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界域迅速地繁盛起来[1]。对于国内外信息哲学的研究进展,学者们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2-4],他们能够详述信息哲学的主要阐释者,并描绘出相关研究进展的多维路径,进而揭示出其可能的论证或成果。然而,我们仍有必要追溯“信息哲学”这一概念的起源、传承,从对“什么是‘信息哲学’”的思索中,厘定“信息哲学”的概念域、语义域,并从社会和文化间维度的交互比较中阐明其概念史[5]8,重新定位信息哲学的本原意蕴和时代诉求,以概知一种更为可能的信息哲学范式。

一、“信息哲学”和信息哲学范式的起源、内涵

作为一个新颖的哲学概念,“信息哲学”一词的独特性就在于其把“信息”与“哲学”连接起来,而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现代哲学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20世纪关于“信息”概念的哲学论辩起源于控制论,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概念具有极大的抽象性,因而难于以常识性方式表达出来。尤其是维纳的名句——“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主义,便不能在今天存在。”[6]——引起了极大的哲学反响。根据卡佩罗的研究,德国学者克劳斯(Klaus)、俄国学者尤尔苏尔(Ursul)、德国学者刚泽(Günther)和海德格尔等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就较早地对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都尚未形成建立某种独立的信息哲学范式的明确意识,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一词才逐渐被引入哲学,成为哲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7]。

“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特指的学术性概念,最早见于中国学者邬焜在1982年所提交的兰州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论文——《哲学信息论》。此文的基本要点在1985年以《哲学信息论要略》[8]为题发表,全文则于1987年以《哲学信息论导论》为书名出版。在其中,邬焜提出:“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哲学分析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见解纷杂,但是,却有逐渐形成一种合力的趋势,这个趋势预示着多年孕育着的一门新的时代哲学——信息哲学的诞生”。在这里,“信息哲学”亦即“哲学信息论”,其任务是“一方面,它要对现有的各门具体科学中的信息论给以总结、概括和抽象,使这些实用信息论(且允许这样把它们和哲学信息论相区别)得到哲学的升华和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概念在哲学中的引入,也必将改变哲学本身的体系和结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9]2-3。由此,“信息哲学”一词便具有“基于(哲学性)信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含义。

在邬焜所提到的“一系列”文章中,黎鸣的《力的哲学和信息的哲学》[注]此文最早以摘要形式发表于《光明日报》(1984年8月20日)。也鲜明地体现出对建立信息哲学的呼唤。尽管黎鸣未能在本质上将“力”概念与“信息”概念区别开来,然而将传统哲学范式下的研究主题——“力的哲学”,与“信息的哲学”相比较研究,毕竟显示出信息哲学范式的新颖性特质[10]。

相比较于黎鸣的观点,邬焜则更是强烈地意识到哲学范式变革的必要性。他提出:“我们正面临着辩证唯物主义自身形式变革的时代,而信息则正是实现这一变革的一个突破口。”[9]1“信息对哲学的这种冲击,正如信息对社会的其他领域和方面的冲击一样,具有全新的开拓性的意义。”[9]226在批判实用信息与几种信息哲学定义的基础上,他明确地将“信息”概念表述为:“信息是标志物质间接存在性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9]30。基于和围绕这一高度抽象的哲学规定,邬焜将信息哲学体系建立在坚持物质统一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将存在领域重新分割为物质和信息两个层次,克服了机械论、反映论的束缚,将中介论引入对人的认识分析中,进而弥补了辩证法的缺失,于是便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方面建构了信息哲学研究的最初范式。

