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敏(华东理工大学 图书馆，上海 200237)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数据源为CSSCI数据库，数据采集时间为2012年10月10日。使用的检索式为关键词—“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或关键词—“中图法”，时间范围为1998～2011年，经过去重处理，共得到《中图法》的相关研究文献441篇。将收集到的数据导入CiteSpaceIII软件中，研究将时间切片设置为1998～2011年，时间跨度为2年，选定Pathfinder算法，根据分析内容的不同，选择相应的网络节点和术语类型。

2 《中图法》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所占的篇幅不大，往往只有3～5个，但却是文章的核心与精髓，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因此，频次高的关键词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问题。[1]

本研究选择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和术语(Term)，术语类型为突变词(BurstTerms)，运行CiteSpaceIII软件，得到关于《中图法》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略)，其中节点431个，连接线531条。

根据图谱中节点的大小来寻找关键节点，以揭示《中图法》研究的背景。图谱表明，“中图法”是图谱中的最大节点。另外，“类目设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图书分类”、“分类标引”、“分类法”等节点也比较明显，节点相对较大，它们反映了《中图法》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工具。另外，图谱中出现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杜威十进分类法”、“网络信息”等小节点，它们反映了《中图法》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表1 国内《中图法》研究关键词共现表(频次>=13)

表2 1998～2011年国内《中图法》研究重点热点术语

表1、表2充分反映了14年来《中图法》研究演进的脉络：1998～1999年，恰逢《中图法》第三版修订、第四版正式出版之际，其研究中心集中在“《中图法》”本身，“类目设置”、“图书分类”、“分类标引”也是其热议的话题。2000～2003年，随着《中图法》第四版的推广使用，“分类法修订”、“中图法第四版”等成为研究热点。2004～2007年，出现了为数不多但较新颖的术语，如“信息可视化”、“知识组织系统”等。2008～2009年，时值《中图法》第四版修订之际，出现了《中图法》研究的一个小高潮，热点术语集中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修订建议”、“本体”等。2010～2011年，《中图法》第五版正式出版，其研究热点集中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的研究。

同时，10多年来《中图法》的研究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网络信息”、“信息可视化”、“知识组织系统”、“本体”等术语的涌现，反映了《中图法》研究在网络信息环境下与时俱进的特质。而“DDC”、“杜威法”等术语的出现，说明《中图法》研究博采众长，积极吸取国际分类法的经验，比以往更具有开放性。

3 《中图法》研究的作者共被引分析

1981年，美国费城德瑞克克赛大学(DrexelUniversity)成为作者 共被引 技 术 (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简称ACA)诞生的摇篮。H.D.White博士和K.W.Mccain博士以同被引频次越高，则作者学术相关性越强作为分析的大前提，通过世界39位情报科学作者的同被引分析描述了情报科学结构。[2]

研究选择节点类型为被引作者(Cited Author)，术语类型为自由词(None)，运行CiteSpaceIII软件，得到关于《中图法》研究的作者共被引网络图谱(图略)，其中节点128个，连接线221条。

从图谱和表3可以看出，在共被引作者中，团体作者占据了一个醒目的位置，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辞海编辑委员会”等。因为《中图法》第一版到第三版全称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第五版全称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所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编委会”均指的是《中图法》编委会，是同一个团体作者，只是历届编委会成员有所变化。《中图法》编委会具有最高的共被引频次(三者相加为259次)，说明《中图法》的编撰和修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体智慧具有无可替代性。而共被引频次较高的个人作者，如陈树年、侯汉清、俞君立、周继良、白国应、张琪玉等，大多为《中图法》编委会成员，为《中图法》的编撰和修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是《中图法》研究中的佼佼者。

4 《中图法》研究的期刊共被引分析

对一个学术领域作期刊分析能够确定该学科的核心期刊分布，而对核心期刊的文献共被引频次的分析则能够反映出期刊所刊登的文献的利用率及其含金量。[3]研究选择节点类型为被引期刊(Cited Journal)，术语类型为自由词(Burst Terms)，运行CiteS-paceIII软件，得到关于《中图法》研究的期刊共被引表(见表4)，其中节点48个，连接线104条。

表4 《中图法》研究期刊共被引表(频次>20)

由表4可以看出，《中图法》是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其论文也主要发表在图书馆学相关核心期刊上，《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建设》 《图书情报工作》三种期刊位居前三名。

5 《中图法》研究的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主要体现了被同时引用的参考文献之间的结构关系。有共被引关系的一对文献可以与别的论文有同被引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文献的共被引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可被用来展示知识结构，实现文献聚类。[4]

研究选择节点类型为被引文献(Cited Reference)，术语类型设置为突变词(Burst Terms)，运行CiteSpaceIII软件，得到关于《中图法》研究的文献共被引图谱(图略)，其中节点95个，连接线107条。

CiteSpace III软件自动生成了相应的高被引文献列表和相应的高中心度文献列表，对其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文献作者对引文著录的不一致，也导致了同一文献多次重复出现的情形。对软件自动生成的列表中的同一文献进行合并处理，并对文献相关作者作了补充，得到表5和表6。

表5 《中图法》研究高被引文献表(频次>=19)

表6 《中图法》研究高中心度文献列表(中心度>=0.06)

从表5和表6可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是共被引次数最高、中心度最高的文献，而《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使用手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的共被引次数、中心度较高，说明研究者将《中图法》及其使用手册作为了主要的研究目标和参考文献源。

