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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2013-09-18胡剑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4期
关键词:先进文化毛泽东思想形式主义

收稿日期:2012?12?18;修回日期:2013?06?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10BKS004)

作者简介:胡剑(1979?),男,安徽郎溪人,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毛泽东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主要有人民性、民族性、批判性特征。当前我国脱离群众的文风依然存在;教条主义、洋八股仍待废止;形式主义的文风仍有市场。我们应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文风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两为”方向,发展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一切先进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克服形式主义,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文风;教条主义;洋八股;形式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03?05

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出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1](158)十八大选举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要求会风简洁,力戒读稿。这些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对文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回顾毛泽东丰富的文风建设思想,吸收其文风思想中符合时代特性的部分,对今天我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提倡的文风特征

(一) 人民性

毛泽东提倡的人民性的文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毛泽东认为,文章是让人民群众看的,而不是吓唬人民群众的。“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2](834)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2](835)其二,毛泽东认为,文化工作应该尊重对象,尊重读者和听众,应该熟知群众的文化形式。“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讲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2](836) “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2](837)其三,在如何熟悉文化工作对象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应摆脱旧习,应主动和人民群众接触。毛泽东批评了一些文化工作者不与人民群众接触的错误行为,强调文化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要摆脱党八股的影响,就应该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使自己也变成群众的一员。其四,毛泽东认为,文化工作是要追求社会效果的。毛泽东反对那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人,要求文化工作者要能够“化一下给群众看”,要求文化工作者能够描写群众、鼓舞群众、引导群众,要求文化工作者的工作能够对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产生推动作用。

(二) 民族性

毛泽东提倡的民族性的文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毛泽东认为,民族性不等于排外,相反,要吸收外国的新鲜用语和先进道理。“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2](837)其二,毛泽东提倡民族化和大众化,强调一切先进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特点,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2](844)其三,毛泽东指出违反民族性的教条主义文风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认为,我们应该正

确地对待国外的进步道理,灵活运用,而不能将之当成教条。毛泽东指出,“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文言文,反对旧传统,一班新人物从西方引进了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思想,这对破除封建余毒起到很大作用。但“‘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2](831)中国共产党在斗争过程中引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但是王明等人将从共产国际带来的苏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教条化,演变成“党八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了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2](831)

(三) 批判性

本文所称“批判性”,并非政治批判之意,而是指毛泽东提倡的务实、辩证、非形式主义的文风。具体而言:其一,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言之有物。“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2](834)其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时应做辩证思考。毛泽东指出,一些党员和文化工作者“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2](832)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是根本不可取的。其三,毛泽东认为,文章主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强调文化工作要能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化工作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839) 毛泽东还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然后继之以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其四,毛泽东认为,文章忌格式化。毛泽东形象地将那些格式化的文章称之为“中药铺”。“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2](838)毛泽东认为,这种罗列拼凑的文风是极有危害的。

