然的；过去跟随西方国家制订的规则跳舞，今天已经开始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有人甚至认为离开中国参与制订的任何世界规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对于白人优越论、文化中心论的西方国家来讲，确非短期内能够适应下来。周边关系也是这样，看似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早已存在，只是弱小情况下无力维护权益而暂时被掩盖而已，今天开始产生出保卫权益的实力，矛盾自然显露出来，冲突自然增多。

此外，国民心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都影响着国际关系。这些有制度基础上的道路问题，但很多与道路没有关系，只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文化和行为方式差异导致的烦恼。

从国内的社会发展情况看，社会矛盾增多也合乎规律。社会转型必然产生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精神和价值系统部分失效，新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精神和价值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同时大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却没有同步提高，结果只保有批评的权力而不承担改善的责任，人人都成了裁判员而没有当好运动员。人们已经由感恩心理转变为纳税人的心态，即党和政府做好了理所应当，做不好就要受到批评。“都是你的错”将成为常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拥有道路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这条道路，因为放弃的结果必将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力量的丧失，对中国的灾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可选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已成坦途，也不意味着制度建设已经完备，实际上我们尚处于探索和完善期，因此需要每一个人的期待、宽容和积极参与。足以相信，民众的参与度支持度越高，成效越大，每个人的获益也越大。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沈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