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

一

华夏民族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特色鲜明。

尚处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先民就曾经在陶器上描绘简单的纹饰，这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李泽厚《美学三书》）。殷商时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开始具有艺术形象的构思，楚地出土的帛书和秦简展示了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追求。这些都为后世书画艺术的发展积累了创作经验。

经过秦汉时期文化艺术的累积和发展，魏晋之际，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和绘画实物作品出现、流传。当然，这与前期的累积是分不开的，如《后汉书》《西京杂记》等文献史料记载，汉代已经出现了专业的画工，如毛延寿等，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也记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积奇艺，天下之艺云集。”这其实已经开后世宫廷画院之先河，并且以国家之力，召集了大量的书画人才。而且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书画实是“异名而同体”（《历代名画记》）的密切关系，出现了书画艺术双流并济、交相辉映的特点。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书画人才可谓代不乏人，如顾恺之、王羲之、吴道子、米芾、苏轼、黄庭坚、赵孟頫、唐寅、文徵明、八大山人、郑燮等，不胜枚举。仅清代《历代画史汇传》一书著录的历代各类画家就有七千五百余人，其中有宫廷画师、书画士人，也有民间画师，他们创作了无数艺术精品，可惜在收藏、流传的时候，很多艺术珍品不幸遭兵火或者人为之害，最终被毁弃或者湮没无闻。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古代书画艺术的收藏和流传情况。纵观历代书画艺术的收藏、流传情况，不外乎两条主线，即宫廷收藏和私人收藏，而且这两条主线一直是交融互动的，即私人收藏流向宫廷，宫廷收藏在易代之后改换主人；宫廷收藏散落民间，为私人所有，而且私人收藏之间也是辗转流传。

二

先来看看宫廷收藏和流传的情况。宫廷内府因为有政治上的优势和雄厚的财力物力，他们不仅召集大批书画人才进行书画创作，而且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庋藏了大量书画艺术精品。如前文所言，自汉武帝时起，宫廷就有收藏书画之好，而且南朝宋、齐、梁、陈诸位君主，都有收藏书画的爱好。隋朝皇帝也是乐此不疲，“隋帝于东京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自古法书；西曰‘宝迹台，收自古名画”。（《历代名画记》）唐朝太宗皇帝，也喜欢把玩书画，还派人到民间广为收集书画艺术珍品。五代时出现了官方书画创作与研究机构—宫廷画院，宋时徽宗富绘画才能，为画院订立了一套完整制度，对两宋绘画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宫廷画院和宫廷画师的创作也为皇家收藏提供了大量的作品。

皇家爱收藏，使得很多私人手中的书画作品流入宫廷之中。如《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家族，世代为官，并且喜好收藏书画艺术，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自序》所言：“彦远家传法书名画，自高祖河东公收藏珍秘……金帛散施之外，悉购图书。古来名迹，存于箧笥。”张氏《历代名画记》中也曾说：“彦远家代好尚，高祖河东公、曾祖魏国公相继鸠集名迹……汧公博古多艺，穷精蓄奇，魏晋名踪，盈于箧笥。”张家从高祖开始，便广撒金银，收集书画，经过数代人的累积，珍藏了大批珍贵的书画珍品，如钟繇、张芝、卫夫人、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等名家的真迹多卷。但是好景不长，张家得罪了宦官魏弘简，魏氏欲构陷张氏家族，但是找不到把柄，于是在唐宪宗李纯面前吹风，说张家所藏书画珍品非常丰富，皇帝老儿也是贪得无厌，获悉之后，直接给张家写信索要这些艺术珍品。面对强权，张家人不敢不进献所藏的书画，于是“以钟、张、卫、索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顾、陆、张、郑、田、杨、董、展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以及《玄宗马射真图》等上交皇家，皇家内府也是毫不客气，照单全收，从此这些书画如同泥牛入海，“世不复见”，令人敢怒不敢言。

皇家的另外一个收藏路线是王朝更迭，新兴王朝接管前朝的书画，于书画而言只是改换了主人而已。如曹氏父子雅爱艺文，收集了不少书画作品，司马氏篡魏之后，诸多藏品顺理成章地归司马氏所有，“魏晋之代，固多藏蓄”（《历代名画记》）。李唐代隋之后，隋朝统治者遗留下来的书画作品则悉归唐朝君主所有，“圣唐武德五年，克平僣逆，擒二伪主，两都秘藏之迹、维杨扈从之珍，归我国家焉”。（《历代名画记》）赵宋王朝代兴，也是将五代诸国内府遗留下来的书画据为己有，蒙元代宋、朱明易元、清朝易明，莫不如此。

