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新

(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东京1698050)

前言

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我不认为日本人是先天性的“无反省国民”。正如对规定了放弃战争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得到日本国民坚决和广泛的支持所反映的,在战后的日本社会,和平意识已经紧紧地在国民之间广泛地扎根。这里的和平意识在我看来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东京审判” 和“旧金山和约”面前它确实低下了头,并对战争的残酷性和危害性做了一定的反思。但是他们认输不认罪,对其中残酷性与危害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而和平意识的另一个局限性就是目标的唯一性。

虽然放弃了战争和放弃了战争力量,但是,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武士道精神的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还使得他们自认为是“有色人种的精英”。时至今日,仍还有不少日本人坚持认为自己的亲人是为抗击欧美的入侵,保护东亚的和平而战死在中国乃至亚洲其他战场,为此他们还继续在各个方面对亚洲各国进行干涉,不仅仅是中国,朝鲜和韩国也仍都是日本干涉的对象。

日本是如何反省的,这是我报告的主题。本文将通过文学—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的这一文化表现形式,来分析日本是如何反省的和反省了什么及其原因所在。

一

日本是东亚地区唯一一个两次世界大战都参与,并且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大罪魁国之一,给周边国家和亚洲人民留下了巨大的战争创伤。这场大战不仅在时间上与现在很近,而且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对日本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始终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既是三个战争发动国之一,也是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对这样一次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战争,日本迄今为止仍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反省的也不彻底,近年来篡改战争历史和否认侵略战争等令人瞠目行为越来越露骨。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期间高瞻远瞩地提出“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和尊重二战成果就是要开万世和平,永无干戈;只有维护和发展了二战的成果,我们才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才能有一个实现中国梦的良好国际环境。

日本当代文学几乎都与二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但是其主题既不是反对侵略战争,也不是反对战败,而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世界大战进行反思,描写战争的残酷,[1]战时经济困乏以及给普通民众造成的感情扭曲等的心理创伤。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意识,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作家的个人体验密切相关。纵观日本二战后的文坛,无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说,这一意义上的反战文学一直占主导地位。

日本反战文学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战争的揭露,二是对核战争的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文坛受法西斯势力的严格控制,几乎不能发表什么反战言论和反战作品。战争结束后,长期积蓄在作家心里的反战情绪便如洪水般奔腾直泻、势不可挡。各式各样的反战文学应运而生,反战成为当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当代文学是从反战文学起步的。但是也毋庸讳言,由于战前的错误教育和舆论导向,日本人和日本作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不尽一致,所以日本当代反战文学并不是清一色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文学,也存在打着反战的旗号为军国主义分子招魂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所谓反战文学。二者针锋相对、壁垒分明。

二

日本民族自从进入中世纪以来,幕府执政武家政权长期当家,造成这一民族长久以来“尚武”,成为一个军事集团色彩强烈的国家,在古代作品中也有很多描写战争的作品,如《平家物语》等。近代开国后,大量资方文化传入,主要是西欧的技术,映衬出日本的落后性。为了扭转劣势,日本举国大张旗鼓开展了洋化运动。有人发明了“和魂洋才”这个体面的词汇,大力奖励技术的洋化,而鼓吹保持“和魂”,也就是精神方面,保持原样即可。并非是因为优秀才保持原样。精神文化的优劣不像生产技术那样直观,特别是文化艺术领域,还存在语言的差异。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流行政治小说,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现象进行批评和抨击。由于在鸟铳传入种子岛以来传统的日本,技术的洋化立即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被这种洋化运动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所具有的强烈的遭排斥的局外人意识,遽然地演变为极端偏激的民族主义意识,偏执地鼓吹日本要“向世界雄飞”。要“向中国扩张伸权”,同时又狂妄地提出什么“南进论”,“北进论”,毒化近代国家国民的心灵。而就在这一阶段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更令日本全国上下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热血沸腾,整个日本社会进入利令智昏的境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德富苏峰①立即发表《征讨清国的真实意义》,出版《大日本膨胀论》,鼓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实行膨胀实践的最好时机”。在甲午战争中充当随军记者的国木田独步②在报纸上连载的长篇报告文学《爱弟通信》 (1895),描写在朝鲜战场的《阵中日记》 (迟冢丽水),《大村少尉》(川上眉山),荻原塑太郎的《原田重吉的梦》(战后改名为《日清战争逸闻录》),德富芦花③的长篇小说《不如归》(1898)及泉镜花的《凯旋祭》等,有关甲午战争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日本最畅销的读物。新生日本帝国孤注一掷,险胜沙俄帝国的日俄催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樱井忠温的《肉弹》(1906年)是根据他自己战场从征的亲身经历加工的。水野广德的《在此一战》(1911年)再现了日本海军舰队与俄罗斯舰队激战的情形,将日本国民的好战狂热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就在日俄战争最为白热化时期,针对罗曼诺夫王朝,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发表了一篇抨击战争的文章,日本的报纸刊载了此文。受到从敌国传来的反战讯息刺激的日本女诗人与谢野晶子(Akiko Yosano1878—1942),以对半年前被征发参加旅顺包围战的弟弟诉说的形式,在1904年《明星》9月号共公开呼吁:《你,别去死!》

