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钱小燕

董其昌是明代后期绘画艺术的一代宗师，是“松江画派”的领袖，是唐宋以来文人画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明代后期吴地鉴藏圈的中心人物，明代的鉴藏中心由苏州转移到华亭（今上海松江），是因为华亭出现了鉴藏巨眼董其昌。《明史》载他“集宋、元诸家之长，行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明清政局承平，经济发展超乎以往，赏鉴收藏之风兴盛，达官显宦、富商大儒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自己所喜的珍品。一些私人藏家几代相传，所聚至富。东南一带富甲一方的大藏家有华夏、文徵明、项元汴、王世贞、张丑、董其昌、钱谦益等人。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在列举了种种收藏赏鉴把玩之后，特别强调说“人之好骨董，好其可悦我目，适我流行之意也。充目之所好，意之所到，不先于骨董也，至骨董而好止矣”。

苏州地区在沈周、文徵明时代是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书画鉴藏中心，而随着沈、文两位巨眼的相继陨落，华亭人董其昌的崛起，鉴藏群体便聚拢到了华亭地区。董其昌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龙袖骄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后其“四源堂”中四幅名画多为河南袁可立子袁枢递藏），使其成为晚明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6幅。董其昌的收藏作品之巨足以令其成为翘楚。

任何一个鉴定巨眼的出现都与他所处的文化艺术环境息息相关，都离不开大量真迹的滋养，更离不开与其他鉴藏群体的切磋。明代书画收藏家不仅数量多，而且往来频繁，他们经常互相走动，聚在一起观赏品定书画。“是故论画，当以目见者为准”。①这是董其昌评画的标准，并在他的交游、鉴藏活动中身体力行。通过对文献和董其昌题跋的分析，可发现董其昌寓目绘画作品主要来自嘉兴、松江、苏州、京师等收藏圈。这几大收藏圈都有一些著名鉴藏家与董其昌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从他们那里，董其昌获得了观画鉴定的机会和大量的藏品。

一、与陈继儒的交往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董其昌和陈继儒亲如兄弟，两人“少而执手，长而随肩，函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岁，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②

董其昌曾为陈继儒筑来仲楼，二人常一起吟诗作画、寄情山水，他们共同评书论画，寻宝访友。例如：“丁酉三月十五日，余与仲醇在吴门韩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颜书自身告》，徐季海书《朱巨川告》，即海岳书史所载，皆是双璧。又赵千里《三生图》，周文矩《文会图》、李龙眠《白莲社图》，惟顾恺之作《右军家园景》，直酒肆壁上物耳。”③他俩还经常出没大藏家项又新家，鉴定观赏古代名画。如：“项又新家，赵千里四大帧，‘千里’二字金书。余与仲醇谛审之，乃颜秋月笔也。”④在鉴藏方面，董其昌很相信陈继儒的眼力，对一些重要的名迹，如果不能自己亲自寻访，就让陈继儒多作记录。董在《画禅室随笔·画源》记云：“余长安时，寄仲醇书云：所欲学者，荆关、董巨、李成。此五家画尤少真迹。南方宋画，不堪赏鉴。兄等为访之，作一铭心记。如宋人者，俟弟书成，与合一本。即不能收藏，聊以适意，不令海岳独行画史也。”

陈继儒的朋友大多也是董其昌的朋友，陈继儒的绘画美学观基本上和董其昌一致，所作山水画也相似。陈继儒《妮古录》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论述中有一致的地方，从《清河书画舫》引陈继儒的一段议论，也可看出陈继儒基本认同董其昌“南北宗论”的观点。陈继儒和董其昌一辈子是至交，董其昌60岁时，陈继儒为董其昌作文贺寿。董其昌的书画著录《容台集》是陈继儒作的序，而陈继儒的《白石樵真稿》是董其昌作的序。直到1636年董其昌去世的这年，他俩依然共同创作，相互切蹉。