二、文风的现存问题

(一) 脱离群众的文风依然存在

在文风建设中,漠视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依然存在。这表现为:其一,“伪精英文化”吓唬人民群众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先进文化的普及仍有待加强。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是精英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形成了精英式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人民群众不能享受普遍的受教育权,文化被异化成统治工具的一种,变成吓唬人民群众的抽象形式。在这种环境下,文化越来越与人民群众相脱离,越来越不想让人民群众懂。我们不妨将这种自命精英却脱离人民的文化称之为“伪精英文化”。这种文化传统在‘五四时期受到冲击,在延安时期才开始打破,中国共产党为普及文化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应该看到,这种“伪精英文化”依然有影响。一些文化工作者本意是良好的,也希望作品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但是一提起笔来就是形而上的长篇大论,以艰深晦涩为荣,忽视文化的普及工作。就现状论,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一切先进文化的普及工作仍有待加强。只要不存在文化垄断,精英的文化也即毛泽东所称的“高级的文艺”,本身并无不妥,因为先进文化通常是知识分子在吸取人民群众营养时生产出来的,从其出生的状态看,刚生产出来的先进文化只可能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文化工作者要一步步将刚刚诞生时呈现精英文化状态的先进文化在实践中使之受到人民群众的检验,再将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先进文化一步一步地普及化。其二,一些文化工作者对群众语言和群众文化形式的生疏。一些文化工作者对鲜活的群众语言和多样的群众方式有些忘却了,或者虽没有忘却,却已经在现实工作中不想去运用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突出,一些文化作品生搬硬造,盲目堆砌辞藻,以引经据典为己任,钻在故纸堆中无法自拔,完全不顾文化受众的感受,完全无视文化工作的真正目的所在。一些论文的落脚点不在于分析社会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对经典作家的经典语言的引用上。毛泽东深刻批判的文风在现阶段依然存在。其三,部分文化工作者高高在上的现象依然存在。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文化工作者存在着与人民群众脱节的现象,要求文化工作者必须向群众靠拢,必须与人民群众紧密接触,并最终也成为群众的一员。现今,这种脱节现象有很大改观,但仍未完全克服。一些文化工作者将自己的天地局限在办公室和家里,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一些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奠基在文本数据上,害怕从事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不愿从社会实践中收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长期以往,文化工作、科研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一小部分文化工作者已经蜕化成文化官僚,颐指气使,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2](800)这种脱离群众的倾向和文气又产生出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对文化事业危害极大。其四,忽视文化社会效益的情况依然存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的文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推动作用既是我们现在强调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当今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工作者从心出发、从动机出发进行创作的情况仍然存在;在文化评判、文艺批评的标准上,也存在着主观评判、办公室评判等现象,不顾或不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这些有损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 教条主义、洋八股仍待废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学习、吸收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总体观之,在毛泽东生活时代由于战争和封锁造成的不开放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中国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永不会再回复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我国不能吸收外国的文化,而是在于我们在吸收外国文化后如何根据中国的特点鉴别、改造,使之符合国人的文化习惯,使之能够解决本国的问题。这具体表现为:其一,食洋不化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国的发展需要开放,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与他国文化的交流、吸纳,但是目前学术界存在这样一种文风,一些研究者的研究内容大量抄袭国外,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更有甚者,将一些国外的基本概念窃为己用,陈陈相因,食洋不化,对学术风气和文风带来极不利的影响。一些学术界规范对此也是推波助澜。如某些规范要求文章必须要有多少条注释,其中又必须要有多少条洋注释,多少条土注释之类。[3](11)如此量化,助长了食洋不化的文风。其二,教条主义仍有市场。七十年前的延安,我党为反对言必称苏俄,发动了整顿文风的运动。这种运动对突破人们头脑中预定的条条框框有重要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引的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建设实践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继形成,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是,一些党员和文化工作者不是以发展的眼光对待经典理论,而是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绝对不能改变一字的圭皋,机械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建国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毛泽东的个别讲话、论断被视为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新的教条。这种教条式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改观,但并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一些党员和文化工作者忽视对具

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创新的意识。

(三) 形式主义的文风仍有市场

在我国现阶段,形式主义的文风仍然有市场。形式主义文风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无病呻吟。文章应该是由真情实感而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202)兴、观、群、怨皆感于情,而后形之于笔端。但是,当前的一些文化工作者没有真思想,不见真感情,纯粹为了感慨而感慨,为了抒情而抒情,为赋新词强说愁。一些文章不谈现实,言之无物,发矫揉造作之声,做无病呻吟之态,令人生厌。其二,眼光绝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矛盾无时不在,矛盾无处不在。有成绩处必然也有不足,困难之中也隐含出路。但是,有些人却只看成绩、只写成绩、只报告成绩。如一些单位的年终总结,无非党委重视领导带头,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五大突破八大成绩,年年都有进步,处处欢歌笑舞。成绩是西瓜,问题是芝麻。对于问题和不足,则一笔带过,名之为“发展中的一点小问题。”其三,无的放矢。在学术界,一些研究者并不是因为有了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从事研究,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而研究,而是出于堆砌工作量的目的,随便寻求一个无现实意义的问题,大量堆砌名词术语,放几响空炮,扯几下大旗,说一些不关痛痒、言不及义的空话,无调查研究,无精确数据,无实际分析,最终是“空空”导弹打“空”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其四,冗长繁琐。鲁迅先生说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做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2](844)但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多“注水文章”。一些人老话、空话、套话、大话、废话满天飞,似乎不写上洋洋万言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似乎不把壹贰叁肆甲乙丙丁ABCD用一遍就显示不出水平。

