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云，皮 蕾，陶丽娜

（1.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武汉 430074；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突破基础设施滞后和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瓶颈”效应而兴建了很多大型公共工程，诸如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等，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非自愿移民。和中国社会的渐进性变迁不同，非自愿移民的社会变迁本质上是由政府的行政力量主导的，他们生产生活环境的变化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强制，这种强制性社会变迁给这些群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带有强制性，是国家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而刻意计划安排的结果；二是历经时间周期很短、强度较高，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三是非自愿移民大多属于弱势群体，很大一部分人经济收入低，生活比较贫困。

强制性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将破坏非自愿移民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运用这些资本的能力，使得移民陷入贫困的境地。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强制性社会变迁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非自愿移民能力变化的，我们的政策又应该如何做出适应性调整，来促进他们的能力发展？本文运用来自丹江口库区的非自愿移民调查数据，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索性的实证研究。

2 理论分析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和心理学的能力定义以及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概念不同，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价值观念等内生性因素出发来研究非自愿移民的能力发展。

非自愿移民的贫困不是原生性的，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冲击和介入，即政府主导和完成的资源重新分配，强行使非自愿移民离开原有的熟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其物质资产受损、就业能力受损、应付风险能力受损以及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受损，极易陷入贫困之中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贫困，必须有政府和社会的外部性社会支持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杨云彦等，2008）。本项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围绕以下四个假说展开：

假说1：强制性社会变迁与非自愿移民人力资本失灵。非自愿移民搬迁后，有一个生存环境重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有的发展人力资本对新环境的适应缓冲，面对新的自然环境，移民原先所积累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可能已经变得不适用，对新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熟悉也需要一个过程。

假说2：强制性社会变迁与非自愿移民社会资本萎缩。非自愿移民在被动迁移过程中，其原有的社区结构和社会网络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尤其是对于外迁的移民来说，在陌生的环境中常常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迈克尔·M·塞尼，1999）。他们在搬迁后原来积累和使用的低质与无差异的社会资本又进一步发生损失，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会把自己局限在共同移民的小群体里，这种社会资本会对其新就业岗位的获得和收入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妨碍移民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融合。

假说3：强制性社会变迁与非自愿移民依赖心理的形成。由于非自愿移民迁移的强制性，其对目的地社会角色的认同度较低，主观能动性较差。部分移民的“特殊公民”意识比较浓厚，认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从而对国家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非自愿移民在搬迁过程中很多时候要面临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的破坏，尤其是对其中迁移到异地他乡的移民来说，在迁移过程中要付出巨大的物质、心理和社会成本。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各种因素的影响对移民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普遍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和精神焦虑感，抑郁心理表现突出。

假说4：态度既是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具有积极生活态度的个体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而具有消极生活态度的个体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效率要低得多。

非自愿移民在非自愿迁移过程中，虽然面临着人力资本失灵和社会资本萎缩的风险，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重塑他们的精神面貌，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新的生活。只要具有良好的心态，非自愿移民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环境，才能在新环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个人和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动态积累，进而促进自身能力的提高。图1阐述了强制性社会变迁与非自愿移民能力发展的关系。

图1 强制性社会变迁与非自愿移民能力发展分析框架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1 数量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资料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于2007年8月在丹江口库区搜集的。丹江口水库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地跨湖北、河南两省，涉及到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以及河南省淅川县等三个市县，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由于工程要求对丹江口水库加高，导致水库蓄水水位升高，将淹没库区周围大量的耕地和村庄，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我们的调查对象就是这些因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而确定要迁移但尚未搬迁的农户。我们在调查中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具体做法就是，首先根据移民规划的总体规模及其分布，确定三个县市将要抽样的乡镇，然后再根据各个乡镇待迁移民的分布确定要抽样的村庄，紧接着基于同样的理由确定要抽样的村民小组，最后对确定的村民小组内的全部农户进行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问卷法搜集资料。被调查对象的抽取和问卷的发放回收，均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的师生分成四组深入库区三县农村实施完成。经整理，共获得有效问卷3145份。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需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进行了筛选，最后样本数为2954份。

