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琦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在华北的一个角落里，现在仍散落着赛社的点点滴滴，然而在一些地方文化人士、相关学者的努力下，不仅再现了古代赛社的原形，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范本，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得以继续。《上党赛社》（湖南地图出版社2011年版）的出版成为这方面的代表。

主编杜同海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赛社，身体立行，多次组织复古大赛，邀请山西大学、中国戏剧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长治学院等相关人士关注上党赛社，并且具体负责了2006年山西乐户与赛社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现场表演，将上党赛社展现于全国学者面前，呈现了赛社精华，展现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我虽与杜先生只有一面之交，但是从言谈举止可以看出，杜先生是一个热心人，是一个立有大志并不断进取的人。二十年来，他冲破种种限制，突破重重阻碍，终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主编出版了《上党赛社》，可以说这是他集毕生精力之成果，也可以说是他在人生奋斗过程中的集大成者。

《上党赛社》分上下册，全书共100万字，从内容上看主要属于资料集，记载了以潞城贾村为代表的上党赛社的发展历程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上册主要以图片的形式记录了以贾村为中心的上党赛社的庙宇分布、赛社活动，尤其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2006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下册主要记录了八大社（现为十村）中仍保存至今的碑刻、传统演剧内容以及赛社民间抄本，为我们展示了上党赛社的全景，在保护民间文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上党赛社研究的意义

《上党赛社》一书，整体特色表现出通俗性和资料性的特点，因此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引起了地方政府与学者的高度重视，对此予以更多的关注。

其一，学术意义

“自下而上”研究历史是当代史学的重要取向，它要求学者更多地关注民间社会，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注民众行为内在的思想。民间赛社正是这样一种要求与反映。赛社活动与民生密切相关，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又集中体现了民众生活。同时又因其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其中许多内容已深深渗透了传统文化。

赛社的源头是原始先民的春祈秋报，是一种原始的信仰体现，表达着民众对神秘自然的调和心态与企盼心理，在对自然仍充满着无限畏惧之时，亦对生活充满希望。关于其历史演变过程与具体的表演形式，李天生、杨孟衡、王学锋等人都有许多成果①参见李天生：《赛社祭礼与乐户伎乐》，《民俗曲艺》第115期；王福才：《河北傩戏“捉黄鬼”源于山西上党赛社考》，《山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7期；周华斌：《祭礼与戏剧：上党祭赛的文化启示》；杨孟衡：《民间社赛〈乐星图〉解：上党古赛乐艺建构考析》，《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上党古赛礼乐志》，三晋文化研究论丛（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学锋：《贾村赛社及期戏剧活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戏剧研究院2007年。，将其梳理得比较清晰，为我们提供了赛社过程的大体轮廓。使得“上党地区俨然成为透视中国宋元以来戏曲艺术的生态区域”。[1]

但是赛社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揭示民众在赛社过程中的集体心态、了解赛社文化传承的内因、了解赛社活动在当代的群众基础可能更应引起学者的关注。在赛社仪式的发展过程中，民众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异，由崇神转向娱神，再由娱神转向娱人。因此有人称为这是民众的集体狂欢②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是民众心灵的放纵与情感的宣泄③段建宏：《戏台与社会：明清山西戏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事实上，更深刻的原因远不止此，进一步研究还要靠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更多学科的参与。

其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因此加大力度开展各项工作。潞城市民间社火得此契机，成为山西省首批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民间艺术。杜同海先生由于多年来的努力，因此亦成为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些荣誉的获得，使得上党赛社在全国的影响日渐广泛，政府在这方面也更加关注，不仅加大了经费支持，而且逐渐形成了产业开发。

目前，贾村正在打造“上党赛社第一村”旅游产业开发。其目的就是要借文化传承之机，发展当地社会经济，为村民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打造文化产业，必须形成核心文化，核心文化的关键就是要有代表性文化，民间社火在代表潞城区域文化方面不仅具有长远的历史，而且有独特的内涵，因此对地方政府打造文化业具有凝聚力之效。《上党赛社》凝聚了赛社的历史积淀，提升了赛社的影响力，当之无愧地可以作为潞城区域文化的代表。

但是进一步研究仍然是今后继续努力之事，如何将赛社文化与其它文化有机地结合，如何利用此一品牌串联更多的文化，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仍要投入更大的精力与经费，对区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仍是任重而道远。