与谢野晶子有个弟弟叫筹三郎,非常爱好文学,但为了继承家业只好放弃。明治37(1904)年夏天,筹三郎被一纸召集令征到第4师团8连队当兵,不巧正赶上参加日俄战争中的旅顺要塞攻坚战。大家知道,被乃木称为“铁血覆山山改形”的攻击战中,日方用的完全是肉弹战术,六天中日军共倾泻28英寸炮弹五百余吨,整个战争日军死伤人数达59 000人,比俄军多30 000人。当时,旅顺苦战的战报每天在报纸上登载,与谢野晶子怀着对至亲同胞的真挚感情,为弟弟的安危担惊受怕。她把这种感情直言不讳地写进了和歌,诗的标题也是开宗明义:《你,别去死!》副题是“叹身处旅顺包围军中之弟”。全诗共五段,现仅介绍其中最为最痛烈的一段如下:

《你别去送死》

叹旅顺围剿军中的弟弟

啊!吾弟,我为你哭泣,千万不能送死去。

你是雁序最末之子,爹娘宠爱于一身。

春晖庭训遵正道,难道教你去杀人?

二十四载恩情重,讵料天涯成亡命。

为何你要去送死,旅顺存亡何关情。

你可知,

吾家世代陶朱业＊＊,背祖远征无先例。

吾弟不要去送死,君王逍遥复逍遥。

让你替他去洒血,让人殉在虎狼道。

血染沙场为哪般?难道此谓光荣死?

君王若有爱民心,如何想象这一切。

啊吾弟!你不该去征战送死。

去秋娘送爹长逝,悲叹未息今送你。

肝肠寸断佳无依,孤苦伶仃常饮泣。

人言圣代多安康,谁怜老母白发丝。

门帘后边恸声咽,袅娜新娘生死别。

恩爱无比才十月,不忍从此成永诀。

试想可怜少女心,本欲青藤绕树依。

你是她唯一依靠人,啊吾弟!你不要送死去。

＊＊日本人以长子继承父业和财产,故作如此说。

这首反战歌一经发表,便遭到一些狂热于日俄战争的文人的猛烈批判,“身为皇国的国民,此为不敬之举”。文艺评论家大町桂月言辞激烈地谴责道:“与谢野晶子是乱臣贼子,是国家应以国法论处的罪人。”对此,与谢野晶子毫无退缩的意思,为了反驳,她在《明星》11月号上发表《打开的信封》,前言写道“论爱国的热情,我不输给任何人”,接下来,“只要是女性,都会厌恶战争。如时下流行,`赴死'、`赴死'常挂在口,讨论什么事都要摆出忠君爱国和教育敕语,难道就不危险吗,诗歌就是诗歌,不抒发真情的诗歌,还有什么价值可言。”与谢野晶子不但没有屈服在这些指责下,翌年,她的诗歌集《恋衣》刊行,再次登载了《你不要送死去》。

日俄战争是垂死的沙俄帝国与新兴的日本帝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的一场非正义的厮杀,战争打的激烈异常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与谢野晶子担忧自己弟弟的命运,喊出了不能为帝王去送死的强音,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她却没有看到化为战场的旅顺人民生灵涂炭的遭遇。与根据自己作为随军医生参战的经历描写战争残酷,士兵悲惨的田山花袋④的《一兵卒》以及芥川龙之介⑤的《将军》等一起构成了近代日本反战文学的主流。后者着力描写了日军敢死队精神上的盲目、无奈和疯狂,对照表现出中国抗日志士的镇定从容、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辛辣讽刺了侵华日军“持枪盗贼”的本质,矛头直指日军偶像被尊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大将。这一切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形成的,是在日本本土中心发出,诚可谓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表达反战意识的先声,同时也奠定了近代日本文学对战争的态度。但是,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至上的传统几千年来产生出轻武的风气,“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有名的俗语就是证据。而日本则不然,由于总体“尚武”,公开提倡“花中樱花,人中武士”,人中的豪杰自然成了“武士”。虽然日本很多作家在描写武士时尽量将他写的温良恭俭让,彬彬有礼,但是剥去那张中国儒教礼仪的外表,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残忍,暴戾,乖僻,嗜血如命的武士嘴脸。