二、 “信息哲学”的多维概念发展与双重范式生成

近20年来,“信息”与“实在”、“认知”、“心灵”、“知识”、“交往”等主题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而迅速地改变了诸多哲学学科的研究重心和方法,这一改变的主要表现就是“信息哲学”的发展。然而,这一发展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多样的研究取向或方法论路径,对“什么是‘信息哲学’”的回答亦迥然而异。在本节中,这一问题将被分成两个互补性问题来进行考察,其中既有历时性层面,也有共时性层面,由此,不仅“信息哲学”的语义域,而且其意义的变迁亦可被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非特指的概念,“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首字母小写)的较早表述出现于伯纳德(Bernaed Jeu)发表于1973年的文章——《亚美尼亚哲学家评介》[注]在英语中,“信息哲学”表述为“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the/a)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或者“Information Philosophy”等。本文对“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和“Information Philosophy”等的考察仅限于现代英美语系中的学术性语言。,其中一段评述提到:“Calojan 谈到一种通过人们之间传播的增强而获得的文化的丰富。但是,这毫不意味着历史哲学还原为一种信息哲学(a sort of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11]。然而作者却不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印刷业的发展起因于信息爆炸,并且这将导致一个全球文明的到来。

可见,在此文中,“信息哲学”一词只是作为模糊概念而用于强调历史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甚至还不具有规范的学术性意义。即便如此,作者将“信息”与“传播”(communication)联系起来,已经凸现出“信息哲学”发展的一种可能进路。

1992年,科林·艾伦(Colin Allen)和马克·豪斯(Marc Hauser)在美国科学哲学协会两年一次的会议上提交了《传播和认知:信息是联结者吗》一文,其中便将“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作为正文的第一个小标题[注]在日本明治大学于同年所召开的信息学会议上,阪井和男提交的报告——《文科系の情報学に関する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報告》——也较早地出现了“情报哲学”一词,并与信息心理学、社会信息学、知识信息学等并列相关。这体现了信息学研究的哲学诉求,然而,在信息学的长期发展中,信息哲学并未能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研究路径。。在此标题下,他们在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等三个次级标题下论证了“信息哲学”的“整理性”而非“方法论”价值。首先,“信息和意向性是紧密联系的概念;信息总是关于某物的,而‘相关性’是意向性的一个共同特征。在非人的动物中研究信息和认知之间的联系可能有助于意向性的自然化”。其次, “认知系统被认为是置身于一个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描述这种具身性的一种方式是应用信息流这一术语,但是,在此之前,对信息概念的完全理解是必须的”。最后,“可能并没有单一的信息概念被同样应用于不同的认知科学中”,但是,“信息的动物行为学观念应该与其他相似科学中的彼此相容,而且所有这些观念应该彼此相似以使得它们都有理由被称为‘信息’”[12]。

在这些论述中,作者认为“信息”概念“化身”于诸多学科中,并且与各个学科中的诸多重要主题都关联密切,有的甚至成为打开“密室”的“关键之钥”,而这些“信息”主题应该统一在具有“相容性和特征共享”的“信息”概念下。同时,显然,作者虽未明确提出一门独立的信息哲学的必要性,但他们将上述论题归于“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标题下,已经让我们了然其心声。

在美国,较早建构信息哲学的框架体系的学者还有马克·奥芬诺(Mark Alfino)。他在1995年暑期教学班中开设了“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课程,并制作出了一个简要的却颇具建设性的课程教纲。在其课程描述和基本目标中,马克·奥芬诺写道:“本课程将以规定信息的本质为开端,从哲学家和信息理论家那里探寻传统的和当代的定义。课程的第二部分将研究信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考察诸如赛博空间和超文本等一些信息新媒介,并尝试分类整理信息理论家关于信息在人类历史和发展中的角色的主张。最后,我们将探讨一些关于社会中信息处理的伦理问题”[13]。由此,作者在具体课程项目中列举出三个主题:“1.信息的本质”,“2.技术和文化中的信息”,“3.信息伦理学”。这三个主题涉及了丰富的“信息”概念域,并相应地描述了一系列信息哲学的基本问题。

