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开始杂文写作，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

在那之前，我已经有七年的工作经历，先是在湖北沙市，后来是在甘肃兰州。从事的职业，一份是图书馆员，一份是大学教师。

我有过十一年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和研究经历。1981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大学二年级时发表了第一篇专业论文，1992年转向杂文写作前，正在从事知识组织理论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武大图书馆专业，录取分数居文科之首，当时人们认为这个专业既有读书的方便，又没有文科专业的“政治风险”。这一认识的背景是，“十年动乱”推向极端的“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既摧毁了社会的知识积累，从而反向地增强了人们的求知欲，也摧毁了社会的公共生活，使人们对公共参与的危险性“心有余悸”。

心有余悸，当时是一个跟“拨乱反正”几乎同样流行的词语。人们一方面对国家的走向兴奋而期待，一方面个人对被卷入公共生活既鄙弃又欲远之。这样的心绪，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过来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心有余悸”的说法既反映了对和风细雨气氛的珍视，也反映了对得而复失的恐惧。

然而，新一代在生长，大学里有激情洋溢的新青年。这些人并没有亲尝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厉害”，正满怀青春热情，兼有“天之骄子”的身份，激于改革話语，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撞击，上演了澎湃昂扬的八十年代终曲。然后，是一段社会的低落期，再然后，社会进入由“南巡”启动的经济时代，这是一段新的历史，直至今天。

这近三十多年的社会脉络，正是我从少年到中年的时段。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我为什么会写起杂文。有人善理财，有人擅跑步，有人好烹饪，有人能歌吟，天与其才，各有胜场。杂文家也有天生的资质。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公共生活有表达的愿望，至少愿望的强烈程度很不相同，我写杂文，是因为对公共生活有个人表达的愿望。

公共生活、个人表达，这就是杂文的本质。它构成了杂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杂文的形式，可以是诗、文、剧乃至小说，但核心必是针对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表达，有宣言、文告、论文、著作、评论等等，但杂文的表达是个人性的。

杂文为谁而写，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或非本质理解的问题。因为杂文总是针对公共生活，“杂文无私敌”，“杂文为公益”，所以，很多人包括杂文家自己都容易认为杂文是公共写作。然而，如前所述，宣言、文告、通知、论文、著作、评论，那才是公共写作。

杂文是为己的写作，而非为人的写作。因其针对公共生活，或许可说是“为人兼为己”，但终极而言，杂文是个人表达，应有独立的思想品格与个性的写作风格。因为针对公共生活，它可能激发人们的共鸣，这是客观效果。因为针对公共生活，它应有公共价值的坚持，并内化为自己的选择，这是前提条件。

现在，人们还经常说到公民写作，杂文也被视为一种公民写作。我想，两者间有交集，但如果能够看到，公民只是个人在国家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属性，公民生活只是个人生活的一个方面，那么就能够理解个人写作与公民写作并不等同。公民写作是个人写作的展开方向之一，但个人写作的彻底性甚至可能是反公民身份的。“公民不服从”，既可以是作为公民的不服从，也可以是对公民身份的不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