三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民族,当这个国家或民族进入全民战争状态的时候,即使是在政治高压状态下的无奈的战争,或多或少也总会有一些具有良知的人士成为反战斗士,他们会坚决而义无反顾地奋起反抗,反抗任何形式的战争,特别是那些丧失人类天良和反人类的战争,这些斗士们的行为和意识,总会以文学为战斗武器,文学作品会成为他们带声响的匕首和投标。可是就这一点来说,作为日本这个民族在整个二战期间,在法西斯军部的高压统治之下,明治以来形成的反战文学传统产生了断层,尤其是20世界30年代以后,这是极不正常的,因而也就说明,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着好战和善于侵略的极端民族特性。可以说,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角度来说,这是扭曲了的民族性格。法西斯军采取高压政策,裹挟人民参加侵略战争,教育和文学也都为虎作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广岛大学教授水岛裕雅⑥将那个时代日本的文人分为四大类;1.是刚正不阿,正面对抗,最终遭到逮捕关押;2.对自己以前的反战言论表示忏悔,发表声明表示抛弃自己的立场(日本人称之为“转向”),转入沉默或是写一些不疼不痒的小品;3.全面投入法西斯怀抱,充当御用文人;4.抑制自己的感情,写一些与时局政局无关的文章,抑或是私下里写些反战作品,但不发表。

水岛继续分析到,其中选择1的日本作家非常少只有二三个人,上述的小林多喜二⑦算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宫本百合子⑧。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街头与地下工作者联络时,遭到特高警察的袭击而被捕,数小时后即被毒打致死。小林之死是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的分水岭。宫本也在同年被逮捕,没经审判就一直被关押,直到战败后才被释放。选择2的日本作家也不多,中野重治⑨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小林逝世的那年6月,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发表文告,声明“转向”,也就是放弃革命思想,脱离革命运动。由此造成进步作家组织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和混乱,大批党员、作家纷纷“转向”,变节投降。但选择3的著名文人很多,如被誉为“国民诗人” 的北原白秋⑩就曾接受法西斯军部的要求,写了很多赞美战争的诗歌;高村光太郎⑪担任`文学报国会'诗歌部部长,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诗人”,德富苏峰更是老当益壮充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先后抛出《昭和国民读本》(1939年),以教化民众,使其盲从战争,当日本战败日益接近时又炮制《必胜国民读本》(1944年),号召民众与军国主义分子一起垂死一搏;火野芦平作为战地记者随军参加攻打徐州的徐州会战,写下了《麦子与士兵》,成为“报国文学”的样板,受到国民狂热的追捧,销售量超过一百万部。后他又继续写了《土与士兵》,《花与士兵》等士兵系列小说。第4种人为数不多,其代表人物有唯美派代表作家永井荷风,堀辰雄,原喜民等。永井对人生抱消极态度,对现实社会不满,却又没有叛逆的勇气,只好追怀过去,一方面在创作一些描写女佣,艺妓的剧本,同时又不断地撰写《断肠亭日乘》,直到战败后才公开发表。堀辰雄,原喜民亦是如此。这两人由于体弱多病,被免予兵役在战时体制的高压下坚持写作,默默地抵抗着军国主义的时代潮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大出版社为了抢到前线第一手信息,纷纷派遣作家随军奔赴前线体验生活,撰写战地报告文学或战地通信稿。1937年秋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三个月,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特派记者随军到华中战场采访。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无锡、常熟,直达南京,随军参加了日军进攻南京及攻陷南京后的全过程。回国以后,他用12天时间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发表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小说素材取自石川的亲身经历。他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在良知的驱动下写出了这部客观描写日军暴行和厌战情绪的作品。军事当局却以“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将杂志查禁,并判处石川禁锢四个月,缓刑三年。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从军作家无不歌颂皇军“堂堂进军、赫赫战果”,而《活着的士兵》 却敢于秉笔直书,实属罕见。遗憾的是,就连石川这样具有进步意识的作家,最后不得不也顺应时势地写出了赞美侵略战争的《武汉作战》。上田广撰写了反映铁道兵生活的《鲍庆乡》,《黄尘》等战地报告文学作品,在北京,天津前线的尾崎士郎写了《悲风千里》。这些作品都是以在侵华战场上的士兵为主,歌颂他们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所向披靡,奋勇杀敌的事迹。1938年8月,日本侵华总指挥部为了配合攻打武汉,加速中国的灭亡,要求作家从军组成“笔部队”,全面协助侵华军事行动。于是,有24人的笔部队陆军班,8人的海军办班,还有音乐家组成的唱盘部队,美术家也不甘落后地参加了美术班。到11月又有10几名文坛名将参加了南支从军笔部队。林芙美子的《战线》,丹羽文雄的《海战》等,都是作家以文学家的视点捕捉到的战场前线的情况撰写的战场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几十名作家、画家、诗人、记者等组成军事报道班,随着侵略日军到处征战,马来、缅甸、爪哇、菲律宾等地,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无处不留下他们的足迹。

