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苏省南通市二甲中学 凌宗伟

“做喜欢的事，见喜欢的人，去喜欢的地方。”这是我在《中国西部（教育）》2012年第12月刊《一位癌症病患者教师的生命独白》一文里，反复品味的一句话。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虽百般努力，却也成不了几件事；而于一位癌症病患者来说，以羸弱之躯，心系一念而上下求索的，更是叫人敬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即使身受百般病苦，但日夜念兹在兹的，还是孩子，还是学校，还是教育。这样的“痴”人，要到哪里去找寻呢？

人，到了为自己的生命而独白时，常常澄明，常常坦然无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时，整个“天下”就是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愿，别人既抢不走，也夺不去。刘敏老师亦如是，她的文字，慢慢用心品，就会有“笔有千钧力，心无半点尘”之感。当一个人穿过了名利的诱惑，不被得失、进退、成败羁绊，有了坚定的信仰而矻矻求行，就能呈现出一种“痴”的状态，哪怕是化疗刚刚结束，也会义无反顾地回到学校，来到孩子中间，和他们一起欢笑和泪水。

想起庄子有句话：“藏天下于天下”，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放之于整个教育事业，并与之俱荣俱损时，便可以做到向死而生。哪怕明天即是生命的终点，今天却还要燃尽星星之火。面对大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仅是种勇气，更可算作是生命的智慧——自己的力量或微不足道，自己的声音或无人响应，但还是痴痴的不肯回头，因为唯有如此，方可以成为一个无憾的自己。如果人人都甘愿成其“小”，教育才能成其“大”；如果人人都甘愿守其“弱”，教育才能成其强。事实上，我们有多少人洞悉这个道理呢？

可惜，像刘敏老师这样的“痴”人，真是少之又少；倒是“聪明人”实在太多，比同于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我称其为“教客”。“智慧出，有大伪”，他们爱在台面上和镁光灯下，把所有溢美之词拿来献给教育，用悲天悯人的忽悠来博得同情，用全线飘红的“神迹”来书写传奇，用丑小鸭变白天鹅的逻辑陷阱来请君入瓮。这些冠冕堂皇者，转身幕下就精心计算着各种收益率，经营着早早抢占好的山头——如果有人“觉悟”得晚了，就随便扯块虎皮，拉上三五人等，挂上正面油光四射反面满写“吃人”的招牌。从此，教育的一大“发现”就“生产”出来了。

行走在中国教育的现实之中，感觉越来越“热闹”了，某某研究所，某某思想研究中心，紧锣密鼓的大行其道。前一个模式，后一个理论；前一个旋风，后一个基地，单单一个“语文”，冠在其首的标签已多到不知其何了，并且未来还不会停止。至于那些大言不惭的某某“家”们，更早就迫不及待地立碑树像了！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也因此，旗号常常流变不居，大家轮流坐庄，人人都汲汲而“盈”，不甘他后。但抛开这些所谓的“热闹”之后呢，是死寂的空虚和无妄的喧嚣。

这个浮躁的时代，显然是会同情痴人的。但一个人只要守住自己卑微的心，始终专注于一事，就已经做到了《周易》所嘱咐的“闲邪存诚”。在教育中越是跋涉的深，就越是需要抵御那数不尽道不完的“五色”“五味”“五音”的侵袭，而保护好自己原初的教育理想，呵护好自己未泯的心性，真正站在生命的高度去理解和践行教育，恰是每一个“教客”所丢失了的。

是不是要等到生命快燃到尽头了才幡然醒悟呢？是不是要看尽花花世界，才知道自己“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很多”呢？是不是学猴子掰玉米，边掰边扔，直到最后才明白空无所得呢？刘敏老师说：“我深深地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能活多久，而在于是否有价值，在于有没有较高的质量！”请注意，这句话出自一个了悟生死的人之口，听似极其简单，但耐人深省。她把自己作为教育的痴人而献祭出去，为的只是到学校里再见一见孩子，再听一听童言，再上一上课，此情此景，相比于那些整天飞来飞去、传经送道的“名师们”，相比于那些舌战群雄却手不提篮肩不挑担的山大王们，她的“渺小”反衬出我们的教育是多么的荒唐和可悲。

但这样的痴人，终还是让人能看见希望。比如，河南漯河郾城高中白文亮校长，常常一人利用周末或闲暇奔赴万里去“偷袭”名校，且多独自徜徉于校园，或问或写，或听或学，慢慢累积心得。如此的“侠客行”，是从最生态的角度打量教育，是从最细节的感受触摸教育，也是从最人性的体温领悟教育。正是中国有如此的“痴”校长、“痴”教师，他们没有一如开山立派、扯虎皮抗大气的“宏观视野”，也没有极尽自我标榜之能事或喜欢请人歌功颂德的大气场，而是甘愿满足于自己的田园情怀和草根精神，他们只是为自己一个名叫“痴”的教育信仰而卑微并伟大的存在的，中国的教育才在困顿和窘迫中找到最后的支撑点。

老子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们其实并不需要那些自诩为睿智开明、气吞山河的“大师”，他们所谓的全知全能，不过是对教育的无知所在。我们真正要迫切找寻的，是“藏天下于天下”的“小我”，是学会从生命的高度对教育仍有“痴”情的无数“昏昏”者和“闷闷”者。

刘敏老师是其中之一，我也愿意如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