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玲玉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一、家族企业与家族理性

没有个人理性，就没有西方经济学的完美的大厦；没有对家族理性的深入研究，就难以解开家族企业、特别是中国家族企业运行的内在密码。

在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从来都不曾存在真正意义上绝对自由的个人，因为在这一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拥有着不断改写和重构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结构人际网络，同时也处于他人不同等级层次的差序结构缘份网络中，而不是如同西方社会所奉行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信条理念和价值准则。

在中国社会，个人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1988）认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杨国枢（1998）进一步指出，“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人们一切努力的目标不外乎是要“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个人成功的路径毫无例外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达到了“家国天下”的最高境界，“国家”也只不过是“家”的最大化的一种状态；所谓“君臣父子，忠孝节义”，将“国”的治理与“家”伦常统一起来。因此，在占中国社会绝大部分比重的企业组织形态——“家族”与“企业”浑然一体的家族企业中，人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家族成员之个人的思考、判断与决策不可能游离于家族愿景之外，而致力于追求个人利益及价值的最大化，他不可能不遵循有别于个人理性之外的另一种逻辑，这就是家族理性。

家族理性是指人们从家族的整体荣誉及利益最大化出发来进行思考、判断及决策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认知结构。因为家族理性的存在，所以“模糊”的产权结构并不必然妨碍家族企业的经营效率，因为不管如何“模糊”的产权，终究属于成员人人有份的“家”和“家族”，所谓“肉还是烂在锅里”；同样是因为家族理性的作用，所以在家族企业内部，“利已”与“利他”的动机可以实现和谐的统一，“利他”就是“利已”，因为在外部制度供给不足、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机制尚不健全的今日社会，个人的安全及福址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有赖于家业的兴盛和繁荣。

家族企业——因为是家族的而非公众的，在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国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冷遇或歧视，既使在美国，也有忌讳被称为家族企业的强烈倾向[1]116。大部分家族企业经营者常常习惯性地对人说：“我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中国民营企业中“红帽子”现象，也是这一心理的表达。无论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者，总会在潜意识里希望自己的政策或研究成果能最大化全社会（而不是一部分人或家族的整体利益，进而推进人类的文明和福祉。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一善良意愿未必能完美地实现。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分解所谓“社会整体利益”，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Israel M.Kirzner在他于1984年7月30日在澳大利亚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主办的John Bonython Lecture中发表了题为“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 in the Economic System”的著名演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彩表述：“把社会看成是某种经济实体的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在我们讨论社会层面的有效利用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社会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讨论社会层面有效利用问题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拥有关于社会目标的完整的、集中储存的知识，然而在社会中，这样的知识显而易见是不存在的。相反，哈耶克指出，我们所拥有的知识都是零碎的和分散的”[2]。由于关于社会目标的完整的、集中储存的知识，是显而易见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所处理的不再是如何应付稀缺性的问题，而是下面这一更微妙的问题：弥合存在于整个社会中的知识之间的隔阂，这超越了更琐碎的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稀缺性的问题……而企业家则在这个鸿沟上架起桥梁，他注意到了这些零碎的信息，而通过把这些错误转化成利润的行动，他就纠正了最初的错误。他的活动趋向于解决分立的知识的问题。就此而言，企业家的作用完全能够增加我们上面曾经论述过的在适当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利益。

Israel的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关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完整的、集中储存的知识并不存在的本质，他还生动地刻画出作为创业者的企业家在弥合整个社会中零碎的、分散的知识之间的鸿沟所起的关键的桥梁作用。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我们不难理解，家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能获得如此长久而普遍的成功，这些家族企业的权威们在弥合存在于家族内部以及家族与外部环境之间分立的、零散的知识、从而最大化地激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潜能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还有谁能像这些家族企业主一样具有弥合家族内部分立的、零散的知识的激情和天赋呢？当关于社会目标完整的、集中储存的知识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家族企业模式无疑是最大化创造社会价值最直接、最成功的范型之一。现在看来，家族的也是社会的，这一命题并非悖谬。由此看来，对家族企业予以关怀与尊重而非漠视和打压，确有经济学意义上的需要与必然。

二、家族理性的尊重

西方文化对于“自私的”、“利己的”、“排它的”个人理性的尊重并未造成天下大乱，反而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夺目的物质文明时代。由于有效激发了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潜能，成功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由个人理性到社会理性的对接。因此，个人理性在西方社会受到尊重有其内存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中国以“家”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传统已流传数千年，以追求家族美好愿景和家族整体荣誉及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家族理性，已成为华人社会最重要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准则。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家族理性的漠视根深蒂固，具体表现在：对于家族企业的分析直接套用西方企业治理结构理论模型，对“两权合一”、“家族主义”、“关系治理”等不加分析地批判和指责；对家族企业生存发展中存在问题开出的“药方”也是以西方企业理论为取舍标准配出的大堆“西药”，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模式的构建上也大多只是对西方企业成长理论模板无关痛痒的修正。这样一来，自然造成如香港中文大学黄绍纶教授所指的“理论与实务对话的困难，学术研究与公司经营脱节”这种“鸡同鸭讲的窘境”[3]299。

现在看来，家族理性的尊重自有其经济价值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必然。实际上，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经济理性的融通也是大势所趋，只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家族理性毕竟还是华人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从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理性）的角度而言，个人理性在西方社会是合乎情理的行为起点，而在中国社会，家族理性则更为直接一些。放眼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个人理性与家族理性的融合与互补，将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项。

