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洪玉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0047)

刘姥姥是配角，却并不妨碍她成为《红楼梦》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红楼梦》中的陪衬角色众多，有名有姓者多达二、三百人。然而，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中竟有七回与刘姥姥有关，其中五回刘姥姥是毫无疑问的主角，占了全书的二十分之一左右，足见刘姥姥这个烘托性角色的分量。曹雪芹着意刻画的刘姥姥不仅是《红楼梦》中一个可以与贾府相剥离而且有“相对独立性”的“局外人”，而且是《红楼梦》所建构的“差序性格局”中的一个原点式人物，［1］25通过她向其周边辐射，形成了她所属的生存关系圈。可以说，她的社会活动过程，集中反映了从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古老中国中存在的，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心理特征。因此，对刘姥姥形象的社会心理学解读，对于深入剖析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刘姥姥人物形象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习得的社会心理特征

(一)刘姥姥人物形象的儒学意识

刘姥姥是曹雪芹从接触到的若干农村妇女中，提炼出来的典型形象在艺术上的投射。尽管刘姥姥只是“生活”在清中期的一名目不识丁的村妇，但“儒学”无孔不入地渗透，让她的身心彻底“儒化”，使她能恪守妇人“三纲五常之道”，以“贞节烈女”为榜样，成为“历经世代的老寡妇”。刘姥姥式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少见，如:《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金孝的母亲;《警世通言》第三十七卷，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尹宗的母亲;《聊斋志异》中，田七郎的母亲等都是如此。此外，她们大都有一种天命等级观念，即承认自己所处状态的合理性。就拿金孝母亲来说，当她得知金孝偶然拾得银两时，对金孝说:“我儿，常言道:贫富皆由命。你若命该享用，不生在挑油担的人家来了。”［2］金孝母亲赞同被动接受命运。然而，刘姥姥的天命等级观念，在“认命”的同时并不排除人的主观能动性。她在家中经济状况陷入困境时，劝她女婿说:“姑爷，你别嗔着我多嘴:咱们庄户人家哪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呢!……这‘长安’城中，遍地皆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在家跳蹋也没用!”［3］69还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3］69刘姥姥与金孝母亲的思维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前期倡导的“崇实黜虚”的社会风气，［4］这种“尚实”使刘姥姥较之前代古典小说中的寡妇们，多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因而她才能在承认现存状态的同时，又能积极主动地通过理智的策略性活动改善生活。

(二)刘姥姥人物形象的佛学意识

刘姥姥这一人物也深受佛教学说的影响。这与清帝把佛教“作为统治思想的补充和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有关。”［5］444统治阶层的意图直接导致佛教由上至下迅速扩散到刘姥姥所在的基层行政组织，让刘姥姥从小受到佛教文化的浸染，在不知不觉中习得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具体而言，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直接提到的“佛”字就达19次。她往往在极度赞赏某事物或对某事物感到惋惜时说一句“阿弥陀佛”。刘姥姥口中所念的“阿弥陀佛”是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中，净土宗的“观念念佛”，是清初以后，禅宗逐渐为净土宗取代的时代特征，也是“乾隆大力扶持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成为世俗佛学的基本内容”的必然结果。［5］446刘姥姥对佛学的信仰，不仅通过“观念念佛”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在思想上，深信因果循环的佛学基本理论。她在《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要她女婿王狗儿，凭借昔日与金陵王家连过宗的关系，实现接近贾府的目的时说:“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3］69这说明，刘姥姥平时在家中时常拜神求佛，祈求一家平安、财源广进。所以，在家庭财政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希望神佛在冥冥之中发挥作用，以平日诚心祷告的因，换来心想事成的果。此外，刘姥姥对因果论的信奉，赢得了贾母和王夫人的共鸣。这体现在《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村姥姥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中，刘姥姥编造了一个“虔诚吃斋念佛，感动观音菩萨，天赐灵儿”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达到了“暗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的效果。［3］479可见，刘姥姥的佛学意识始终影响着她的言行，又通过言行效果的良好反馈不断强化她的佛学意识。