二、与嘉兴项氏家族的交往

项元汴是明代卓越的鉴藏家，字子京，号墨林山人，又号香岩居士等，浙江嘉兴人。精于鉴赏，好收藏金石遗文、法书名画，筑“天籁阁”藏名家书画，所藏皆精妙绝伦、胜迹颇多……项元汴之后，其子孙在鉴藏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家族中还出现了像项穆这样卓越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而项圣谟，则是晚明清初画坛上重要的一员，另外这个家族成员如项元淇、项德新等在当时书画界都很有名。

董其昌少年时并不善书，但他在学书的关键时刻所见真迹主要来自项家。因为他与项元汴的长子项穆是同学，通过这样一层关系，他得以从大藏家项元汴那里接触到真迹。董其昌在其书论中强调:“余少时为小楷，刻画世所传《黄庭经》、《东方赞》。后见晋唐人真迹，乃知古人用笔之妙，殊非石本所能传。既折衷王子敬、顾恺之，自成一家。因观昔年书《月赋》，漫题。”⑤在项家接触的书画真迹，使其少走很多弯路。

项元汴与董其昌是忘年交，对此董其昌有如下记载:“予为诸生时，游橘李……公之长君德纯为夙学，以是日习于公，公每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肴，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⑥项元汴的收藏，⑦董其昌看到过一部分。项元汴去世的时候，董其昌只有35岁。所以董其昌与项家的交往，主要是和项元汴的子孙。其中比较重要，来往也比较频繁的是项元汴的长子项德纯(兰台)，项德纯的长孙项公定。项元汴的三子项德新，项元汴第五子项德达的儿子项圣谟。

董其昌数次题《鹊华秋色图卷》最能说明董其昌与项家几代人的交往。“万历十一年（1583），董其昌访嘉兴项元汴，得观赵子昂《鹊华秋色图卷》”，时隔将近20年后，董其昌再次见到该图，“万历三十年（1602），项晦伯以扁舟访董其昌，携《鹊华秋色》卷示董其昌。董其昌于十二月除夕题该卷。”⑧此图卷后有董其昌多次题跋，“以为文敏一生得意笔”，“兼右丞北苑二家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项晦伯即项元汴儿子项德明。还有一则文献，也能看到董其昌与项元汴子孙的交往。“壬辰九月过嘉禾，所见有褚摹《兰亭》、徐季海《少林诗》、颜鲁公《祭壕州伯父文稿》、赵文敏《道德经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仲醇又借得王逸季虞永兴《汝南公主志》适到，余为手摹之。”⑨褚、颜、赵三篇作品皆经项元汴收藏过。董其昌当时与陈继儒同去嘉禾，所见到的这些藏品应该是在项家。同年七月十五日，应项玄度(项德弘)之请，题《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⑩项玄度也是项元汴六子之一。

万历四十七年（1619），董其昌65岁，春游嘉兴，观项氏、汪氏珍藏字画。应项又新之邀，董与汪会于“读易堂”，评玩书画。项又新即项德新，项元汴之子。此时的董其昌已功成名就，既是朝廷高官又是著名的书画家、鉴藏家，如此声望，为藏品题跋显然可以提高作品的价值，项家人出入董其昌处让他为自己的藏品作鉴定，其中用意一览无遗。董其昌每每欣然应允，万历四十五年（1613）二月，董其昌到嘉兴，于项圣谟处观所藏书画，题《项元汴荆筠图卷》。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董其昌至嘉兴项氏、汪氏家观赏书画，题项元汴《花鸟长春册》。

在崇祯八年，其时项元汴已经去世45年，董其昌不顾81岁高龄，应项元汴子孙项德成、项嘉谟之请作《楷书项墨林墓志铭册》，详述元汴家世、生平。由此可见项氏家族对董其昌在书画艺术上的帮助，董其昌至老心存感激。两家人以书画为纽带的鉴藏活动持续了几十年。

