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勉钰

吴大可，江西瑞昌人，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赣西南前委宣传部部长兼丰城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2月，他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转至马家洲集中营关押。由于他在狱中不畏酷刑，坚持斗争，1942年2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江西解放后，邵式平省长专门接见了吴大可的父亲吴霖，称赞吴大可是江西人民“伟大的儿子”。

好学求进

吴大可，原名建业，号柳门，1913年12月15日生于瑞昌县湓城镇吴家营村。其父亲吴霖，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大革命时期，他还曾掩护过方志敏的革命活动。在方志敏经九江去武汉的危急关头，吴霖在一个大风大雨的黑夜里送他上船，并作有“风送孤帆心共远”的诗句留念。吴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瑞昌中学校长和江西省政协委员。

吴大可6岁进入私塾读书，10岁上瑞昌县高等小学，16岁考入九江中学，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曾先后转于九江五邑中学、沙河甲种农业学校和九江省立第四中学 （现九江一中）学习。

吴大可自幼酷爱文学，崇拜民族英雄。他读小学时，喜欢读激昂慷慨的爱国诗歌，把文天祥的 《正气歌》和陆放翁的爱国诗词抄成活页，随身携带，背得烂熟。他性格沉静，为人正直，好抑强扶弱。他天资并不过人，但勤于用脑用心，不愿死读书，而注意领会书中要义。凡是没有弄懂的问题，吴大可总要盘根究底。有一次，老师把“家督”误释为“家长”，他根据上下文，觉得不妥，便向老师提出质疑。他回家后，顾不得吃饭，就去查阅典籍，弄清了“家督”的出处是《史记》的《越世家》，其真正含义是“长子”，最后说服了老师，使老师在学生面前认了错。

1928年，吴建业到九江读书。九江是江西省北部的门户，是赣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水陆交通便利，是江西最早响应五四运动、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传播的地方。吴建业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当时能找到的许多进步书刊。通过学习，他认识到：现实社会不平等是一种罪恶，必须改变；封建制度是吃人的制度，必须砸烂。他和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共同研究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常引起校方注意，迫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转学。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东三省。吴大可义愤填膺，组织抗日宣传队，在九江的街头巷尾进行抗日宣讲。他组织讲演会，召开座谈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控诉日军在东北的罪恶暴行，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此后，他更加追求进步，关注政治，研究时事，抨击国是，并在师生中进行宣传。1932年夏，他在省立四中师范科毕业，旋赴南京参观，企望能找到共产党的组织，但没有成功。后在九江通津小学任教，1934年返回瑞昌县城，任县立泮池小学教员、校长。

投身革命

吴大可在九江四中篮球队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华北危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吴大可热血沸腾，为抗日浪潮所席卷。他立志投身革命，拯救民族危亡，毅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吴大可利用瑞昌泮池小学校长的身份，发动瑞昌几所学校的师生进行响应，并用郊游名义，带领一批学生到离瑞昌县城较远的朱湖小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这里，吴大可结识了避居在此任教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周建一。他们在一起谈论抗日救国，谈论革命前途，谈论农民运动，谈论共产党，谈论红军长征，谈论《八一宣言》。二人一致认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误国政策。要抗日，靠国民党不行，非靠共产党的领导不可。在周建一的引导下，吴大可进一步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更加坚定了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此时，红军长征刚到陕北。他们约定，周建一先去陕北联系，再接吴建业等去陕北。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吴大可满怀爱国激情，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在瑞昌县城、南阳、瓜山、码头等地组织抗日宣传队，制作、散发抗日标语传单，宣传党的全民族抗战主张，唤起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起来抗日。由于他讲演口才出众，歌声打动人心，绘画生动活泼，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在瑞昌县震动很大。国民党的特务知道他是瑞昌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便到处跟踪他，准备随时逮捕他。

这时，吴大可收到了周建一从延安的来信，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延安已经成为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全国各地都有许多进步青年奔向延安，并寄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青年干部训练班”等单位的招生简章。他高兴万分，毅然辞去瑞昌县城小学校长的职位，邀集了十余名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吴大可以报考武汉大学为名，到武汉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表明要带一批知识分子去延安参加革命，受到办事处的欢迎。办事处立即给他开好了介绍信。吴大可带着介绍信返回瑞昌以后，那些原先准备去陕北的知识分子，都因怕艰苦借故不去了，只有一个人与他结伴而行。由于日本军队向华北大举进攻，占领了华北、河南的许多地方，路途艰苦而且危险。途中，他们在河南郑州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所带的行装衣物丢失殆尽。于是，吴大可绕道山东济南找亲戚讨借路费，继续西行。当他俩到达黄河边上风陵渡时，黄河水急浪大，那位同伴又借口衣服湿了而打退堂鼓。但吴大可怀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真理的追求，毅然一人只身步行到了陕北。他先在安关堡青训班学习了三个月，后于1938年春转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在第四大队第十一队。

