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巍

摘 要：“穆桂英”是戏曲和小说中的人物，是中国民众熟悉的一位勇冠三军的女英雄。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意识中，能成为“穆桂英”式的女性人物可以说是寥寥可数。而“穆桂英”形象在中国民间大量产生，并成为一个时代尊崇的女性形象则是在“大跃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客观环境要求女性必须像男性一样参加社会劳动，在媒体报刊和实际生活中，“穆桂英”女性形象逐渐增多，并成为歌颂女性勤劳勇敢的代名词。

关键词：“大跃进”；“穆桂英”；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40-02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继续积极领导妇女运动，媒体、报刊也相继报道了新中国的新女性形象，女“三八”红旗手、女先进生产者等新女性形象开始出现。这些新女性形象的主要特点是适应了政府的需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对于几千年来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意识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能够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是她们多年来的梦想。而新中国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措施保障了女性的权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激发了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女性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热情饱满的参与到塑造新中国新女性形象的伟大浪潮中来。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由酝酿阶段进入到全面开展阶段。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1958年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由此，全国人民进入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时代。由于工业上的“大跃进”，造成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大量男劳动力不得不向工业流动，从而造成农业等其他行业劳动力的不足。为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发动人数众多，又长期闲散在家的广大女性是非常重要的。据统计，“1958年的女职工总数由1957年的3 000 000多人增加到7 500 000多人。”[1]在农村，为支援农业建设，也有90%的女性参加了农业生产。这一时期，从事民办工业的人员主要是女性，“据1958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在730 000多民办工业中，85%以上是妇女。”[2]在“大跃进”运动中，参加生产建设的女性人数之多史无前例，而在此过程中，也涌现出大量“穆桂英”式的女性形象。

一、“巧姑娘”、“丰产姑娘”等女性形象的产生

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为调动广大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国妇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通过奖励“三八”红旗手、评选女先进生产者等各种形式来激发女性的热情。据统计，1958年和1959年的女先进生产者人数和1957年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如“1957年女先进生产者有10万人。”[2]而 “1958年全国女先进生产者有28万人，1959年全国女先进生产者有54万人。”[3]1958年和1959年女先进生产者人数的增多，显示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女性参与生产建设的推动力量，客观上也反映出女性群体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人力资源力量。

农业方面，也产生了诸多的女劳动模范形象。如当时担任陕西省渭南县八里店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张秋香就是诸多女劳动模范代表之一，她1957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张秋香主要研究棉花问题，她刻苦钻研，并亲自试验，不断总结植棉经验，为我国的棉花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农业战线上突出成就，也使她的政治身份发生变化，她是新中国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为推广张秋香的植棉经验，开展了树立张秋香为榜样的“十万个张秋香”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8年5月底，陕西省就出现了秋香社48个，秋香队328个，以妇女为主的秋香组13 441个。”[4]在陕西省开展的“十万个张秋香”运动中，上至六十几岁的老大娘，下到十几岁的小姑娘，都纷纷参与了这项运动，她们把张秋香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甚至有的姑娘表决心说，“学秋香，赶秋香，赶不上秋香不嫁郎。”[4]婚姻是女性人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而这些年轻姑娘竟然把学习秋香运动和自己的婚姻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当时这场运动对女性的巨大影响。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为调动广大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国很多地区开展了以“巧姑娘”、“丰产姑娘”为主题的竞赛活动，各地也相继涌现出数以万计的“巧姑娘”、“丰产姑娘”。如“湖北涌现出丰产姑娘三百余万人。山西涌现出巧姑娘七十余万人。江苏涌现出巧姑娘二十余万人。”[2]这些“巧姑娘”、“丰产姑娘”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反映出“大跃进”运动对妇女运动的推动力量。广大女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政治上翻了身，获得和男性平等的选举、参政权利；土地改革运动，又使女性在经济上有了保障；而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又保障了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对于深受“男尊女卑”传统文化观念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她们深知女性地位的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大跃进”运动也恰好需要这样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力资源力量，所以广大女性积极投入到“大跃进”运动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穆桂英”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