四

1945年的战败给日本文学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上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生。战后初期的阶段,当时各种思潮迭起,不同的体验在人们内心交织,作家创作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中,对“神国不灭,皇军不败”之类神话深信不疑的日本人对于战败的敏感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在文学创作中避讳也最多。

日本战后“反战文学”如火山喷发大量问世,其中最常表现主题有两个:经济主题和情感主题,而恰恰是这两个主题,造成了日本人受害意识的大量产生。如自然派作家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战后派作家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大冈升平的《武藏野夫人》,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白痴》等都从各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受害和感情受害;夏目漱石私塾女弟子野上弥生子的短篇小说《狐》,描写了主人公为逃避兵役蛰伏山中养狐韬光养晦,每当想起肺病“一旦痊愈,又会被拉去打仗,便产生绝望”,甚至巴不得因病死去,也不愿死在战场。根据自己战时从军当兵的体验写成的小说,如大冈升平的《俘虏记》 (1949年)、《野火》(1952年)则描绘日军在菲律宾战场伤亡惨重,一群溃不成军的散兵游勇啖同类身上的肉,着重刻画了日军在疯狂蹂躏和绝望自戕中的暴戾。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年),《激烈摇摆的风筝》》(1963年)中的川边中士因染上性病久治不愈,就听信喝用人骨磨成粉末的偏方,掘墓挖出半年前处决的中国俘虏的头盖骨,将其敲成碎片作羹汤一饮而尽。描写原爆受难者体验的,如大田洋子的《尸横满街》、《到哪里去》,原喜民的《夏季的花朵》,被称为原爆诗人的栗原贞子《原爆诗钞;我的广岛原爆证词》。转向文学青年的体验,如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战后复员士兵体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女性视角,如林芙美子的《平民区》,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原》等都是反战、厌战的不朽名作。

女作家壶井荣⑫的《二十四只眼睛》(1952年)是战后脍炙人口的反战巨作。小说通过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去濑户内海偏远的小豆岛小学某分校赴任的女教师大石久子老师与学生的交流,揭露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重大灾难。此地孩子们只有到五年级时才会从分校转到离此五里的总校去上学。当她骑着新式自行车穿着西服出现在村子里时,给村子带来的极大的冲击。就这样,她第一次走上了仅有12名学生的分校讲坛。可是第二天,她就扭伤了脚住进医院,孩子们走了八公里路去去看望老师,并拍了纪念照。大石因为不能骑车,就转到该校教书去了。五年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推进,孩子们也从分校转到该校来上学了,大石也结婚了。因为战争,孩子们遭遇了很多变故,大石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怀疑想要辞去老师工作。“24只眼睛”毕业后第八年,在支那事变、日德防共协定签订的历史动荡中,有女学生从师范学校中毕业后在小学校中任教,有女学生因为工作生病回到家中,大石老师送5个男学生参军。又过了4年,日本战败,当年的孩子们死的死,残的残。第二年,大石再次踏上分校讲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一部日本战后具有反战意义的作品,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促动了教师的反思。有教师写了“致死去的学生”一诗,表示对自己在课堂上灌输军国主义理论的忏悔,其中写道“哦,我那优秀而一去永不复返的学生,绞死你绳索的另一头竟然是在握在我的手上,而且是以人师的名义”。日本最大的教师工会组织——日本教职员组合提出了“决不将自己的学生再次送上战场”的口号。一般教师与下层士兵,市井商人等平民百姓自发地对战争进行反思,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战和平运动。

纵观日本战后文坛,有两个特点是必须指出的;一是大浪裹挟,泥沙俱下,反战文学和歌颂 美化侵略战争的文学同行并存;二是战后日本反战文学的反战观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暧昧性。