三、与冯梦祯的交往

冯梦祯是李日华的老师，冯家原本也是嘉兴望族，富收藏。万历十九年（1591），董其昌结识冯梦祯，往来甚洽。万历二十四年（1596）初十，董其昌再致冯梦祯书。万历三十二年（1602）四至六月间，董其昌游杭州西湖、嘉兴南湖。秋日，又游西湖，观冯梦祯所藏书画。八月初一，三致冯梦祯书。董其昌曾致信冯梦祯，想借冯家收藏的王维绘画作品观阅，“七月十三(指乙未七月十三)，晴，下午风雨一阵，晚凉……晚天甚宜徜徉，得董玄宰书，借王维卷阅”。 可见，董其昌是从冯梦祯那里看到王维的《江山雪霁图》的。董其昌在《江山雪霁图》的跋语中提到，当他还不确切地“了解”王维作品特点的时候，看到赵孟頫的一件《雪图》时，立刻断定是“学王维”，理由是这件作品十分独特，皴法不同于李思训、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那就只能是从王维那里来的。 在董其昌看来，王维与宋以后的画家，在皴法上都各不相同。

四、与韩世能的交往

韩世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书画藏家，《南阳书画表》提要里这样记载：“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时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喜收名迹。董其昌《洛神赋》跋，所称馆师韩宗伯者是也。” 他精于书画鉴别，又勤于收购，通过折俸、购买等渠道收藏了许多法书名画。

万历十九年 （1591）春，董其昌得观韩世能所收书画名迹《平复帖》等，纵论高下。董其昌为《平复帖》题签，在卷中的第三个题签“晋陆机平复帖手迹神品”十字，未署名，也无印记，可能就是董其昌所写。13年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又写了一段跋在《平复帖》的后面。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三月，董其昌与陈继儒同游苏州，观韩世能家收藏书画。韩世能卒于1598年，韩世能去世后，董其昌与韩世能之子韩朝延性格相投，交往密切。在《清河书画舫》中张丑收录了董其昌在1630年为展子虔《游春图》所题的画跋:“展子虔笔世所罕见，曾从馆师韩宗伯所一寓目，岁在庚午再见之朝延世兄虎丘山楼，敬识岁月。董其昌。”

五、与京师藏家的交往

明代皇家收藏不兴，皇帝不仅不重视庋集散落在民间的古代名迹，甚至还将宫中所藏的传世书画折成俸禄分发给大臣们，以补国库之空虚。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画源》就有“郭忠恕《越王宫殿》，向为严分宜物，后籍没。朱节奄国公，以折俸得之”的记载。明代宦官掌权，掌管国库的宦官们肆无忌惮地将内府书画成批成箱地偷运出宫，以谋取私利。内府流出的名迹首先是肥了各位皇亲国戚，在京的许多高官、贵戚家中珍品也不少。所以北京是董其昌从事鉴藏活动的一个重镇。

董其昌在朝为官时间长，官位高，与朝中权臣关系密切，在京师看到大量唐宋作品。万历二十一年（1593），董其昌 39岁返京后家居无事，向顾正谊等人借画临摹。暮春，曾求董源画于江南不得，于京师得《溪山行旅图》。万历二十五年，董其昌43岁，在长安得董源《潇湘图卷》。当时唐宋人的画作，大多藏于京城，江南比较少。董其昌在一则题跋中说:“宋人画如李、范、董、巨辈，江南所少，京师尤存十一。盖金元有章宗、文宗，收入内府，时有阑出。” 这段题跋作于万历四年(1576)，在48年后的天启四年(1624 ),董其昌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于长安好事家（画商）借画临仿，惟宋人真迹马、夏、李唐最多，元画寥寥也。”董其昌认为京师不仅唐宋人作品多，而且精，“京师杨太和家，所藏唐晋以来名迹甚佳。余借观，有右丞画一帧，宋徽庙御题左方，笔势飘举，真奇物也。捡宣和画谱，此为《山居图》。察其图中松针石脉，无宋以后人法，定为摩诘无疑。向相传为大李将军，而拈出为辋川者，自余始。” 董其昌通过观察这幅画中的松树的针叶、石头的脉络，没有宋代以后画家的笔法，确定为摩诘所画是毫无疑问的。向来相传为大李将军作，而指出这幅画是辋川所画的人，是从我（董其昌）开始，自豪之情洋溢字里行间。