吴大可进抗大的第一天，就受到学校领导的欢迎，并有幸遇上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地来到吴大可他们住的窑洞里漫谈，从抗日战争的形势谈到抗大的学习内容、教学方针，讲了许多军事、政治和哲学知识，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吴大可带着书生气问毛泽东：进抗大要考试什么科目？毛泽东笑着说：“各位青年同志，来自远方，既有相当学历，且具有爱国热心，条件够得很，还要考什么呢？”毛泽东谈笑风生，给吴大可留下很深的印象。

吴大可在抗大学习的半年间，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读了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学习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等课程，还学习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游击战争方面的理论。他聆听了中共领袖们的讲课，觉得很新鲜，特别是听了毛泽东讲 “论持久战”和 《实践论》《矛盾论》，更是受益匪浅。他不遗余力地刻苦钻研，又敢于提问、交流，因而理论水平提高很快。他曾给父亲描绘毛泽东讲课、谈话的情形。他说：“毛主席举止无一不随便，无一不认真，既可大，又可细”，“毛主席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学问家”。吴大可进抗大不久，由于表现突出，领导便找他谈话，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救国

1938年9月，吴大可在抗大第四期毕业。毕业典礼上，吴大可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亲切握手、谈话，并在他的笔记本上为他题词：“斗争、斗争。”抗大毕业后，吴大可奉命返赣，并被指定为分配到南方工作的抗大毕业生的领队。吴大可来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报到后，办事处主任黄道留他在办事处任政治秘书，负责处理办事处内务和文字工作。1939年春，南昌沦陷前夕，黄道又派他和周建一到湘鄂赣特委，与特委书记涂正坤、组织部长曾金声联系，周建一留在修水专员公署做秘密工作，吴大可担任瑞昌武宁游击队队长，并负责争取赣鄂边境的一支国民党军队抗日。他经常夜出昼伏地与沦陷区人民一道，爬山沟，钻山洞，并肩作战，与日本鬼子作顽强的斗争，并曾一度攻打瑞昌县城，有力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疯狂气焰。同年6月，周建一、吴大可接涂正坤通知，赴平江开会。他们抵达平江的头一天，不料发生“平江惨案”，涂正坤等6人牺牲。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将他们另行分配工作，周建一任江西省委前方委员会 （后改为赣西南前委）书记，吴大可任前委宣传部部长兼丰城中心县委书记。

1939年9月，吴大可来到丰城，公开身份为县自卫大队政治指导室主任。前委给他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宣传群众，加紧对丰城地方武装的争取工作，迅速做好游击战争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准备 （准备到丰城县的罗山、荷湖一带建立根据地）。丰城县自卫大队是国民党丰城县县长领导下的地方武装，有兵员600人，大队长由县长兼任。为了控制、改造这支部队，吴大可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自卫大队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吴大可主持建立了自卫大队的党支部，发展了新党员，开展了党的活动，并通过上政治课、谈心、交友等方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官兵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他还倡导创办了油印小报，转载反映国共两党对抗战态度的文章，报道全国抗战的消息和动态，激励官兵的抗战热情。到1939年底，自卫大队4个中队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或革命同情分子，领导权基本上已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他还在丰城开办了民众干部训练班，亲任教官。吴大可在训练班报告抗战形势，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争取抗战胜利。他亲自带领宣传队、演出队，冒雨上前线，慰劳守卫在前沿阵地上的东北军某部将士，使他们深受感动。他又通过丰城自卫队、妇女指导处、宣慰团等单位的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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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丰城的抗日民主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1940年秋，丰城县县长对自卫大队政治指导室产生怀疑，便下令撤销这个机构。反动当局还强令解散了在丰城的省宣慰团第二队，撤销了丰城工人义勇队。中统、军统特务加紧了对丰城共产党组织的监视。吴大可将打入这些机构的共产党员胡宗澹等秘密转移，但却置自己安危于不顾，到丰城 《剑锋报》担任编辑，负责主编国际新闻版。他根据党的指示和《新华日报》的报道，结合时局动态，为报纸写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社论和文章。吴大可利用报纸作武器，对破坏抗日的反动言行进行有力的回击。当时，有篇《祝“剑锋”》的文章赞扬道：“《剑锋》，你的光芒直射斗牛中。今日的倭寇骄横，请你直刺它的心胸！《剑锋》，你的毫光烨烨动。秦始皇帝因你脆，现今将士还要来借重。《剑锋》，人们的怒潮填胸。你应为弱者吐气，直杀上三岛富士峰！”吴大可还与广西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从桂林新知书店一批批地购买进步书籍，例如《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游击战争讲话》《平型关大捷》《科学魔术》和《抗日连环画》等，寄到丰城，组织印刷，先是让童工阅读，向他们讲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提高他们的觉悟，然后布置他们在丰城街上售发。这对启迪国统区人民思想、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增强对共产党和红区的正确认识，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狱中斗争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后，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在江西活动猖獗，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民政厅还派出特务来丰城视察工作。2月3日，特务在邮局查获了重庆寄给吴大可的《新华日报》和其他资料。《剑锋报》社长问吴大可：“你是不是共产党？”吴大可笑而不答。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吴大可销毁和埋藏了党的文件，将一批地下党员转移到外县。但他自己仍坚守岗位，等候上级组织的指示，并做好了被捕的准备。2月16日，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派特务组长徐刚立连夜赶到丰城，将吴大可夫妇等4人秘密逮捕。