如在二战末期在冲绳战役中搭乘`大和号'战舰从征的吉田满的《战舰大和号的末日》,是在战败后写成的,由于其混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公开为日本帝国海军张目,丑化联军行为,在公开发表时就遭到美军占领军GHQ的检阅,被全文删除。但是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竟一字不改在日本全文公开刊出。作为`笔部队'从征的作家中多数人在战后仍毫无反悔继续笔耕不止,先后出版了大量的作品,如今日出海的《山中放浪》,林富美子的《浮云》,江崎诚致的《罗宋山谷间》等,虽然没有战前那么露骨,但是字里行间还不时露出对那场战争性质的歌颂,对皇军士兵的赞美,无一不对战败表示惋惜。在这期间更多的是从前线复员回来的士兵,军官等撰写的回忆录,手记等,这些都是在所谓写实,记述真实生活和战斗情景,记录自己在战场上的心情的幌子下,不加反思,毫无反悔之意的战场记录,其中不乏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之作。作家,评论家山本七平的《某异常体验者的偏见》 (1974年),《我心中的日本军》(1975)。原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同为战犯的田中正明编纂松井石根的日记成书《战中日记》等。这类作品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东史郎的《阵中日记》的遭遇得到反面的印证⑬。西伯利亚滞留者是二战结束以后被苏联红军解除武装后押往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总数达70万,其中主要是驻守满洲国(今中国东北)的日本皇军中下级官兵,后来在八月风暴行动中或是向苏联红军投降,或是被红军解除武装。这些战俘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强制劳动改造,由于环境极其恶劣,以及缺乏基本的粮食和休息,其中大约有20万战俘死在了劳改地,主要是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就成了日本战后反战文学的一大宝库,如山崎丰子的《不毛地带》等,这些作品闭口不谈在成为战俘前自己的行为,一味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残忍,非人道地虐待俘虏。日本政府也为他们撑腰打气,隔三差五地举展览会,号召大家不忘战败之苦和战败的屈辱。直到2010年6月日本国会还通过了《西伯利亚特措法》表示要以国家力量究明抑留的真相,对生存者进行补偿,并开展收集遗骨及遗物、进行追悼等活动的进行。

由于日本战后不同时期“反战文学”是由不同社会身份作家从个体体验出发,撰写的作品都是试图通过具体的个人体验描写,仅限于表达受害意识,所以就缺乏对战争和平性质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人类理想境界的高度。包括日本战后文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野间宏的转向体验小说和战争体验小说在内,这类战争文学固然有对日本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和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批判的积极因素,但也存在着故意模糊战争的侵略性质,为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推卸责任的思想意识。如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1948年),野坂昭如写的《萤火虫之墓》(1967年),女作家三枝和子的《宇曾利山考》(1995)等,这类作品几乎不谈什么国家政策,只注重战争悲惨的效果,小说中的战争被害者永远是作为实际加害者的日本士兵本身,催人泪下,告诉人们战争是非常恐怖和悲惨的是没有任何利益的事情。类似的文艺作品在日本可谓汗牛充栋,这种现象不仅与作家的政治态度相关,而且与日本文化的“岛国根性”或日本现代文学“私小说”式的写实传统有密切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原爆文学。在二次大战中最令日本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军在在广岛和长崎的扔下的两颗原子弹,造成了两地成千上万的无辜市民的死伤,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是人类战争史上最该遭受谴责的一页。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以外,还有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1964年)、井伏鳟二《黑雨》 (1966年)、《6000的爱》,林京子的《祭场》(1975年)等,是日本战后文学中的瑰宝。这些作品在描写原子弹爆炸和恐怖,受害者的悲惨,凸显了原子弹使用者和制造者的丑恶。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割断了历史,因为“广岛长崎”不只是原爆受害的问题,其中还包含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因素。因此,割断历史单提“广岛长崎原爆”,难以全面讲述历史的真实情况。仅举广岛原爆资料纪念馆的一幅展件为例。其中一项是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的文字上方,放置了两帧军国主义时代的宣传品。一是当时的朝日新闻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决心对日开战,再是大阪朝日新闻的“号外”,上面有大字标题:“夜间演习中的我军,遭受不法射击”。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史料运用应该有辩伪的过程。不真实的资料不能用作正面的证据,如果需要以之表述当时舆论,也需要作出辅助说明。这两张军国主义时代的宣传品,它们的目标本身就是宣扬侵略战争正当性,这种不加批判地陈设利用,造成了误解,既有悖于原爆资料馆倡导的和平宗旨,同时也给每位参观者进行了误导。

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小田实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在战后21年间,虽然反映亲历战争的文字多如过江之鲫,但几乎都是从被害的视角记述的。⑭”村上春树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有关为什么“日本人对二战中侵略的历史都讳莫如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战争结束后未能将那场战争劈头盖脑的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以非常暧昧的措辞改口声称`再不重复那样的错误了',而没有人对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2]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大会上明确表示,二战中日本“侵略了亚洲各国”,他“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惨绝人寰行为感到痛心,应予赔偿”,并诚恳地表示“愿为中国和韩国等的文学稍尽绵薄”。