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马克·奥芬诺的思考从批判性的进路更加充实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内容,它注重反思科学、继承传统和批判社会等多维度的比较,突破之前较为狭小的“信息”概念域,将其扩展到“进化”、“文化”、“社会”等主题中,尤其将“信息伦理学”纳入到信息哲学的架构中,既承继前贤,有其发扬,亦启迪后思,有其先见[注]维纳显然应是前贤中的卓越代表,他在《人有人的用处》中关于信息对于文化、社会和道德的惊人预言多已成现实;弗洛里迪无疑是维纳之后将信息伦理学纳入信息哲学的代表人物,可参见其对信息哲学的定义。。

就以上的文献资料分析,我们已经大致上描述出理解“信息”概念和通往信息哲学的三种路径:传播的、认知的和社会的[注]当然它们之间的分界线较为模糊,我们也只是在有意弱化这种模糊性的意义上来讲的。。然而事实上,此后不久,另外一种路径也初露端倪。

据旅英意大利学者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的说法,“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一词最早被引入于他从1996年开始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所完成的一系列文章中,而他最早关于信息哲学的文章是1999年提交于“哲学中的计算”学术讨论会的《是否应该有一种信息哲学?》[14],此文的具体观点在《哲学与计算:导论》一书中得到详细论述[注]关于1996年的信息来自弗洛里迪于Metaphilosophy杂志1996年第33卷发表的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一文的注释2。关于1999年的信息来自2012年初我们与弗洛里迪先生的通信。。作者在此书开篇便指出:“信息和通讯技术不可逆转地决定了20世纪下半叶的进程,而且远比原子能和空间探索更加深刻。”[15]1-18“这种深刻的转型被称之为数字革命”,与此相随的便是“信息圈”(the infosphere)的数字化过程,作者认为对此变革的哲学思考,应该成为信息哲学的工作。“这一将哲学、计算与信息和通讯技术应用联系起来的领域,包括诸多实例”,如“信息和管理系统方法论”、“形式本体论”、“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计算认识论”、“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人工生命哲学”、“计算机中介的通讯哲学”和“人工道德”等。然而,作者认为“甚至形成一种关于信息哲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略图都不是本书的任务。在一个统一的理论突现之前,更多的工作有待完成”[15]225-226。即便如此,我们仍可在其简要论述中发现,作者对“信息”概念和信息哲学的理解显然与“计算”、“通讯技术”等所属的概念域是分不开的。

如果姑且将这条通往信息哲学的路径称为“计算”的路径[注]对于这一命名的理由也可参读Terrell W. Bynum & James H. Moor主编的The Digital Phoenix: 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弗洛里迪认为此文集的编者承认信息哲学的突现是哲学场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那么它与上述三种路径是否相容?如果相容,那么如何相容?而且它与信息哲学的最初范式是否不相容以至于形成多元异质的信息哲学呢?对此的回答又不得不引导我们转向另一个问题。

葡萄牙计算机科学研究院学者马萨力诺·亨里克(Marcelino Henrique T.),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期间曾就“信息”主题做过一系列研究项目和报告。其中,完成于1994年的报告文章——ThePhilosophyofInformation,以埃德加·莫兰的著作《方法Ⅲ:知识的知识》为理论基础,从系统思维的视角考察了“知识”、“认知”、“计算”、“生命计算”和“信息”等主题,为理解“信息哲学”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综合进路。作者认为“信息是生命的一个关键要素,而且信息是作为人类生命关键要素的知识的一个关键要素”,并基于埃德加·莫兰的“我算故我在(computo ergo sum)”的思想,提出在我们进入复杂性思维的领地之后,便会看到“计算、生命计算、我算(computo)、自身—生物—控制、自身—自我—中心主义、自身—外在—指涉,成为解释信息组分复杂性以及生命体与其环境交互作用所需的认知过程的适当概念”。“通往信息和信息系统研究的不同进路,例如社会的、人类学的和技术的,现在能够被看作是互补的,并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16]

尽管马萨力诺·亨里克未能正式提出一个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是他关于“信息”主题的多元进路所作出的“系统”的分析,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尤其他对于信息语境下知识与外在世界的间接性,以及主客体循环关系的论述与邬焜信息哲学观的后续发展颇为相近。