敌人为了能从吴大可口中得到丰城地下党和前委的组织活动情况，对他软硬兼施，使用了一切手段。特务头子对他说：“现在准你自新，只要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表示愿为三民主义而努力……”话未说完，就遭到吴大可的断然拒绝。接着，敌人对他刑讯逼供，用香火烧，灌辣椒水，钉竹钉，踩夹棍，过红砖，坐老虎凳……但他都忍受过来了，没有向敌人透露一点真情。不仅如此，吴大可还利用丰城监狱作战场，进行革命宣传。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共产党尽忠，假使屈服，就不能表现出我共产党员的人格，现在虽在这里坐监狱，算不了什么事……”敌人经过多次审讯都毫无所获，没有得到半点线索，便认为吴大可“顽固异常”，遂于6月21日将他关进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马家洲集中营是国民党在江西省临时省会泰和县松山村设立的一座秘密监狱，曾先后囚禁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400余人。与归军统特务管辖的上饶集中营不同的是，它归国民党中统特务管辖，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手段更为阴险毒辣，并美其名曰“江西省青年留训所”。马家洲集中营由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挂帅的反共机构“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主办，下设“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特办处主任冯琦，总干事庄祖方。

吴大可一进集中营，就被戴上手镣脚铐，关进重禁闭室。重禁闭室就是死牢、黑牢。它原来是农民堆放猪粪肥料的小屋，只有二三个平方米大，放有一张竹板床，紧靠厕所，臭味冲鼻，里面又暗又潮湿，门上开了一个小碗大的孔洞，用作送饭送水和透气。除了大小便外，不得出牢门一步。吴大可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千方百计与难友联络，坚持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9月上旬，中共清江支部书记（原丰城自卫大队的中队指导员）胡宗澹和中共赣县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被捕入狱，关在吴大可囚室的斜对面牢房，中间隔着一条巷道。他们之间，通过歌声互相传递信息。一次，胡宗澹上厕所经过巷道时，吴大可从小孔洞丢给他一个小纸团，告诉他黄某已经叛变，组织受到破坏，鼓动他寻找机会越狱。胡宗澹把纸团给了谭汤池看，并指着那个带着镣铐的人说：“他就是丰城中心县委书记吴大可，条子就是他写的。”经过秘密策划，9月24日晚9时，胡宗澹与谭汤池同上厕所，卸下厕所门当梯子，在吴大可囚室边上，攀上高墙，纵身跳下，沿着田埂小道，冲出了集中营。吴大可由于带着镣铐无法一起行动，便布设了一个调虎离山的疑阵，更换笔迹写了 “马家洲——泰和——兴国——于都”的纸条丢在窗外。敌人发现这张纸条后，便沿着这条路线向东追捕，而胡、谭实际上是向西奔往上犹，脱离了虎口。