三、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文风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 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两为”方向,发展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当今的文化工作应当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了在新时期更好地体现文化的人民性特征,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贯彻“两为”方向。我们应该做到:第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先进文化惠及十几亿人民。就当前而言,普及先进文化仍然是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曾说:“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5](15?16)先进文化一旦与十几亿人民群众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十八大将加快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6](32)除此之外,国家还需通过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等措施普及先进文化。第二,重视新时期的群众语言和群众文化形式。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注意到群众语言和文化形式这个问题。语言是通向人民的桥梁,直接与他们的生产斗争相联系,如果作家不熟悉群众的语言,就无法写出群众喜爱的作品。[7](112)另外,文化工作者要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重视运用群众语言和群众文化形式,写人民群众愿意听、听得懂、喜爱听的作品,涌现出《小放牛》《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真正称得上优秀文艺作品的称号。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还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在现今,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仍须采取我们民族的语言,采用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发展我们的文化事业。第三,贴近群众,加强文化工作者的作风建设。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也是文化工作者从事文化工作应该牢记的原则,更是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体现。党如果脱离群众,就会发生亡党的危险。文化工作者如果脱离群众,也是失去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且最终使文化的发展停滞。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鼓励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文化名家、中青年骨干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增强国情了解,增加基层体验,增进群众感情。[8](46)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方针,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第四,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在延安时代,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事业能否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在抗日、生产等方面碰到的实际问题。时代在变化,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会有调整,但是仍然应该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十八大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6](33)这里的社会效益指文化事业对社会实践的正面的促进作用。文化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从它一出现,必然会对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各种影响。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会促进实践深入和社会进步,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会损害我们的事业,甚至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前车之鉴应该吸取。所以,在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要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在评判一切文化得失时应将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作为标准。

(二)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一切先进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毛泽东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534)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弘扬民族性的文风,就应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一切先进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体而言: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但决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仅理解成经典作家的经典话语,我们应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深入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课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8](21)第二,进行符合中国特点的文化创新。教条主义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在新时期,只有鼓励文化创新,并真正实现文化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教条主义。十七届六中全会从多个方面对文化创新工作进行了规划,包括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创新文化管理体制等。总的来讲,要符合中国特点进行文化创新,重点在于立足本国实际、考察本国特点、总结本国文化优势,并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以开放的心态,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原创型的文化生产。这才是我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核心所在。

(三) 克服形式主义,积极倡导优良文风

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克服形式主义,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具体而言:第一,要提倡崇实的文风。崇实的文风既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所阐述的“实”的文风。“实”就是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1](672)第二,做文化工作应有辩证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就是需要文化工作者辩证地思考问题,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已经在这个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文化工作者在歌颂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制约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一些问题,并积极地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第三,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着重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问题意识不仅仅存在于科技领域。整个广义上的文化领域同样需要问题意识。毛泽东同志提出,文化工作是为了要把我们所办的事办好,为了使得我们的革命事业走向胜利。革命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是历史赋予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并不因之而消失,只是在新的时期有着新的涵义和内容。文化工作者应该分析新情况,立足新实践,应该继续关注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通过文化工作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激励人民群众投身伟大的建设实践中去。第四,文化写作要提倡简练的笔法。简练的笔法既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阐述的“短”的文风。“短”就是要力求简短精练、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1](671)当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2](834)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谭运长. 改造我们的文风[J]. 粤海风, 2010(1): 11.

[4] 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 刘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 李长春对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给予充分肯定[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9/c_ 122015876.htm, 201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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