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战后日本的反战文学是日本传统的反战,厌战文学的延伸。从与谢野晶子,到小林多喜二,壶井荣,野间宏等,他们的反战出发点是对危在旦夕的弟弟的担忧,对战场上毙命的战友痛惜以及对在战场上死伤的学生的内疚,“有力地批判了战前军国主义有悖于生命价值的扭曲,但多从战争“受害者”的角度还未从“加害者”的角度审视那场战争”[3],目光仅限在作为实际加害者的日本士兵本身加害者一方,就不可能看到受害者的痛苦和伤害。如同是对待远离大阪的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另一场战争——“一二八上海事变”,与谢野晶子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事变发生后不久,她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续撰文,肉麻地歌颂日军的暴戾行为,“帝国陆海军果然不辜负我国民期待,以超出预计的速度一扫上海附近的支那军,使得国内外人能共同安心。”(《支那国民的亲和》)。对侵华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出现更是欣喜若狂,“满洲国独立是划时代的,我的直觉告诉我,支那国的分裂就此已足见端倪。”([支那不远的将来])。对深受侵略战争伤害的中国人,她甚至颠倒黑白地写道;“日本是为了援救中国国民”而发动战争的,“是为日中两国国民的和平”,是“日本人自我牺牲精神的显露”,为此,中国人“不应该怨恨对中国并无直接或间接加害的邻邦日本。”

铺天盖地的受害手记和记录以及模糊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界限,不分战争正义与否一概加以反对的反战小说,其结果就是淡化或美化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二战中最大的受害国是日本。这也正是上世纪70年代后以“新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抬头的土壤和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就如何看待二战中日本人的死亡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牺牲,日本学者中爆发了一场争论。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系教授加藤典洋认为,战后日本的“革新势力”主张必须为二千万亚洲人的牺牲者而谢罪,但同时对本国的三百万死者不屑一顾。“保守势力”则相反,对二千万亚洲人的牺牲者不屑一顾,却陷入了把三百万本国战死者放在靖国神社祭奠的“虚幻”。加藤把上述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姿态分别称为“外向性自我”和“内向性自我”,并认为在这里出现了所谓日本人的人格分裂,而日本战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加藤认为,正是“革新势力”把日军称为“侵略者”,从而成为“靖国(神社)逻辑”产生的根源。因为“保守势力”反复宣称“上次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谎言”等,只是为士兵之死找回意义,表达追悼之心。所以,加藤的结论是“靖国(神社)逻辑源于革新派的死者观”。他的提议是:只有先解决了人格分裂,实现统一的有责任感的日本国民主体,才能真正做到对外谢罪。作为具体步骤,在追悼二千万亚洲的牺牲者之前,先对三百万日本战死者表示哀悼。另外,加藤在谈到天皇的战争责任时称“天皇的责任是对(本国)臣民的责任”。[4]对此,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部教授高桥哲哉撰文加以批判。他从哲学理论的观点出发,采取引用、比喻、比较的手法审视历史,论述对于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灾难,作为日本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要正视历史事实,审判自己的过去,促使日本政府履行战争赔偿,向各国受害者谢罪,并将这一惨痛教训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历史重演。自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纷纷向日本法庭提出战后赔偿,追究战争责任,迫使日本重新面对被自己弃置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对受害者的呼声不但充耳不闻,反而持粗暴的拒绝态度,主张“历史修正”的新民族主义势力在增强。《战败后论》的作者所提出“首先要祭奠本国的包括士兵在内的战争死者,然后才能哀悼2 000万的亚洲死者”,这与日本国内“要找回日本国民的自豪感”,抹去历史教科书中充满“自虐性”的记述,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 的历史事实的言论异曲同工,比他们要更复杂、更讲究,既不是排外主义,又不是否定论,是危险的新民族主义者主张,应该警惕。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加藤先生“首先要祭奠本国死者”的主张,就意味着要先哀悼“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成员以及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的日本兵。这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保持耻辱的记忆,为它羞愧,不要忘记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题,意识这一点,代替本国死者向被侵略者谢罪与赔偿,这就是日本人的战后责任。[5]

上世纪70年代《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⑮首先站了出来,全面采访、全面揭露日军侵华罪行,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等,第一次打破了日本战后30多年来对自己犯下自行的沉默。森村诚一的长篇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 (1981),以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核心,揭露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等地用活人做生体实验的罪行。从中国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经过教育,改造后获得新生的日军老兵从1970年代开始,不断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反省过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三光》、《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不忘侵略屠杀的天皇军队——日本战争手记第2集》等,以“中归联”会员个人著作出版的书,不下几十部。这些旧日侵华老兵的回忆与忏悔,极为恐怖,真实,发人深省,在日本社会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尤其是在日本新民族主义泛滥,新军国主义思潮迅猛高涨的情况下,控诉和揭发日本侵略战争罪行是一个极具思想意义与政治意义的选题,这不仅是厘清历史事实的学术课题,更关系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二战成果是否能够继续得到维护,能否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事关千秋大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极有文化内涵可供开掘的题材。