3.2 变量说明

3.2.1 因变量

和杨云彦等（2008）一样，我们用累积财富水平来代表能力这一变量。在问卷调查中直接询问移民家庭中所拥有的生产资产和非生产资产，将拥有某项资产的样本比例p转化成标准正态得分Z，由Z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权数W，然后与家庭中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的数量进行算术加权平均得到每一户经济地位得分。经济地位得分（y）代表能力这个被解释变量的综合衡量指标。

3.2.2 自变量

第一，人力资本。在调查中，我们设计的问题是受教育程度，而没有问教育年限。为了更好地分析教育对能力的影响，我们把不同的受教育水平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具体是这样操作的：文盲的受教育年限为0，扫盲班的受教育年限为1，小学受教育年限为5（虽然现在小学教育已经统一改为六年制，但是在农村也仅仅是这两年的事，而我们的调查对象在接受教育时小学还是五年制），初中受教育年限为8，高中和中专受教育年限为11年，大专受教育年限为14，本科受教育年限为15年。

第二，社会资本。考虑到本文并不是以社会资本研究对象，因而只分析了社会资本的规模，而没有把社会资本的结构、类型纳入研究的范畴。换言之，纳入本文分析的社会资本仅仅指的是受访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的规模。数据分析表明，受访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从0人到9人不等，平均规模为4.84。移民和非移民在这一变量上的均值差别微乎其微。这是一个连续性变量。

第三，态度变量。我们的问卷中对移民态度的问题比较多，为了便于比较，笔者进行了调整。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我们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有五个，分别是“比较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笔者把“比较满意、满意”统一归为满意的类别，而“一般、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则归为不满意的类别。然后对关于满意的十六个问题进行相加，得出态度得分。最后，依据态度的均值划分为高满意度和低满意度两个类型，再进行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在回归方程中态度是连续变量，而不是二元虚拟变量。

此外，我们还考虑了年龄、性别、人均耕地等表征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本次调查样本总数为2954，其中移民类型样本1528个，占比51.73%，，非移民类型样本1426个，占比48.27%。设置虚拟变量，令移民=1，非移民=0，计算可得样本总体均值为0.52，标准差0.5，符合进一步分析的要求。相关变量描述如表1。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4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移民和非移民对比分析

我们首先对移民群体和非移民群体分别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我们从表2中可以看到，我们重点关注的人力资本变量和态度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仅是显著的，而且也都是稳健的。另外，大多数变量的影响系数都是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和假说，只有性别变量的影响系数令人感到意外，具体的分析我们在下文里进行具体解释。表2给出了移民和非移民群体各自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4.1 人力资本变量

我们从表2中看到，无论是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教育对能力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无论是移民还是非移民能力方程中，教育在不同分位数回归系数总体而言均呈现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形状，这意味着教育对低能力群体和高能力群体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而在中等能力群体则影响较小。这里的发现是比较有意思的。首先，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低能力群体的教育的影响系数高于中等能力群体的，这个结果与马晓强等（2005）的结论一致。其次，在高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同样也高于中等能力群体的，这又和Buchinsky等（1994）的发现一致，他们使用国别数据对教育收益率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高收入群体有相对更高的教育收益率。

在移民方程里，除了在25%分位数回归中之外，教育的影响系数明显地低于非移民方程中的教育影响系数。这个差异不能从受教育年限本身得到解释，我们从表1中可以看到，移民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比非移民群体低，反而要高1.33个百分点。而且，移民和非移民都生活在同一个区域，面对是同一个移民市场，因而，要解释二者的差异必须另寻原因。笔者认为，非移民的教育边际能力远远高于移民的教育边际能力，主要原因在于配置效应的差别。已有研究表明，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非移民的贫困发生率（杨云彦等，2008）。移民在迁移过程中伴随着贫困发生率的提高，他们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在下降。因而，即使获得了有利的外部信息，也无法有效的加以利用。移民虽然意识到很多信息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真的利用这些信息，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把“他们带入到比现在还糟糕的地步……这是无法承受的风险”（米格代尔，1996）。我们的发现也说明人们对市场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以及“应付经济失衡的能力”对收入提高可能更重要。