俞君立和陈树年老师主编的《文献分类学》的被引次数较高、中心度居第二位，是《中图法》研究中的一篇经典文献。

6 《中图法》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6.1 《中图法》研究的优势

通过对十余年来的《中图法》研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期刊共被引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图法》作为传统知识组织工具的代表，为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组织、社会化的网络信息组织等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图法》研究有许多值得继续保持的传统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图法》是一项由众多专家、学者、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和热心人士参与的群体性研究项目，单凭个人之力难以完成《中图法》的构建和修订。所以，在未来的《中图法》研究中，应重视和发挥群体智慧的作用，鼓励学者和草根用户的广泛参与。这也顺应了web2.0时代的潮流，为用户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2)在过去的研究中，《中图法》对因特网、网络信息等新兴事物保持了足够的敏感度，适时地研究了如何利用《中图法》来组织网络信息等。在未来的《中图法》研究中，应保持与时俱进的特色，关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构成的变化、信息组织方式的更替和用户信息行为的新特点等，使《中图法》更好地适应网络环境和用户需求。

(3)对《中图法》自身的研究应持续深入进行。过去《中图法》研究表明，《中图法》自身有许多可研究之处。在未来的《中图法》研究中，应深入研究其本身，如结构、体系、类目等诸多方面。

6.2 《中图法》研究存在的不足

虽然过去的《中图法》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应用《中图法》组织馆藏数字资源的研究薄弱。网络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在整体馆藏中占有主导地位。从十余年来《中图法》研究历程看，不少研究者探讨了如何利用《中图法》来组织印刷型馆藏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但对《中图法》如何应用到馆藏数字资源分类鲜有讨论。笔者认为，如何利用《中图法》来组织馆藏数字资源，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2)《中图法》研究缺乏与其他学科的深度对话、交流和融合。《中图法》研究的期刊共被引分析表明：《中图法》的相关研究主要局限在图书馆学领域，缺乏其他学科，特别是计算机科学的深度参与。但未来语义网环境下，《中图法》结构与体系的改变，对计算机技术的依赖将日益加深，需要计算机界研究人士的积极参与。《中图法》在其他专业领域的应用，也需要其他学科领域的意见和建议。所以，《中图法》应加强对其他学科的对话、交流与融合，特别是与计算机学科的交流和对话。

(3)对语义网环境下分类法或词表的变化缺乏足够的敏感性，《中图法》的相关研究滞后。国外词表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印刷版、电子版(单机)、网络版、术语服务版。网络环境下词表功能与用途的研究在当前被称为“术语服务”(Terminology Service)或者“词表网络服务”(Vocabularies Web Services)。关联数据为术语服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语义网环境，国外涌现了一些术语服务与关联数据结合的项目实例：OCLC开发的“Dewey Services”，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发的“LC Linked Data Service”，NSDL开发的“Open Metadata Registry”等等。[5]就《中图法》而言，目前还没有开发出与《杜威法》相类似的关联数据及服务，此项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为了更好地适应语义网环境下对资源描述和揭示的需求，《中图法》在未来应作出相应的尝试。

7 《中图法》研究的未来趋势展望

7.1 《中图法》将更多地应用于馆藏数字资源的组织

馆藏数字资源的主要类型包括网络电子期刊和电子图书，对海量的网络电子期刊、电子图书资源进行系统、有序地整理，将有利于读者充分利用。就数据库商对数字资源组织的现状而言，有部分数据库提供了按学科检索的途径，对其中的数字资源按学科进行了序化组织，但存在着标准混乱、含义不明确、使用不便利等缺陷。也有部分数据库无法按学科来进行检索，让检索者无法从学科途径加以利用。

《中图法》的应用实践表明，《中图法》在按学科组织馆藏资源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目前，国外的一些权威书目机构，如OCLC，OhioLINK以及牛津、耶鲁等著名高校图书馆都对网络电子期刊进行了编目，国内只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少数高校开展了网络电子期刊的编目工作。清华大学图书馆还开展了对超星中文电子图书进行编目的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利用效果。上述实践活动说明，国内外图书馆都日益重视馆藏数字资源的整理和揭示，《中图法》也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7.2 《中图法》逐步向知识组织系统的方向演变

1998年，在美国计算机学会数字图书馆国际会议上，网络知识系统研究小组(Network KnowledgeOrganization System/Service， 简 称 NKOS)首 次 提 出 了“KnowledgeOrganization Systems”(知识组织系统，简称KOS)这一术语，它试图囊括所有组织信息和促进知识管理的模式和方法，并将其融为一体。该术语及其理论的提出，对《中图法》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图法》作为传统知识组织工具的代表，在信息环境向网络平台迁移，数字信息资源成为主流的大环境下，面临着如何适应网络信息环境、进行再生的压力。10余年来，《中图法》先后推出了电子版、网络版，也进行了可视化的相关工作，说明《中图法》正逐步向知识组织系统的方向迈进。平面、静止的《中图法》将成为过去，立体、动态的《中图法》将被更多的用户认可和使用。

7.3 《中图法》将借鉴国外分类法，走国际化道路

《中图法》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中，有为数不少的研究者探讨了国外分类法，如DC、DDC等在网络时代的发展，以期获得《中图法》发展的启示。为了扩大《中图法》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应用范围，同时增强《中图法》与其他知识组织工具的互操作性，《中图法》将会越来越多地参考国外其他分类法的发展思路，遵守国际标准，呈现出日益清晰的国际化特征。国外词表的关联数据化，将为《中图法》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1] 栾春娟，赵呈刚．基于SCI的基因操作技术国际前沿分析[J]．技术与创新管理，30(1)：11－13.

[2] 邱均平，张晓培．基于CSSCI的国内知识管理领域作者共被引分析[J]．情报科学，2011(10):1441－1445.

[3] 赵蓉英，王菊．国际信息检索模型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图书情报工作 [J]．2010(9)：61－66．

[4] 李运景．基于引文分析可视化的知识图谱构建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48－49.

[5] 范炜，邹庆．词表资源关联化[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5)：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