二、刘姥姥人物形象在中国古代家庭中的心理特征

(一)刘姥姥人物心理的依附性

刘姥姥在《红楼梦》中，没有自己娘家的姓氏，因嫁到刘家且有了外孙、外孙女，才被称为刘姥姥。其实，作为农妇，她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但她“生存”在等级森严的父权制社会的乡村，必须依附男性家庭成员，才有她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这导致她在心理上对男性具有社会养成的依附性。因此，她在未嫁之前心理上依赖父亲，尊父命嫁人之后心理上寄予丈夫，丈夫死后，刘家媳妇的名分还使她有充分的理由在刘家立足，抚养女儿长大。

(二)刘姥姥人物心理的独立性

刘姥姥人物心理的坚强和独立在《红楼梦》中亦有体现。刘姥姥丈夫早逝，常年守寡，没生养过儿子。经济来源是两亩薄田。事实上，丈夫的死迫使她在心理上由依附转向独立，独自承担起抚育女儿的责任。似乎刘姥姥的守寡，反而让她能主宰自己后半生的生命轨迹，使她的家庭身份由配角转为主角。这包括为女儿挑选女婿，为女儿、女婿“照管”两个外孙，为女婿想办法改变生活窘境，亲自进贾府“打抽丰”等方面。的确，生活的磨难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刘姥姥的内心变得独立而具包容性。

三、刘姥姥人物形象在中国式人际关系中的心理特征

(一)刘姥姥人物形象在人际关系间的不平衡性心理

刘姥姥家与贾府的亲戚关系是由于她女婿王狗儿祖上与王夫人之父连过宗。后来，王夫人即原先的王家二小姐嫁入贾府形成的。如图所示:

刘姥姥与王、贾两家产生亲戚关系的起点，就决定了她与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人际关系间的心理活动是不平衡的。

首先，刘姥姥与贾家结交内部动机的不平衡。在《红楼梦》第六回，对狗儿之祖与王夫人之父连宗的目的交待得很清楚，即“因贪图王家的势力，便连了宗，认作侄儿”。［3］68作为侄儿必定对王夫人之父以叔父之礼相待，同样也会以侄儿的身分名正言顺地获得物质赠予。正如《红楼梦》第六回，关于如何接待刘姥姥，凤姐请周瑞家的征求王夫人的意见，周瑞家的传王夫人话说:“太太说:‘他们原不是一家子……因连了宗的。这几年不大走动。当时他们来了，却也从没空过的。’”［3］78毫无疑问，刘姥姥与贾家的人际互动，延续了这种不平衡性的内部心理动机。这种交往之所以继续，是因为交往的双方能够在不平衡中找到平衡点，达到补偿性心理平衡，即弱势群体方面能够关照到优势群体内隐的“面子理论”，而优势群体也能用物质补偿予以回应，以对弱势群体的行为进行鼓励性强化。