经过20余年持续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研究,邬焜所提出并建立的信息哲学范式日臻全面和完善,并最终于2005年完成了一部系统宏大的理论巨著——《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此书立论的开端和根基在于对存在领域分割的逻辑推演,作者提出,“如果我们假设:客观的=P;实在的=Q,那么,客观的反题‘主观的’就是-P;实在的反题‘不实在’就是-Q。”将它们两两合取,“便可以得到如下六个逻辑公式:P∧Q;P∧-Q;-P∧Q;-P∧-Q;P∧-P;Q∧-Q”[注]引文中的“∧”符号,表示“并且”、“合取”之意。。“除去后面两个违反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的‘永假公式’,我们将其余四个公式所对应的字面含义分列如下:P∧Q=客观实在;P∧-Q=客观不实在;-P∧Q=主观实在;-P∧-Q=主观不实在。”邬焜指出:“物质=客观实在=实在=直接存在;不实在=客观不实在+主观不实在(精神)=间接存在=信息。”由此长期被忽视的信息世界被揭示出来,“信息哲学确立了它作为元哲学或第一哲学的基点”[17]36-39。

显然,在邬焜看来,信息哲学“是区别于所有其他哲学的一种第一哲学或最高哲学”,它把“信息作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形式、认识方式、价值尺度、进化原则来予以探讨,并相应从元哲学的高度建构出全新的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生产论、信息社会论、信息价值论、信息方法论、信息进化论等等,在这些信息哲学的大的领域之下还可以再包括若干分支哲学,从而派生出第二、第三或更深层次的信息哲学学科”[17]18。同时,他并不认为其理论体系建构是唯一的信息哲学范式,“基于对信息本质的不同认识,信息哲学也可能产生诸多学派”,“信息本质的揭示以及信息哲学的学科建构依赖于哲学的双重批判与双重超越:哲学对具体实用信息科学的批判与超越;哲学对自身的批判与超越”[17]22。

由此,我们发现,邬焜的信息哲学从对“存在领域”这一形而上学的基本主题的思考出发,沿着“科学哲学”和“世界观哲学”的双重维度将信息哲学的全新范式铺展开来,既是对之前信息哲学进路的“系统性”综合,亦为之后信息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就“科学哲学”的维度而言,中国学者吴国林在2006年发表的《量子信息哲学正在兴起》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量子信息哲学”一词,并认为“量子信息哲学就是对量子信息理论(包括重大实验)的哲学反思”,包括量子信息的含义、影响因素、量子实在、计算、量子信息资源、环境、语义、研究方法、价值等等的十一个类别的主题[18],由此比较系统地拓展了“科学哲学”意义上的“信息哲学”进展。尤其是,文中他对于“量子信息”概念的哲学规定,即“量子信息不是量子实在,而是作为量子实在的状态、关联、变化、差异的表现”[19-20],显然是从量子信息的视角对邬焜信息概念的拓展与创新。

再就“世界观哲学”的维度来说,中国学者肖峰在2007年提出了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观念,并以“哲学信息主义”一词为主题,实质上地对“世界观”意义上的“信息哲学”进行了明晰地概括。他认为“凡是将信息视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或以信息作为观察世界的基点,以信息思维看待现象和分析问题的理论学说,均可视为哲学信息主义”,可划分为与“信息的哲学转向”或“哲学的信息转向”、信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信息作为统一世界的基础”等观点相关的三个层次[21]。作者进而对其中具体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评和反思,并独到地提出“信息”研究的“人本观”思想,由此构成对邬焜信息哲学的实质性对话,开拓了“信息哲学”发展的新进路。