二、民间文献与学术研究

社会史的功劳，不仅在于它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带来了新的方法，而且在于拓展了史料来源，将各种民间文献纳入研究轨道，重视民间文献对典籍文献的补充之功，重视民间文献在研究民间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图片、信件展示了上党赛社艰难的传承历程。文化不仅要创造，而且要传承，只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才可以传承久远，也只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才可以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在上党赛社的传承过程中，许多人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才得以看到今天的成果。《上党赛社》承载着文化的生命力，永远地记住了这些人物，并且将继续传承下去。

其次，碑刻、题记为研究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近年来，碑刻受到学者的青睐，以至于有人说学者的研究方式就是“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就是因为每一种地域文化、民众心态很难在正史中看到，而碑刻与地域社会密不可分的关联使得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地域性资料，成为诠释地域文化的主要来源。村落的变迁、庙宇的修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都保存在碑刻之中。了解这些因素，探讨这些力量之间的角力[2]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上党赛社》保存了以贾村为中心的八大社十村庙宇碑刻58通，从这些碑文中可以了解各社之间的关系、赛社与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戏台上的各种题记也使我们对地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呈现了地方戏曲的发展演变、赛社与戏曲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

再次，民间抄本展现了赛社的民俗性。《上党赛社》收录了大量民间抄本，以图片的形式保留下来，为学者以及后人提供了研究的原始资料。透过这些资料，可以更全面了解上党赛社的民俗性，体会赛社与民众生活的不可分割之情。民间抄本更多地使用民间语言，如本书《苗村赛底账》，其中记录的“盘则”、“伞则”、“麻糖”、“桃乞老”等，不懂方言者便不知为何物。民间抄本体现的是民间文化，在抄本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错别字、异体字，如，惊惺（应为惊醒）、岛岛（应为袅袅）、胯仙鹤（应为跨仙鹤）、咲（应为笑）等，这些一方面说明民众对文化的传承方式是以口耳相传为主，一方面记载了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演变。还有民间戏剧（如《土地堂》、《闹五更》）中浓厚的方言、带有色情的插科打诨，对研究上党文化不无裨益。

三、上党区域的核心文化：赛社

在社会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社会史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各大高校、各研究机构纷纷将视野投向所属区域，不仅可以集众多资源，而且可以形成团队力量，在学术界、文化界打造品牌优势。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都必须有核心文化，其模式就是以核心文化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在山西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晋北的云岗文化、晋中的晋商文化、晋南的关公文化等，晋东南自然有其核心文化，赛社非其莫属。

赛社包括的内容很广，有民间社会的信仰、古建、语言、艺术，还有与此相关的基层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可研究的空间非常大，相关的内容都可以融合进来。因此以赛社为中心，大部分范畴都可以尽纳其中，赛社作为上党区域的核心文化当之无愧。

《上党赛社》虽然只是一个资料汇编，但其象征意义远不止此，它表明以上党赛社为核心的区域文化品牌已正式形成，对此前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又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契机。它必将引导、带领着更多的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地方院校、地方研究机构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即将开始。在贾村赛社中，碧霞元君庙是其中心，那么碧霞元君与玉皇庙、与玉皇庙所代表的道家神灵信仰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神灵体系之间的关系为学者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缺口[3]。例如，在贾村赛社中，蝗皇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民间信仰，蝗皇信仰的形成、祭祀以及分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村际关系等都使得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区域社会史的探讨必将更加赋有现实意义。

那么，民间信仰、民众活动如何体现国家的意志？如何在国家的限制内进行活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必将深深地触动区域社会史研究，进而为推进历史研究理论做一点基础性工作，普遍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区域研究基础之上。随着以贾村为中心的上党赛社研究的扩大与深入，民间信仰体系的特征、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也许会在其中得到新的解释。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展开，长治学院以卫崇文（本书的副主编之一）为中心的上党文化研究学术团队正借学校整合力量、服务地方之机，加大了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与开发，目前他们将在“明清山西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党民间赛社文化研究”（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资助项目）、“上党民间信仰中的历史记忆与民众意识”（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旅游发展对南太行山农村城镇化的驱动研究”（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自选项目）等课题的带动下，对上党区域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必将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屹立于太行之巅。

［1］王馗.山西上党赛社演出中的行业变迁与演剧形态.戏曲研究（第82辑）.117-118.

［2］易素梅.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学术研究.2011,（4）:130.

［3］朱文广.由贾村赛社《排神簿》、《祭文簿》看道教、民间信仰的特点.宗教学研究.2011,（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