“大跃进”运动时期，在大炼钢铁口号的影响下，从事重工业部门的人员严重不足，不得不吸收大量男劳动力，于是，原来由男性工作的岗位需要女性代替，全国各地很多行业出现“以女替男”现象。“以女替男”既是“大跃进”运动时期客观环境的需要，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员计划调配的产物，当然也和中共对妇女解放的认识相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他认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5]应该说，恩格斯对妇女解放认识的观点对中共的影响很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认为只有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才能实现妇女解放。而“大跃进”运动时期，由于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建设，既符合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又符合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

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甚至夫妻之间为提高粮食产量也都展开了比赛，浙江省嘉兴县荷花乡民主社支部书记陆尽忠就和他的爱人女社长许才宝进行了比赛，他们比赛的方式是看谁种的试验田产量高，后来经过验收，比赛结果如下：“妻子才宝一亩一分一厘田收毛谷1623.5斤，计亩产1243.3斤；丈夫尽忠一亩三分收毛谷1581斤，计亩产1094斤。”[6]妻子的亩产量竟然超过了丈夫的亩产量，女性竟然胜过了男性。人们对许才宝这位女性佩服至极，并把她比喻为“穆桂英”，“穆桂英、真英雄，征南战北显威风，如今妇女更能干，敢作敢为敢创作。”[6]

“大跃进”运动时期，诸如“巧姑娘”、“丰产姑娘”、“穆桂英”等形容女性的词汇逐渐丰富起来，并成为歌颂女性勤劳能干的专有名词。在媒体报刊中，也把很多女劳动模范、女先进生产者比喻为“穆桂英”，如“妇女们，齐出征，生产战线立奇功，坚决不打退堂鼓，赛过大破天门穆桂英。”[7]还有的报刊这样赞美女性，“干劲比武松，毅力比愚公，智力赛诸葛，速度撵卫星，勇气赛过穆桂英。”[8]从当时这些媒体报刊报道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穆桂英”形象已经成为“大跃进”运动时期尊崇的女性形象，这和当时生产建设发展需要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三、余论

“穆桂英”女性形象在“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大量产生，有很多复杂多样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积极提倡男女平等思想，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领域制定了保障男女平等的相关措施，保障了妇女的权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激发了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当然，“穆桂英”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又和“大跃进”时期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加之很多男劳动力向重工业的转移，使很多女性不得不代替男性从事重体力劳动，“以女替男”现象的出现，客观上为“穆桂英”女性形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大量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当时工业、农业发展的需要，补充了劳动力的不足，而“穆桂英”女性形象实质上也体现出女性并不比男性差，甚至女性比男性强的心理暗示。但是，也正由于在这种心理暗示的影响下，妇女们不顾自身生理特点，在“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的精神支撑下赶超男性，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女性出现妇科疾病增多的现象，女性劳动保护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女工的劳动保护工作的报告》，《报告》强调要建立健全女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护制度，这为女性的劳动保护提供了保障。而从“大跃进”运动时期“穆桂英”女性形象大量生成的历史现象看，妇女问题确实是个特殊复杂的问题，要使妇女运动能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蔡畅.女职工同志们要更多地成为先进生产者[J].中国妇女，1959，（21）.

[2]本刊社论.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J].中国妇女，1960，（1）.

[3]杨之华.积极参加“比、赶、学、帮”社会主义竞赛运动[J].中国妇女，1960，（3）.

[4]陕西省妇联.“学秋香、赶秋香”活动[J].中国妇女，1958，（10）.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9-160.

[6]唐瑞云.郑瑞琪.家庭里怎样插红旗[J].中国妇女，1958，（12）.

[7]赛过穆桂英[J].中国妇女，1958，（6）.

[8]争先进[J].中国妇女，1958，（5）.

（责任编辑：田 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