其次，刘姥姥与贾家当权者交往中，心理辈分的不平衡。中国自古就有“有钱高三辈，无钱矮三辈”的谚语，刘姥姥七十五岁却与十八、九岁的王熙凤同辈。原因就是贾门所属的上层社会占据优质资源，可以轻而易举谋取经济利益、巩固地位。所以，在经济实力上，贾家与刘姥姥之类的下层百姓相比具有压倒性优势，这造成刘姥姥的心理劣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刘姥姥的人际关系中原有的人伦次序在心理辈分上依次降低。王成之父本来与王夫人之父同朝为官，年龄不相上下，却自愿认王夫人之父为叔父，辈分与王夫人同，其后代辈分依次递减。王成及其亲家刘姥姥与王熙凤、贾宝玉同辈，王狗儿成了王熙凤的侄儿，青儿、板儿成了王熙凤的侄孙、侄孙女、贾巧姐的外侄、外侄女。其二，刘姥姥在她的人际关系中的心理劣势，导致已建人伦规范失衡。刘姥姥是王成的亲家，与王熙凤属同一辈分，由于自身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的悬殊，使刘姥姥的心里辈分低于王熙凤，并通过外显行为表现出来——刘姥姥对王熙凤行了晚辈见长辈的礼。《红楼梦》第六回，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慢慢地道:‘怎么不请进来?’……刘姥姥已在地下拜了几拜，问姑奶奶安。”［3］75可见，刘姥姥为了达到目的，自降辈分迎合王熙凤。同样是第六回，刘姥姥对凤姐表明来意时说:“我今日带了你侄儿，不为别的，因他爹娘连吃的没有，天气又冷，只得带了你侄儿(板儿)奔了你老来。”［3］77对这句话周瑞家的后来责备她:“就是亲侄儿也要说的和软些。那蓉大爷才是她侄儿呢，怎么又跑出这么个侄儿来了呢?”［3］79从连宗家谱来看，板儿的确不是王熙凤的侄儿而是侄孙。据笔者看来，刘姥姥的“口误”并非如周瑞家的所说，无意中有失礼仪，得罪了王熙凤，而是刘姥姥有意抬高板儿辈分，缩短板儿和王熙凤的时间距离从而增加亲近感。可见，刘姥姥的行为失范，打破了已经建立的人伦次序规范，以求达成她与贾家交际的功利性目的。

最后，刘姥姥与贾家当权者交往中，心理地位的不平衡。刘姥姥与贾家交往的心理地位由刘姥姥的社会地位决定。刘姥姥只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她心里很清楚自己家与属于皇亲国戚的贾家，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正如她女儿王刘氏所说“你我这样嘴脸，怎么好到他门上去?只怕他门上人也不肯进去告诉，没的白打嘴现世的!”［3］70她自己也担心贾府“侯门深似海”，［3］70自己身份卑微，且贾家的下人大都不认识她，贾门难进。事实上，她们对活动进展障碍的推断是合理的，在接近贾府的过程中，那些预料的困难变成了现实。刘姥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在心理地位上平行，同时又与贾府有联系的人——周瑞家的，作为沟通自己与贾府的桥梁。通过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介绍，刘姥姥见到了王熙凤并与之进行心理博弈。刘姥姥在心理地位显著低下的情况下，采取了“策略性自我展示”的方法。如《红楼梦》第六回，她与王熙凤有一段对话，“凤姐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嫌弃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刘姥姥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到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瞧着也不像。’凤姐笑道:‘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过是托赖着祖父的虚名，做个穷官儿罢咧，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空架子。俗语儿说得好，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何况你我?’”［3］76刘姥姥在与王熙凤的交谈中，坦率承认自己心理地位低下，这种“简单暴露”扭转了王熙凤怠慢的态度，博得了她的同情与好感。她虽然口头上反驳刘姥姥的话，但却始终面带笑容，她的面部表情暗示内心已赞同。刘姥姥与贾家当权者王熙凤心理地位极不平衡，她们的相遇符合古代家族的“伸缩性”规律，这种伸缩性是“以自己为核心，根据对方的诚、势、利的判断而伸缩自如”。［6］其内涵等同于俗语“穷在闹市无人知，富在深山有远亲”。因此，名门望族的贾家会因为社会地位显赫，而吸引心理和社会地位低下且游离在族群外的刘姥姥加入;心理地位高的贾家当权者，为了显示出“怜贫惜老”、“胸怀宽广”也乐意吸收外族人，而使自己的族群变得庞大。当然，这种心理地位不平衡的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张是否可以长久维持，取决于心理地位高的一方是否能固守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旦优势族群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其族群规模会因为原本属于外群体的人主动与之剥离而迅速萎缩。不过，刘姥姥确是《红楼梦》中贾府失势时仍能施恩于贾家的个例。

