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翻译教材建设现状研究

2013-09-28廖冬芳贺学耘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3年5期

廖冬芳贺学耘

（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南衡阳 421002）

一我国现阶段翻译教材的分类及其特点

教材是供教学用的资料，如课本、讲义等。教材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材指课堂上和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狭义的教材指的是教科书。教科书是一门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教科书除学生用书外，还有教学参考书，练习册及配套读物、音像带等等。“翻译教材是指以培养和提高翻译技能为主旨、有较为清晰的以教学为导向的编撰线索、用于翻译课教学的教程。”[1]313本文将要研究的对象是狭义上的翻译教材。

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翻译的时代，旧的教材无论从内容到编写体系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翻译教材必须改革。因此，21世纪的翻译教材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2000年之后，我国的翻译教材建设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每年出版的新教材多达二十多本。翻译教材的种类繁多，有综合性基础教材、科技翻译教材、医学翻译教材、导游翻译教材、文学翻译教材、商贸翻译教材、法律翻译教材、口译教材、翻译专业水平考试教材、翻译专业本科教材、翻译硕士专业教材等等[2]。笔者收集了165种21世纪出版的英汉翻译教材，并按出版的年代顺序对这些教材进行了整理，其出版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由图可知我国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08年之后，翻译教材的数量剧增，我们根据张美芳的教材分类法对这些教材进行了分类[2]，情况如下：

上表中的综合性基础教材是指适应范围较广的，以培养学生的翻译基本功为目的的教材。口译教材包括同声传译教材和交替传译教材。为简化分类，笔者将医学翻译教材和计算机辅助翻译教材归为科技翻译教材类，旅游翻译教材归为商贸翻译教材类，表中所列是笔者根据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到2012年11月30日止）统计分类的结果。我国进入21世纪之后，十多年间共出版的翻译教材至少有165种，其中综合性基础教材最多，共94种，占总数的57%；其次是口译教材，共27种，占总数的16.4%，说明口译人才市场需求旺盛；除此之外就是商贸翻译教材，共20种，占总数的12.1%，这说明我国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商业贸易活动频繁，市场对商务翻译人才的需求增加。科技翻译教材只有 10种，占总数的 6%，可见，21世纪后我国对英语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市场对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增多，而中低端水平的翻译人才已经达到饱和。中国经济发展重心已经由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转向发展本国的商业和贸易。

在21世纪出版的翻译教材中，有两种教材值得我们注目：同声传译教材和英语水平考试翻译培训教材。这两种教材在表中没有单独列出来，只分别放在口译教材和综合性翻译教材里面进行统计。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两种教材的特殊性。

同声传译教材是2000之后出版的新兴教材，到目前为止，笔者收集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同声传译教材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同声传译基础》（仲伟合，何刚强，2010）和《同声传译》（仲伟合，詹成，200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同声传译》(修订版)（张维为，2011）、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英汉同声传译》（胡刚&陈鸿金，2006）。同声传译教材的出现说明翻译市场对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增加。

英语水平考试翻译培训教材也是2000年之后发展最为迅速的教材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民英语水平全面提高，英语人才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只要稍懂英语就能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到了90年代，对英语水平的鉴定开始规范化，英语过级证书成为用人单位招聘英语人才的重要参考，进入21世纪，英语等级考试的要求不断提高，最明显的特征是大部分的英语等级考试都对考生的翻译能力进行了测试，测试难度逐年提高。对于英语专业学生来说，翻译是最难的题型之一，除了课堂内的训练之外，还需要额外的专门的翻译培训教材来帮助提高翻译能力。正是由于这种迫切需要，各类英语资格（水平）考试翻译培训教材纷纷面世。如顾大僖和黄源深的《英语笔译综合能力》(3级)(2009)、王大伟等编写的《英语笔译实务》（2011）、梅德明和黄源深的《英语口译实务》(3级)（2011）、王立弟和张连江的《英语口译综合能力》(2级)（2011）等。这些教材都附有配套练习，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基本上是过两年就修订一次，有的甚至是每年出新版本。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现阶段翻译教材建设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教材的数量明显增多。以笔者收集的综合性基础教材为例，2000年至2004年5年间共出版5种，2005年至2008年4年间共出版24种，是前一阶段的4.8倍。2009年至2012年4年间共出版65种，是前一阶段的2.7倍。笔者收集的数据截止到2012年11月30日，事实上2012年12月还有一大批翻译教材亟待出版。

2.教材译例打破了原来那种脱离语境的“技巧+词句”的机械模式，引入了“语篇翻译”的新观点。语篇的概念在翻译教材中初步体现出来，是21世纪已经出版的翻译教材的典型特征。

