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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新闻界:当自由突然降临

2013-09-06苏洁

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14期
关键词:日报新闻周刊缅甸

苏洁

再次踏上缅甸的土地,艾钱南已经47岁。他回家见了久别的父母,还好,他们都健康;见了哥哥和从未谋面的侄子,那孩子已经上高中了;见了几个儿时的朋友,当年称兄道弟的他们如今已客气了许多。23年就如一个轮回,让曾经的身边人纷纷老去,却唯独没来得及改变这个国家的模样。

“跟1988年走的时候差不多,这让我很惊讶。除了马路宽了,有了几栋新房子,仰光和23年前没什么差别。周边国家都在飞速发展,缅甸还是老样子,这种感觉不好受,要知道,缅甸曾经是地区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不过,开心的是,人们不再害怕了,我的行动也没有被监视。如果是多年前,很多人应该根本不敢见我。”艾钱南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着重返祖国的感觉。

2012年2月,艾钱南获得了短暂的5天回国签证。而回国前一个月,缅甸当局释放了当年逮捕的艾钱南的17名同事。作为长期流亡在外的缅甸知名媒体人,艾钱南知道缅甸政府希望借此向外界释放的信号。“那次回国还见了国家信息部长觉山,不过他依然把我们当作‘国家的敌人。”讲到这,艾钱南颇有些无奈。

1988年,缅甸民主运动遭军队镇压,艾钱南流亡挪威。四年后,他和朋友在奥斯陆成立了“缅甸民主之声”电台,逐渐发展成为电视台,并长期得到挪威政府和美国、欧洲等基金会的支持。这个当年让缅甸政府视为国家公敌的独立媒体,坚持采用和播发境内独立记者的报道,最终导致17人被捕,其中有些人被判监禁60年。

如今,缅甸民主之声的境遇大为改观。除了在奥斯陆和泰国的办公室外,艾钱南已经在筹划位于仰光的分支机构了。而这一年多的变化,是他不敢想象却期盼已久的。

当记者面对镜头

缅甸民主之声已经可以在缅甸境内发行刊物了,而艾钱南今年的计划是,争取到政府的播出执照,从而让节目正式落地缅甸境内。

好消息不止一个。

在经历了近50年“报禁”之后,缅甸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民办日报。4月1日,民众一大早到报摊买民营日报创刊版。当天发行的日报销量可观,其中一份报纸印了8万份,还没到中午就被抢购一空。

2012年底,吴登盛领导的缅甸政府宣布“任何公民都可以申请办报,从2013年4月1日开始生效”后,共有16个新闻刊物获准每日发行。昂山素季所属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民主浪潮日报》亦获准发行,他们将出刊日定在了4月底。

4月1日当天发行的报纸共有4份,从《声音周报》衍生而来的《声音日报》是其中之一。“這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十年前《声音周刊》创刊时,我们就抱着这样的梦想。”《声音周刊》的编辑辛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缅甸民众心中“敢说真话”的媒体,《声音周刊》是缅甸媒体管制变化的亲历者。

2010年,昂山素季被解除居家软禁时,根据当时军政府的要求,“除被解除居家软禁这一事实外,其余一律不准报道,不准上头版,不准用大幅照片。”《声音周刊》主编觉瑞敏回忆着当年的媒体管制情形。

由于没有按指示报道,《声音周刊》多次遭遇停刊。

他们并非个例。“缅甸民主之声”负责人艾钱南至今仍记得很多年前,一位缅甸观众在缅甸民主之声的网站上留下的一句话,“在缅甸,活着除了呼吸,还为了收看你们的节目。”

这种看似夸张的说法,却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缅甸的媒体环境。除了缅甸民主之声外,1992年在泰国建立的《伊洛瓦底》杂志和总部位于印度的密希玛通讯社,长期在境外报道缅甸社会。

与相对独立运作的境外媒体相比,缅甸境内私营媒体的生存环境则要恶劣得多。上个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禁止私人日报发行之后,全国只有7家国营日报。而私人经营的周报、杂志、月刊等,除了难以获得执照、报道需要接受严格审查外,更是常面临处罚、停刊、记者被捕等问题。

2011年2月,改革派吴登盛当选缅甸总统后,对媒体的管制开始逐步放宽。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改革之一,是从2012年8月开始,针对所有本地出版部门的审查制度的取消。与此同时,2011年12月,吴登盛在新的《和平集会与游行法案》上签字,使之落实成为法令。

“从去年8月20日到现在,缅甸新增了400多份周刊,几乎和过去50年来所有新闻刊物的总数相等。”在缅甸做了25年记者的昂欣良表示。如今他撰稿的周刊《第一媒体》,成立于去年8月20日之后。

