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东，周怡君

（1.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东南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抓住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成为二战后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1]。但是，繁荣背后也存在巨大的隐忧：一是经济增长仍然依赖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资源的高消耗，粗放型特点明显，随着高成本时代的到来，低价工业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二是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大量关键设备依赖进口，一些产业产品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利润分配受控于人[2]。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抓手。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索洛找到了一种能够近似地判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即索洛余值法。80年代，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更是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研究推向了高潮。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在于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对长三角科技创新的研究颇多。吴福象、刘志彪（2008）发现，各种优质要素集聚，产生了要素集聚的外部经济性，提高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研发和创新效率，驱动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3]。魏守华、姜宁、吴桂生（2009）从产业维度、区域维度研究了内生创新努力和本土技术溢出对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