几年前,在离东京不远的崎玉县一隅中归联和平图书馆的建立,其中保存的约有2万4千余份资料,都是老人们一生的反战记忆;45名老战犯亲笔写下的罪行供述书,老战犯们看过的各种读物和他们的证言录像录音,它们将永远告诉人们那场战争的真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小田实等人发起成立民间团体“九条会”,为保卫日本的和平宪法不断奔走。战后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及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

我们期待着日本作家能从加害者的角度,从整体上,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和剖析这场浩劫的内在原因;如能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必要的批判,将具有更加发人深省的影响和巨大推动力量。倘若如此,这必将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

[1]何建军.论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的主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

[2]林少华.《奇鸟行状录》:从“小资” 到斗士的“编年史”[EB OL].21世纪网.http: www.21cbh.com HTML 2010-2-3 164951.html.

[3]李德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日本反战文学剖析 [N].光明日报,2001-09-19.

[4]加藤典洋.败战后论 [M].日本讲谈社,1997.

[5]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注释:

①德富苏峰 (Tokutomi、Soho,1863年3月14日-1957年11月2日,本名德富猪一郎,是日本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福泽去世后接过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德富经历幕末、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活了近一世纪,于1887年前后登上论坛直到1957年病逝笔耕70余载,且始终处于舆论界的核心地位,其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他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②国木田独步 (Kunitia doobu 1871～1908),本名国木田哲夫,日本小说家、诗人.生于千叶县一个下级官吏家庭.1888年入东京专门学校 (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曾信奉基督教.与民友社社长德富苏峰相识,接近民友社.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退学.后曾任教员、新闻记者、杂志编辑等.晚年与小说家田山花袋交谊很深.1908年因肺结核病逝,享年36岁.<爱弟通信>,从1894年10月21日-95年3月12日、以连载形式发表在 『国民新闻』上.)

③德富芦花 (1868-1927)日本近代著名社会派小说家,散文家,生于熊本县.甲级战犯德富苏峰之弟.少年时受自由民权运动熏陶.1885年皈依基督教,1898发表小说《不如归》而闻名.1903年震动文坛的长篇小说《黑潮》,揭露明治政府的奢侈昏聩和专横暴虐.后一直在东京郊外实践了晴耕雨读的生活.写下的随笔集《蚯蚓的梦呓》.并发表《谋叛论》,反对强权统治.还有批判封建道德的《黑眼睛与黄眼睛》等,他的作品以剖析和鞭笞社会的黑暗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④田山花袋 (1872～1930)日本小说家.日本私小说的创始人,生于群马县.幼年丧父,从中学辍学,充当店员.1886年迁居东京,开始涉猎西欧文学.1889年投桂林派一歌人门下学习和歌,接受写实主义的理论.1891年发表处女作《瓜田》.早期创作崇尚感情与理想,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小诗人》、《故乡》、《野花》等,几乎都是爱情小说.这些作品在清新的意境中,流露着感伤的情调.这一时期的创作同当时《文学界》的精神解放运动是一致的.20世纪初,以冲击封建专制为目的的自然主义文学兴起.

⑤芥川龙之介 (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号“澄江堂主人”,俳号“我鬼”,日本小说家.本姓新原,幼年即过继于其舅父,改姓芥川.芥川龙之介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了超过150篇小说.他的微型短篇小说篇幅很短,取材新颖,情节新奇甚至诡异.作品关注社会丑恶现象,但很少直接评论,而仅以冷峻的文字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来陈述,让读者深深感觉到其丑恶性,这使得他的小说即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又成为当时社会的缩影,其代表作品如《罗生门》 和《竹林中》、《蜘蛛之丝》 等已然成为经典之作,有很多都被翻译为汉语.

⑥水岛裕雅原分为五类,笔者根据他的理论将最后二项合并成为四类.