2011年,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出版了ThePhilosophyofInformation一书,将其2002年以来的二十多篇文章重新组合了起来。在序言中,他指出如此组合基于三个目标:“第一个是元理论的。本书描述了信息哲学的含义、问题及其抽象层次方法”。“第二个目标是引介性的。……本书探讨了诸多信息概念和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多元性质”。“第三个目标是建构性的。……本书以信息—理论的术语回答了一些经典的哲学问题。”[22]Ⅶ-Ⅷ围绕着第一个目标,弗洛里迪首先探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和“信息哲学的开放性问题”。他提出:“信息哲学(PI)是一哲学领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态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与(b)信息—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22]14它包含了涉及到“信息”、“数据”、“真”、“意义”“认知”、“自然智能”、“心身问题”、“信息圈”、“认识论”、“本体论”、“自然”和“伦理学”等等的18个问题。作者认为一种抽象层次(LoA)方法的应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路径,这种方法建基于康德式的世界观,认为终极实在是不可知的,但是,它提供了某些根基和约束,并基于抽象层次方法而以数据的形式被给予我们,由此,我们建构了自身所属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弗洛里迪将其信息哲学观念称之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

相较而言,如果说邬焜的信息哲学范式体现对诸多进路的“系统”性的包容(prehension),那么弗洛里迪则是进行了一种“建构”性的整合(integration),它既具有交叉学科性质,又试图成为一种“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然而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这只是“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信息伦理学以及其他理论问题尚待将来的研究进展。

三、 可能性的思考:走向一种融贯的信息哲学范式

在“概念史”的范围内,一个“概念”被看做是“历史现实中‘经验’和‘预期’的聚合,‘视域’和‘诠释’的聚合”。因此,“‘概念’中同样可以蕴含着一种‘应然’(should)”,它“不仅涉及到‘是什么’(what is),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what should be)”[5]79-81。

回顾“信息哲学”的概念史,我们梳理了信息哲学的诸多进路和多元范式,分析性地突出了其间的异质差别,同时诸多共性也被凸显出来。例如邬焜的“系统性”与弗洛里迪的“建构性”信息哲学范式之间便突出地呈现出文化间性维度上的多元相似性。概括说来,第一,二者都极其重视“信息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元哲学”或“第一哲学”的希望或诉求;第二,邬焜的信息哲学范式注重“哲学的双重批判与双重超越”,而弗洛里迪也认为信息哲学处于“元理论”和“现象学”的张力之中;第三,二者都从康德式的世界观出发理解外在世界和人,邬焜所提出的“信息场”和“信息体”概念与弗洛里迪的“信息圈”(infospere)和“信息体”(inforgs)概念在外延上一致,他们都认为宇宙乃是信息体与信息过程动态交互作用的产物;第四,二者都持建构性的知识观,邬焜提出的“凭差异而识辨”、“依中介而建构”、“借建构而虚拟”与弗洛里迪在论述知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22]225-226时的建构主义观点不谋而合;第五,弗洛里迪的抽象层次方法与邬焜对辩证法的中介论修正具有相似性,而且,弗洛里迪所倡导的“客体导向的程序化方法论”(the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methodology)与邬焜的信息主义立场极为相合;第六,邬焜基于自然本体论,肯定了自在价值的普遍性,弗洛里迪也持有一种承认信息体的内在道德价值的形而上学立场等等。

当然,这两种信息哲学范式之间的异质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邬焜是一位唯物主义者,而弗洛里迪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他们对“信息”主题的理解是十分不同的。例如,前者坚持外在实在论的立场,认为“信息”是不实在的,“意义”是建构的,而后者则具有一种“信息实在论”观点;前者认为由信息所构成的宇宙必然遵循物理学的存在和演化定律,并且构建了系统的“循环性”的信息进化理论,而后者则赋予“熵”以伦理性的意蕴,认为其是必须消除或减少的“恶”等等。对比看来,基于他们各自的哲学立场,其根本观点是不相容的,然而又有大部分观点的确是可以彼此“对话”的。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化,国际信息哲学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求同存异”的努力,由此,在多元异质的范式之间寻求相对“融贯性”,摒弃绝对“统一性”,必然会推动国际信息哲学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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