明代朝中官员多来自江浙地区，这里原本就因为上两个朝代的遗存，使民间藏有不少名迹，加之京官这一管道的输入更使内府的收藏充实了此地的民间收藏，因而江浙一带当是明代私人收藏最繁荣的地区。

董其昌寓目绘画作品方式除了借观、往观、传观、雅集外，也会通过收购获得藏品。“余家所藏北苑画，有《潇湘图》、《商人图》、《秋山行旅图》。又二图，不着其名，一从白下徐国公家购之，一则金吾郑君与余博古。悬北苑于堂中，兼以倪黄诸迹，无复于北苑着眼者，正自不知元人来处耳。” 万历二十三年秋，董其昌奉命赴长沙，取道嘉兴，观项氏收藏，购得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当然也有因囊中羞涩而放弃的，是年，董其昌在京见《阳关诗》墨迹，私定为米芾所书，欲购之，最后就因囊中羞涩作罢。

董其昌宦游南北，所经之处，必定寻觅当地最著名的藏家，寻访书画名迹。上述交游对象，只是董其昌获取书画作品(尤其是早期名迹)的一部分来源。对于元四家及以后的作品，董其昌也有收藏，但显然不如对更早期画作重视。除了上述几位藏家，董其昌与顾正谊、张丑、李日华、王世贞、钱谦益、张修羽、华夏等也有交往。

这期间，董其昌也着手编《容台集》，意即“礼部尚书全集”。陈继儒在文集的序中对古稀之年的董其昌作了这样的描述：“公七十有五，至今手不释卷，灯下能读蝇头书，写蝇头字。”写出了董其昌沉浸书画、心无旁骛的恬淡心境。董其昌通过交游，不仅提升了书画创作水平，而且提升了眼力，并成为明代晚期江南地区的巨眼。正如他自己所言：“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 董其昌与各地藏家的交游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当时在书画鉴藏领域极负盛名的人物都是他交往的对象。交游、鉴藏活动是董其昌与其他藏家、文人联系的重要纽带，对董其昌的书画创作和“南北宗论”的提出起了重要作用。董其昌与各地收藏家的交往促进了书画藏品的流动与书画鉴定经验的交流。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又促进了江南文化圈的繁荣。

①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卢辅圣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② 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八，《董宗伯文》

③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卢辅圣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④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卢辅圣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⑤ 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

⑥《墨林项公墓志铭》，见董其昌《容台集》卷八，《四库禁毁书从刊》，北京出版社

⑦ 项家的藏品，参见郑银淑《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国七十三年)中对项元汴书画收藏的概述。

⑧ 参见黄敦《董其昌年谱》，见《中国书法全集·明代编·54·董其昌卷》第301页，刘正成、黄胡主编，《荣宝斋》1992年

⑨ 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

⑩ 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

(11)见清·冯梦祯《快雪堂日记》之乙未年，抄本。

(12)“惟京师杨高邮州将处有赵吴兴(雪图》小帧，颇用金粉，闲远清润，迥异常作。余一见定为学王维。或曰:凡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门庭，如禅五家宗脉，使人闻片语单词辞，可定其为何派儿孙。今文敏此图行笔非僧繇、非思训、非洪谷、非关仝，乃至董、巨、李、范，皆所不摄，非学维而何?” 董其昌题写在《江山雪霁图》上的跋语，见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页1001。

(13)“宋人画如李、范、黄、巨辈，江南所少，京师尤存十一盖金元有章宗、文宗，收入内府，时有阑出。余见盆、巨数图，至范华原，为刘尚书大司空购得至佳一轴，许赠余作《平湖碑》润笔。后以河工不就见削，画亦竟不复至。今日偶忆其笔法写此。丙子重九前二日，思翁识。”吴升(大观录》卷十九《董香光仿范华原山水轴》，《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页557。

(1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卢辅圣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15)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卢辅圣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16)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卢辅圣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