吴大可帮助难友越狱成功，自己却遭受严刑毒打。敌特追捕落空，确认吴大可是胡、谭越狱主谋，便把吴大可拖出来严刑拷打。敌特留训所所长施锦曾写下了对吴大可的审讯过程：“我一面率领警卫追捕在逃两犯，一面令训育组长彭刚夫立即把吴提出，严刑审讯两人下落和越墙图逃经过。不料，在我追捕未获，返回集中营时，彭还在审讯。我遂自行审讯，并采用坐老虎凳、踩杠子等酷刑迫使吴供认一切。但无论如何，吴均回答不知道。我非常恼怒，认为吴‘可恶’，又令特务对吴灌辣椒水，企图迫使他屈服，可是吴仍不妥协，在不堪痛苦的情况下，口吐白沫再度晕去，泼水后又逐渐苏醒。在我不断追问胁迫下，他先不作声，后才断续答道：‘我不会告诉你的！你们好狠毒，要杀就杀吧！’随后闭目不动，躺在地上。我再三追问恫吓，也无济于事。我见此情况，就令管理组长葛作宾、管理员罗伯雍、服务员彭人厚等，把吴戴上脚镣手铐，投入黑牢禁闭。其后，虽经彭刚夫审讯几次，仍无结果。”

马家洲集中营

吴大可在狱中，还曾写信给外面的地方党组织联系劫狱。因叛徒告密，信被敌人在石板底下发现，敌特对他再次用刑，戴上重脚镣，封上门上的小孔洞。吴大可在马家洲集中营受尽了各种酷刑，宁死不屈。他在遗诗中写道：“皮肉给他吧，骨头是我的，就是骨头碎了，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

敌特看到对他采取硬的办法不行，便转而使用软的手段。有一次，敌特在会客室讯问吴大可，假惺惺地给他泡茶送水，诱导他交出前委名单，即可出狱。他怒不可遏，抓起桌上的茶杯连杯带水向特务砸去。敌人还不死心，又安排他在特务办公室与妻子相见，想以夫妻之情来动摇他的意志。他告诉妻子 “要坚强，要提高警惕，防止两面狗咬人”，说完便回牢房。他在狱中天天晚上唱 《国际歌》《延河颂》《苏武牧羊歌》，并写下了 《遗嘱》《勇敢地去吧！》《起来，奴隶们！》和《列宁万岁》等诗篇，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他团结难友一致对敌，并组织策动越狱，决心为党牺牲。他说：“懦怯就是死亡！玉碎或瓦全，就是总的测验，没有掩饰，全要兑现。”

视死如归

1941年12月29日，敌人以检查内务为名，对狱中政治犯进行突击搜查，在吴大可的床铺下搜出了号召难友们起来暴动的长诗《起来，奴隶们！》，又在杨锡类的书籍中查到了吴大可写给他的密信。至此，敌人断定吴大可就是马家洲集中营狱中斗争的组织者、发动者，休想要他改变信仰，放弃斗争。当日，集中营即以“江力行”的代名向上司报告，以吴大可“不仅不思反省以往过错，并公然表示不转变，且进而煽动留训人员阴谋暴动”为由，要求对此“害群之马”予以“芟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冯琦、总干事庄祖方接到集中营的报告后，即请示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最后决定对吴大可秘密处决。呈文由庄祖方拟具，经冯琦签字，以江西省特种办事处的代名“江清元”盖章，送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经曹浩森批示照办，发回执行。冯琦派庄祖方去找吴大可作最后一次“谈话”和监刑。

在一个十分寒冷的日子，庄祖方杀气腾腾来到马家洲集中营，亲自出马审问吴大可。庄祖方要吴大可写悔过书，被吴大可大骂。庄祖方退一步说：“别人都承认了错误，悔过了。你在留训所秘密串联，鼓动犯人闹事，是大犯监（狱）规（定）的，你至少要承认大犯监规的错误，才可从宽处理，否则你就有生命危险。”吴大可神态自若，昂然回答道：“我所做的一切，不但不是错误，而且是极应该做的。”庄祖方恼羞成怒，下令把吴大可押回小牢房，交待集中营头子彭刚夫做好屠杀吴大可的准备，代他监刑。

吴大可早已料到敌人会对他下毒手，但却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写了一张条子给爱国民主人士漆裕元，告知自己准备牺牲，请他转告自己家人，将来要设法去延安，在毛主席领导下继续干革命；还请他转告难友们，要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斗争，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斗争到最后。

1942年2月13日天还未亮，留训所新任所长就带领几个敌特，开始对吴大可下毒手。吴大可用大义凛然的声音怒喝道：“慢一点！”临刑前，敌特将他的眼睛用布蒙住，带到集中营后面松山的一颗古樟树下，把他推入一个已经挖好的土坑，随即开枪。吴大可临刑前，神态自若，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又开一枪。他接连呼三声“共产党万岁”，表现了革命者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气节。行刑的刽子手吓得不敢再开枪，另一个刽子手又补了一枪，吴大可这才倒下，牺牲时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