⑦小林多喜二 (1903年10月13日-1933年2月20日)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小说家.生于日本秋田县北秋田郡下川沿村(现在的大馆市).从小家境贫穷,4岁时全家移居北海道小樽市,在北海道小樽高等商业学校 (现小樽商科大学)毕业以后,在北海道拓殖银行工作,就职期间学习志贺直哉、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作家的作品,并开始创作.当时正值社会主义思想觉醒,在1929年发表其代表作《蟹工船》一书.以银行联合地主剥削农民为主题之小说《在外地主》(1929)发表,导致他于同年11月16日遭银行开除.不久之后,小林多喜二便直接参与社会运动.1930年移居东京专心写作.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同盟书记长,1931年10月参与当时处于非法状态的日本共产党.小林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一员以后,于1933年被特高警察逮捕,当天死于刑讯,当局对外宣称死因是心脏麻痹,并阻止解剖尸体,其作品直到战后都一直列为日本禁书.在1933年遗作发表《党生活者》.

⑧宫本百合子 (Miyamoto,Yuriko 1899-1951).日本女小说家,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旗手.原姓中条,生于东京著名建筑师家庭.17岁入日本女子大学,同年发表处女作《贫穷的人们》,被视为天才少女.1918年去美国留学.1927年赴欧洲考察.1930年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32年与比她小九岁的宫本显治结婚,改姓宫本.曾多次被捕入狱.二次大战后,参加创立新日本文学会,积极开展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主要作品有《伸子》、《播州平野》、《两个院子》、《路标》 等.

⑨中野重治(1902～1979)日本小说家、评论家、诗人.生于福井县地主家庭.高中时代开始文学创作.1925年和东京大学同学结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翌年同洼川鹤次郎等人创办《驴马》杂志,并当选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中央委员.在艰难的生活和法西斯迫害下度过了战争年代.战后重新开始文学活动,1945年和藏原惟人、宫本百合子等人发起成立新日本文学会,任秘书长.1964年因意见分歧被日共开除出党.1954年完成自传体小说《五脏六腑》(1954)和《梨花》 (1957～1958).1969年他的长篇小说《甲乙丙丁》出版,作品反映了党内斗争和生活情况.他还发表过一些文学评论.

⑩北原白秋 (Kitahara Hakushu 1885年1月25日-1942年11月2日)日本童谣作家与诗人,日本福冈县柳川市人,出生于熊本县玉名郡南关町.原名隆吉.曾在早稻田大学学英文.1906年参加明星社,不久退出,1908年创立牧羊会.翌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邪宗门》,因此扬名.后又陆续出诗集《回忆》、《水墨集》等.还有歌集《云母集》、《雀卵》、《白南风》等.也写有不少童谣.其诗歌中抒情的和象征的风格,在日本诗坛较有影响.曾先后创刊文艺杂志《ARS》 和短歌杂志《多磨》.后刊有《白秋全集》18卷.

⑪高村光太郎 ((1883年 (明治16年)3月13日-1956年 (昭和31年)4月2日)),号碎雨,日本诗人、雕刻家、日本近代美术的开拓者.二战期间,光太郎写过一些斗志昂扬的“爱国主义”的诗歌,1941年的《智慧子抄》,热情歌颂了亡妻智慧子,表达了对她的思慕和哀念.作品以哀切、甘美和抒情闻名于世.1945年他的东京的家被美国空军投掷的燃烧弹烧毁,所以雕刻作品和文稿毁于一旦.他所幸勉强逃生.战后他在岩手县山间小棚中蛰居7年以示反省.在1947年发表的《愚人小传》和 1950年的《典型》中,他严厉反省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思想和行为,是思想和艺术的成熟之作.获得读卖文奖获奖.此外,他还著有雕刻艺术、美学方面的论文集.及关于美学和诗歌的译著.

⑫壶井荣 (1900～1967),日本女小说家、儿童文学家.其中她的短篇小说《蒲公英》曾被编入过中国中学语文教材.

⑬东史郎在侵华战争期间,将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汇集成《阵中日记》.在日记中,东史郎将其杀害中国军民的罪行及其同伙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经过如实地记载下来,决心在有生之年将日军罪行公布于众.1987年7月6日,东史郎公布了《阵中日记》,揭露南京大屠杀.随后又撰写《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让日本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为此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日本人,被辱骂为“国贼”.右翼势力更是怂恿其战友桥本光治以“在南京用邮袋杀害一名中国人的事实不符”为由,将他告上法庭.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在经过5年零8个月的所谓“调查论证”和庭审辩论后,竟然判定如实记述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一起虐杀无辜中国人事件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有罪”,强令东史郎向那个杀人凶手桥本光治“赔偿名誉损失”、“登报谢罪”.

⑭小田实.平和をつくる原理.日本讲谈社,1966.

⑮本多胜一(1931年-)日本长野县人.千叶大学药学系、京都大学农学系毕业后入朝日新闻社.1963年在朝日新闻连载《加拿大·爱斯基摩》,开始引人注目,以后相继发表《新几内亚高地人》等成名作,1980年后连续发表《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 …揭露日军侵华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