4.2 社会资本变量

在表2的移民能力方程中，社会资本在任何一个百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都在0.1水平上显著，但是影响系数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呈现下降的趋势。25%分位数回归的系数最大，达到21.5%；50%分位数、75%分位数和90%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0.5%、9%、9.5%。这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社会资本对低能力群体的积极影响要大于高能力的群体。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对于移民的能力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越大，则其能力可能就更强。如果我们把非自愿移民群体和进城移民工群体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同属于移民群体，他们在农村老家的社会支持网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结构上都是相似的。李树茁等（2007）发现移民工无论是初次进入城市寻找工作还是今后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原有的社会支持网都一直在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本文的发现则表明，对于非自愿迁移的非自愿移民来说，社会资本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但这个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外迁的非自愿移民，因为我们的样本中的非自愿移民基本上都属于就地后靠和投亲靠友两种类型，他们和迁移目的地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资本虽然受到影响，但是并没有完全断裂。在迁移行为发生后，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网络来调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嵌入性资源，为自己摆脱非自愿迁移的不利影响、恢复正常生活提供了条件。这和黄瑞芹（2008）的发现是一致的。

社会资本在非移民能力方程中仅仅在25%分位数上的回归里的系数是显著的，在其他分位数的回归中虽然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在非移民群体中，社会资本仅仅对低能力群体具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社会资本在低能力群体中的作用比高能力群体重要，不如说低能力群体在其他资本上的匮乏。正是物质资本和其他类型人力资本的极端低下，所以低能力群体才更加依靠其微弱的社会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以凭借，无法通过市场的正常交换来积累自己的能力。

4.3 态度变量

无论是在移民还是非移民的能力方程中，无论是低分位数回归还是高分位数回归中，影响系数都显著的为正。这说明态度对于个体能力发展的积极影响是无条件的，影响方向并没有因为群体之间特征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变化。态度越高，对个体的能力积累的影响越大。另外，我们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在50%以下的分位数回归方程里，移民能力方程中态度的影响系数要大于非移民的，而在50%以上的分位数回归中，移民能力方程中的影响系数要小于非移民的。这意味着对移民来说，态度对中低能力群体的影响要大于中高能力群体的影响。因而，如何提高移民的满意度尤其是贫困群体的满意度，对于解决移民贫困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模型分析结果还得到了另外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虽然性别变量在所有回归中均不显著，但影响系数几乎全是负数，这意味着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能力更弱。这和我们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有能力的普遍看法是相反的，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家庭受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农村家庭一般还是保持着传统的分工模式，即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分工角色决定了男性对外界的变化更敏感。在移民能力方程中，耕地变量仅仅在50%和75%两个分位数回归中显著，而在非移民能力方程中人均耕地的系数仅仅在25%和50%两个分位数回归中显著。我们从表2中发现，所有的回归中耕地变量的系数都为负，这说明无论是移民还是非移民，农业生产都不是促进他们能力积累的主要因素，进而说明非农就业对于移民的能力积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移民能力方程中，和其他文献的发现一样，人力资本对于移民的能力呈显著的正的影响，但是在不同分位数回归中影响其系数呈现向上开口的抛物线形状。社会资本变量在各个分位数回归中均显著，但是影响系数随着分位数的增大而下降，说明社会资本对低能力群体的意义更为重要。而年龄变量对低收入群体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中高能力群体影响比较明显。

本文的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那就是在非自愿移民后期扶持方面应该从简单的物质给予视角向能力建设的方向转变，创造能够提高移民人力资本转化、积累和回报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从长期来看，这将是缓解移民贫困，缩小移民与非移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首先，增大学习、培训、信息交流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移民人力资本建设的支撑与保障体系。主动的信息与技能交流、积极参与各种针对性强的培训与学习等都有助于移民提高综合素质，提升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进而提高财富积累水平。这需要政府部门下大力气整合资源引导建立相对稳定的培训基地与长期的适应市场需要的培训项目，加快信息网络交流平台建设等等。这类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容易通过迁移而得以极大改善，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原住地社会资源重新配置造成的损失。其次，政府部门尽快在移民搬迁后帮助其重构社会支持网络。工程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其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们个体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伴随着搬迁已经萎缩甚至完全断裂，政府在移民搬迁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正规的社会支持体系（如金融支持等）为移民提供经济生产支持，同时，帮助移民建立新的非正规社会支持网。最后，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应注意对移民的心理干预。由于工程移民的高指靠性，他们对未来社会角色的认同度较低，主观能动性较差，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烈，移民抱着观望、等待和依赖心理（风笑天，2006）。因此移民这种消极心态对其社会角色转换以及能力的延续和再造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必须通过一定心理干预措施予以引导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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