3.教材的适应范围越来越明确。2000年以前编写的翻译教材适应范围很广，一本翻译教材既适合英语专业翻译方向的本科生又适合非翻译方向的本科生，还能适合英语专业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和非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张培基的《英汉翻译教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教学中，全凭教师自己去选择，翻译方向的学生教得精细，非翻译方向的学生则教得粗浅一些。研究生使用时，教师不得不到处翻阅资料，对之进行补充。2000年之后出版的教材越来越专业，一种教材专门为一定程度的学习者编写。大多数教材的封面上都分别写有“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材”、“翻译专业本科生教材”、“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材”、“全国商务英语翻译资格认证培训教材”等字样。这些明确的指定便于学习者从浩瀚的书海中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教材。

4.引进国外最新译论及相关学科知识。互联网飞速发展，信息全球化，国外最新翻译及相关学科知识通过教材准确而及时地传入我国。如《翻译教学：从研究到课堂》（Sonia Colina著，王树槐导读）一书将功能翻译理论、语篇翻译理论、教育学、心理学、外语教学法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翻译教学；《口笔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型》（Daniel Gile著，柴明颎导读）一书对口笔译领域的最新发展作了论述。出版社甚至把国外的原版翻译理论书籍不经修改或导读而直接引进。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一系列的原版教材。

二我国现阶段翻译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教材的编写情况

1.编写体系不够合理[3]41。我国的翻译教材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了 30多年，在编写体系上至今未能完全走出传统模式的禁锢，其根本原因是教材的编纂者没有完全解放思想。他们害怕离开了传统的路线，教材就不能为世人所接受。造成这种现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学者对翻译教材体系的研究力度不够，目前，国内出版的有关翻译教材研究的专著和各种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很少。据笔者所知，目前专门研究英汉翻译教材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张美芳著的《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2]，一本是陶友兰著的《论中国翻译教材建设之理论重构》[4]。从2000到2012年，我国正式发表的有关翻译教材研究的文章很少，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更是寥寥无几。截止到2012年12月20日，笔者在中国知网输入关键字“翻译教材”，只找到86条结果，输入关键字“英汉翻译教材”只找到3条结果。由此可见，虽然我国的英汉翻译教材的种类和数量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明显增多，但是对英汉翻译教材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引进翻译理论的方式不够科学。本世纪出版的翻译教材大量地引进国外翻译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没有有机地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翻译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翻译教材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翻译教材中的实践是通过译例来体现的[5]31。任何理论都需要适当的译例加以证明。译例不当，理论则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现有翻译教材在处理理论和译例的关系时，没有适度把握，导致理论和译例脱节，大多数教材在前面一、二章介绍理论，后面各章则抛开理论谈翻译方法和技巧。

3.翻译练习的选择缺乏针对性。长期以来，很多教师和学生都陷入了一个误区：翻译能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他们认为只要完成了一定数量的翻译练习就能把翻译水平提高到一定层次。这一认识导致教材编纂者不注重练习题材的选择，盲目抄录外国书籍或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来凑数。不同种类的翻译教材所选用的练习题材却是大同小异。练习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则像语法书一样死抠词法和句法，这使得翻译专业教材练习跟英语精读教材上的翻译练习样式如出一辙。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教材编纂者没有把翻译专业和英语专业区分开来，他们在潜意识里把翻译能力等同于语言能力。早在2001年，张美芳就在《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一书中提到过这个问题，但经过12年的发展，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4.教材编写者的态度不够认真。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教材虽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部分教材质量堪忧。有相当一部分教材存在较多以下错误：知识与文字方面的错误、注释方面的错误、引文方面的错误、排版印刷错误等。出现这些低级错误的原因是编纂者的态度不够认真，教材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大。

（二）教材的使用情况

1.教材征订不切合实际。教材的征订应以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按规定，在选用教材前，各部门应组织教师严格审定选用方案，填制专业教材使用情况登记表，教学管理部门审核，防止选用粗制滥造的教材。一部分高校在制定教材选用方案之前没有对同类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往往只看教材的主编是否是外语界的知名学者，教材出版社是否权威。或者稍微细致一点，参照少数几位任课教师的意见，便草草填写教材征订表。这样导致了很多不符合实际需要的翻译教材出现在课堂上。教师对所用教材不满意，便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自编一些教学材料来替代学校统一征订的教材。这些自编的教学材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但没有经过试用和评估而直接投入使用，教学效果很难得到保证。

2.教材版本更换过于频繁。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教材更新速度慢，可供选择的教材太少，一本翻译教程一统天下，而且要用上几十年。然而，进入21世纪，翻译教材建设迅速发展，翻译教材的出版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适应同一年级或同一水平层次学生的教材就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版本可供选用。这又使得教材的更换误入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更换速度过于频繁。同一年级上下学期居然不采用同一版本的教材。上学期用的是第一版，下学期就换成了第二版或第三版。有的甚至选用不同系列的不同版本。不同版本的教材编排体系有别，这不但给任课老师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负担，而且破坏了知识传授的连续性，导致部分内容空缺或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