三、家族企业的关怀

（1）生存环境相对严酷

在中国企业的丛林中，家族企业是其中生存环境最为严酷的物种。国有企业占据了先天的资源及政策优势，外资及合资企业可以享受招商引资、税收贷款等诸多新的政策优惠，而家族企业则天然背负原始落后、效率低下等负面的压力及历史的包袱。家族企业主们除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博得一席之地之外，为家族安全及名誉计，总要千方百计获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官方正统的身份。郭凡生讲到他到美国参加一个展览，主办方邀请比尔.盖茨做演讲，当他走进大厅的时候，全场起立鼓掌十分钟，据说既使美国总统来了也难受到这种欢迎，因为他是美国人民心目中、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事实上，过去十几年，国有企业解决的就业是一个负数，而每年将近2000万的就业人口中绝大部分地是由家族企业在解决[4]54。我们期待到那一天，中国伟大的企业家们也成为人们心目中英雄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强大的时候。

（2）家族企业面临挑战

家族企业的关怀在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三十年来国家人口政策上执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小型化成为必然，大量核心家庭的出现也改写了传统的宗族观念。再加上现代信息及技术的迅速普及，人们交流、沟通及出行的范围早已打破传统乡土家园的束缚，传统意义上的固乡守土、薪火相传的家族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家族理性的内涵无论从中国传统历史的纵向维度，还是从全球范围内各国家族企业的横向维度来看，中国的家族企业主们在企业使命及代际传承等方面，都面临一个没有模式可以仿照、没有榜样可以学习的窘境。人类的进步在于合作秩序的扩大，如果哈耶克所言不虚的话，对于面临全新考验的中国新型家族企业，真诚地关怀其成长，切实地帮助其脱困，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3）关怀与支持是明智选择

李德军（2009）在他的实证研究中将家族企业的终止分为正常终止与非正常终止两大类，其中非正常终止的原因主要有盲目扩大规模、盲目多元化与不切实际的制度改革、盲目融资不能偿还或为他人担保产生连带责任、业主能力差、经营不善、内部混乱、家族矛盾、传承不当、分家析产、违法经营、与职业经理人的矛盾、股东间的非经营性纷争、变异的社会关系网络导致企业终止、企业主弄事犯罪、劳资冲突、企业主婚恋变故等。正常终止的原因主要有无法获得新的融资、产品缺乏竞争力、政府行业整治“一刀切”导致企业关闭、合作伙伴矛盾而散伙、账款不能回收、主动停业、迁出原址、异地经营、注销企业、成立新公司等。在他对746户家族企业追踪12年（1995-2007）的调查中发现，家族企业的正常死亡率从2006年的23.5%上升到2007年的62.1%（见表）。尽管企业终止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不难发现，缺乏良好的经营环境、稳定的经营秩序、良好的支持体系是家族企业死亡的重要外因。家族企业的关怀和支持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

（4）政策的创新是成败关键

江浙一带的家族经济在全国享有盛誉，这当然有着历史文化传承的影响，但这也与当地政府对家族企业真诚的关怀和帮助、诚心诚意为家族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信用环境以及服务支持体系分不开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家族企业、家族经营贷款难是全国性金融领域一大难题：银行有钱不敢贷，企业需要贷不到。只有浙江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推出了“联合担保贷款”这种信贷模式，成功地化解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如农行浙江分行推出农户联合保证担保贷款，本着自愿组合、多户联保、责任连带、风险共担的管理原则，由5户以上农户户主组成联保小组，毋需进行财产等其它抵押手续，而农行则对联保小组成员一起发放贷款[5]。针对家族企业第二次创业及代际交接的难题，还是江浙一带的地方政府推出了创新性地培训企业家后备人才的计划，如2009年8月10日，江苏省委组织部发布在国内广受关注的“苏组通[2009]58号”文件，计划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接班人，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这些培养对象，大部分从“富二代”中选取。第一批学员包括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之子高晓东在内50名学员[6]。

关怀与支持家族企业，从政策层面计，政府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在学术研究方面，学者们独立思考、求真务实、虚心向下的心态是理论创新的关键。

四、家族企业员工的关怀

家族企业及家族资本主义，是被人们称为“既看得见经营者的脸、又能听到其声音的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意大利的“经济复兴奇迹”，日本的家族企业文化的营造也被视为成功的范例。在中国，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家族企业的偏见和歧视，我国家族企业内部员工的生存环境、心理需求等方面也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根据慧聪网对上万用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就业的几个选项中（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国企、政府机关、家族企业），选择家族企业的仅占5%，地位低、收入少，稳定性差、保障乏力、安全感不足等是家族企业员工所背负的沉重包袱[4]5-7。如下表所示。

表4-3-（a） 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选择

表4-3-（b） 大学生的看法：在家族企业中工作是否会得到尊重

表4-3-（c） 你认为家族企业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吗

由于家族企业面临激烈的外部竞争及严酷的生存环境，企业承受的压力自然会渐次释放到员工身上，再加上企业内部成员角色复杂，给家族企业非家族员工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和特殊的精神困境，这一切有待企业文化的更新、外部环境的优化以及和谐社会的营造。

[1]仓科敏材（日）.家族企业[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116.

[2]Israel M.Kirzner.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 in the Economic System[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cee0d20100cniv.html,1984-07-30/2010-03-25.

[3]李新春，张书军.家族企业：组织、行为与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99.

[4]郭凡生.中国模式——家族企业成长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4.

[5]农行浙江分行推出农户联合保证担保贷款[EB/OL].浙江理财网,2009-04-24/2010-03-25.

[6]横溪党建.关于在全省实施“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的意见[EB/OL].http://hx.jndj.gov.cn/article/149/1367.Html,2009-08-26/2010-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