然而，因为政治的兴废和王朝的更迭，宫廷收藏的书画作品总免不了跟着受池鱼之灾。仅据《历代名画记》所载，从汉代至唐朝，书画藏品就有十次大的浩劫，即汉代数朝书画积累在董卓逼汉献帝西迁时被毁弃，“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魏晋百年的内府书画收藏在胡人入洛时遭到焚烧，“胡寇入洛，一时焚烧”；西晋覆灭后前赵昭文帝刘曜驻镇长安，不惜书画，很多珍品因此遭毁弃，“晋遭刘曜，多所毁散”；南朝侯景之乱的焚毁，“侯景之乱，太子纲数梦秦皇更欲焚天下书。既而内府图画数百函，果为景所焚也”；南朝梁元帝投降时焚烧的书画，“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隋炀帝巡幸扬州时将内府大部分法书名画带在随行的船上以便随时赏玩，“中道船覆，太半沦弃”；李世民灭窦建德与王世充后命宋遵贵将两家所藏书画用船运往长安，“以船沂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砥柱，忽遭漂没，所存十亡一二”；唐玄宗时期岐王李范得到大批他人盗自内府的书画，但害怕获罪竟全部焚烧，“后惧乃焚之”；玄宗时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不仅使唐王朝由盛转衰，而且内府收藏的书画珍宝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禄山之乱，耗散颇多”；肃宗李亨即位回到长安后，又因“不惜名迹”，把内府残留下来的书画藏品赏赐给贵戚，进一步使内府藏品外流、失散。“肃宗不甚保持，颁之贵戚。贵戚不好，鬻于不肖之手。”

这些政治军事斗争，让中国古代的书画珍品大量毁弃失传，着实让人扼腕叹息。

三

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皇家收藏书画的引领示范，正如俗话所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僚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也开始流行收藏书画，甚至成为一种风尚。宋元以降，私人收藏书画的风气尤盛，如米芾、李清照夫妇、贾似道、赵孟頫、王世贞、高士奇、和珅等，数不胜数。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角楼街巷“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而相国寺内交易的也“皆国朝名公笔迹”，可见当时书画收藏和买卖在民间已经非常盛行了，而且书画很早就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无疑也加速了书画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从民间书画收藏的来源来看，应该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从宫廷流向私人手中，另一个则是私人之间的书画藏品相互流通。

先看宫廷流向私人这一方向。前文我们谈到唐肃宗把书画作品赏赐给皇亲贵戚，这些贵族阶层如果家族败亡，其收藏的书画作品则很可能流向民间，当然也不排除重新流回宫廷这一情况。另外一种则是看守宫廷书画的官员监守自盗，如武则天当政期间，宠幸张易之等，张易之奏请修整内府书画，在这个过程中，张易之偷梁换柱，把摹写复制的仿作进行装裱，换掉真品。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张谏之等起兵迎太子夺权，杀掉张易之等，张易之偷盗出来的书画则归少保薛稷所有，薛死后这批珍品又流入岐王李范手中，可谓辗转流传。南宋奸相贾似道也是如此，在宣和、绍兴年间将内府所藏珍品暗中据为己有，贾似道仕途败落以后，这些书画才被重新收归内府。

书画在私人之间的交流，正常情况应该是通过买卖交易进行，当然也不排除官吏权贵们向弱势群体巧取豪夺获取他人藏品。如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她与赵明诚情投意合，夫妻二人喜好收藏金石书画，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所言：“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李赵夫妻二人喜好收藏书画，主要是在前文提及的相国寺等市场购买。因为出身寒族，财力不支，二人竟然经常靠典当衣物换得银钱，然后再去购买书画，因为钱财不够，面对徐熙《牡丹图》，只能叹惋惆怅。而赵明诚死后，李清照大病一场，后又被“匪人”张汝舟骗娶。这个张汝舟是一个有严重道德缺陷的小人，他不仅向朝廷行骗，骗得一官半职，而且对李清照的骗婚则“是出于觊觎她的珍贵收藏”（陈祖美《李清照评传》），真是无耻之极。

明代奸相严嵩也喜欢收藏书画，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对违抗其意志者，不惜大打出手，甚至痛下杀手。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严分宜（嵩）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古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徐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倍（鏊）胃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这个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记载的严嵩之子严世蕃贪图的是王忬家的《辋川真迹》，后不惜杀死了王忬。不管哪一个版本是真实的，这里至少给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当时民间私家收藏风气之盛，甚至有些官吏为了书画藏品胆敢徇私枉法。

综观古代书画收藏的线索，基本上是以皇家内府为主，以官员士大夫及民间的私人收藏为辅，这两条线交互进行，皇家收藏会流落到私人手中，民间收藏也会转入内府。中国的书画珍品在这种辗转收藏中或得保存，或被损毁，收藏者或得其乐，或受其害。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金瓶梅》中李瓶儿携带的一百颗西洋大珠，它几经辗转，流入梁中书之手，后又转入李瓶儿手中，瓶儿死后转入西门庆之手，西门庆死后留在吴月娘手中，最后又落入云离守囊中，如张竹坡批《金瓶梅》时所言：“今张昔李，俱是空花，不特色本虚无，而百万金珠变无非幻影也。”虽是说珍珠宝物，然而书画藏品何尝不是如此。要想求得“诗意的栖居”，超然物外或许是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