而对报道范围的放宽,缅甸的媒体人重新恢复了活力。一些过去属于“禁区”的争议性话题有了被报道的余地,然而如何拿捏报道的分寸,成了对记者最大的考验。而缅甸官方,似乎也并未完全准备好应对“开放”的媒体。

2012年11月,在缅甸政府宣布废除审查制度的3个月后,缅甸西北部针对铜矿项目污染的游行正在进行。《声音周刊》和一些民营媒体记者前往报道,迎来的却是缅甸警察“拍照伺候”。

当天,在示威人群中穿梭的《声音周刊》记者哥泰,被迎面而来举着照相机拍照的警察吓了一跳。

“我是记者,为什么拍我?”见身边记者多回避退缩,哥泰忍不住说了句。警察冷面未表态,只是对着哥泰多拍了几张,之后索要哥泰的记者证并进行了登记。至于关于示威游行的相关问题,警察表示无可奉告。

随后,哥泰致电当地政府官员,问“能否带着周刊前往拜访?”对方的回答也在意料之中,“无法安排见面”。

数日后,缅甸官方媒体《缅甸新光报》公布了铜矿污染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居民健康问题与铜矿无关,但相关项目也需改进”。

突然公布的结果让缅甸民营媒体“措手不及”。“铜矿开发对政府来说是敏感问题,民众也非常关心。但只在国营媒体上发表调查结果,我们事先都未知晓。”《声音周刊》主编觉瑞敏对于这种“不公正”对待表示不满,但也无奈。

“如今的报道自由多了,但仍有许多禁区。比如军队内部、政府腐败,以及与克钦邦的冲突等。官营媒体和民营媒体的地位差距由来已久,很多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从事缅甸报道长达40年的瑞典人博蒂尔·林德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乎无序的自由状态

为《第一媒体》周刊撰稿的昂欣良面对突然开放的媒体和不断涌入的新人,除了兴奋外,他还有一种吃力的感觉。

“年轻人思想活跃,充满激情,但缺乏冷静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耐心,常会发出一些不明真相的报道。如何教他们写出合格的报道,有时候让我感到力不从心。”已过不惑之年的昂欣良说。

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统计,缅甸报纸如今雇佣的新记者,是曾经员工人数的两倍。很多人来应聘是为了获取赚钱机会,而非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由于缅甸的大学没有设立新闻专业,不少加入新闻队伍的是文学爱好者,队伍的水平良莠不齐。

“不仅私营媒体在大举招人,连缅甸的官方媒体也在向社会招聘作者。以前像《缅甸新光报》这样的官方媒体,都只采用指定学者的评论文章,如今他们也愿意采纳社会的声音了。”云南社科院缅甸问题专家熊丽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媒体管制的放松,发行物的剧增,也让这些希望大展拳脚的新闻人,面临一个新挑战——市场竞争。

“媒体是一门生意,要求经营者有足够的预见性。同时,现金流、广告、畅通的渠道等,都是缅甸媒体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此多的报刊获准发行,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对缺乏经验的缅甸媒体而言,并非易事。”国际记者协会的顾问,长期为媒体做经营咨询的米歇尔·福斯特说。

对于刚刚发行日报而言,竞争从面市的第一天就已开始。4月1日发行的日报中,3份是免费的,另外一份售价为150元緬甸币(约合人民币1元)。

《联合日报》是当日发行的报纸中较有实力的一个。其总编83岁的温丁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党元老,同时也是缅甸媒体界标杆式的人物。有温丁坐镇的《联合日报》财力雄厚。“我们计划从1日起连续十天免费发行,至于从业人员,我们基本是选择有丰富从业经验的。”

“现在缅甸的媒体广告基础非常薄弱,除了官营媒体,个体媒体很难拿到广告资源。另外,现在的报纸发行也主要集中在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博蒂尔·林德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今,缅甸的报摊附近,常可以看到坐着马扎阅读报纸、杂志的市民。翻开一份杂志,图文并茂的大幅报道,抓人眼球的新闻标题,俨然已经展示出了媒体开始“市场化”的一面。但这样的市场化,并非每人都欣赏。

“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媒体的追求变成了经济效益,而非新闻的真实性。”缅甸的专栏作家梭民登在评论中如此写道,“骂政府的、骂外国投资公司的,很多都是夸大其辞。为了好卖,怎么抓人眼球就怎么写。”

甚至昂山素季也曾在公开场合对一些“捕风捉影的媒体作风”表达不满。

“解除‘报禁后,新的新闻主管部门尚未形成,而适应新形势的《新闻法》也未成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缅甸的新闻界处于一种近乎‘无序的自由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有足够经济来源或者政党支持的媒体可以生存,小媒体公司可能很难生存。”艾钱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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