(二)刘姥姥人物形象在人际关系间的平衡性心理

刘姥姥人物形象在人际关系间的平衡性心理，主要是指刘姥姥与贾家进行人际交往时在人性方面的平衡性。

其一，刘姥姥和贾家当权者都懂得中国式“人情社交”规则。刘姥姥之所以能在贾家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因为她把握了人的同理性心理。也就是说，无论贾门中人的社会、心理地位有多高，她们都是拥有普遍人性的同类。刘姥姥在《红楼梦》第六回中，为她女婿出主意:“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才疏远起来。”［3］69刘姥姥明白，人是社会性动物。贾府中人，虽然位高权重，但在人际交往方面不会违背人之常情。从古至今，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注重营造有浓郁“人情味”的社会环境。这与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有关，这样的国度造就无数熟人集合体，大多数人都表现出强烈地亲社会行为，以期顺利融入所在团体。贾家作为贾氏族群首领，自然注重维系人情往来以增进族群内部的团结力，而维护团结力的方法是“依赖各分子之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1］91所以，刘姥姥还说:“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实爽快会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见他们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惜老的了，又爱斋僧布施。如今王府虽升了官，只怕二姑太太还认的咱们，你为什么不走动走动?或者她还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只要她发点好心，拔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壮呢!”［3］69刘姥姥深知像贾府这样的皇亲国戚有能力对她这类的平民进行“人情投资”。对于刘姥姥来说，她同样遵守人情规则，即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回礼”。在《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中，刘姥姥带了自己家种的瓜果蔬菜来“回礼”，受到了贾府上下的热情接待，临走，贾府主子和仆人又送了很多礼物给她。真是如费孝通语“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使对方反欠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1］91从这一角度来看，刘姥姥后来救贾巧姐是用行动报答欠贾府的人情债。

其二，刘姥姥和贾家当权者的女性心理共鸣。刘姥姥是个上了年纪的女性，既是母亲又是祖母。她的家庭角色决定了她与为人母的王熙凤、王夫人及贾家最高权威、祖母级人物——贾母有共同话题。如果说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为钱而来，那么刘姥姥二进荣国府除了物质之外多了女性之间情感的交流。刘姥姥与贾母一见面便同时为对方所吸引，因为她们在性格、生活、教育等方面既相似又互补。相似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年龄相仿。刘姥姥年龄是75岁，比贾母大几岁。她与贾母处于同一年龄阶段。相仿的年龄让双方有一种老姐妹般的亲切感。其二，性格相似。她们都是慈祥、和蔼的老人，为儿孙们操心了一辈子。其三，信仰相同。她们都信佛教、崇尚儒家学说。互补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地位互补。刘姥姥与贾母社会地位悬殊。一个位于封建等级制社会的最高层，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其二，生活环境互补。两位老人的生活环境迥异，贾母是天生的优质资源拥有者，而刘姥姥则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其三，家庭教育互补。古代封建社会针对妇女的家庭教育，主要是由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层面对她们的需求决定的。刘姥姥的家庭教育内容主要是传授生存技能，而贾母的家庭教育强调人际交往训练。她们的相似性拉近了二人的空间距离，互补性增进了彼此的吸引力。刘姥姥对王夫人、王熙凤来说也具有特殊魅力，王夫人为刘姥姥自编的因果循环故事所吸引，而心机极深的王熙凤则需要从上了岁数的刘姥姥那里得到精神慰藉。

以上，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刘姥姥成功与贾府进行人际交往的原因进行了阐释，这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征及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独特心理特质提供了一定启示，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冯梦龙.三言［M］.长沙:岳麓书社，1994:22.

［3］曹雪芹，高 鹗.红楼梦［M］.武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51.

［5］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彭泗清.示范与回应:中国人人际互动的本土模式［J］.社会心理研究，19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