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华 王炳君

（1.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2.南京南源土地开发利用咨询有限公司，江苏南京 210008）

乡村，相对于“城市”，是城镇以外的广阔区域，是绝大多数农业资源、自然环境资源及人口集中的地区，在产业形态、空间聚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城乡差异。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地区发展问题成为关系我国社会经济能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一直是学术界与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3］。尽管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1.3%，目前乡村地区面积依然达到国土面积98.17%［4］，有近7亿居民生活在农村，相较于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重不到5%［5］，中国乡村地区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诸多学者对于乡村地区发展关注密切，对乡村特性的描述有深入系统的认识［6－9］。目前我国已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带乡”等发展战略，因此如何结合地区实际制定乡村转型发展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三农”问题复杂，其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10］，因此乡村“三农”问题的解决，乡村地区的转型发展就是农民及土地问题协调发展问题。虽然目前对于乡村地区转型中农民及土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11－13］，但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转型发展协调度如何评判，这一转型发展与区域乡村特性间存在何种耦合关系是亟待深入探索的重要前沿课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从农民及土地关系角度出发，构建基于县域尺度的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评价方法，并在实证基础上对其产生的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乡村发展及“四化同步”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江苏省土地面积10.67万k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1.06%，境内平原辽阔、河网纵横。全省人口密度较大，人地矛盾突出，2010年人均耕地0.91亩，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6亩的66.9%;人口密度767人/km2，是全国平均数139人/km2的5.5倍。21世纪初年是江苏经济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阶段，城镇化率从2000年41.5%上升至2010年60.6%。苏南经济经过体制改革的阵痛，在“苏南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诞生出“新苏南模式”［14］，拉动了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江苏经济发展又呈现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带性，具有发展梯度格局。可以说江苏这一阶段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缩影，对此背景下乡村地区变化研究具有较强代表性。这一阶段江苏省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下，因为自然环境及区域经济文化不同，形成了多样化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和农村人口迁移形态，加速了乡村聚落空间的变迁并加剧了地域差异［6，15］。

1.2 研究方法

1.2.1 乡村性判断

乡村发展程度的差异，可以用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来刻画。学者张小林认为:每个区域都可以看作城市性和乡村性统一体，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是连续的;在当今城市化大背景下，在一定区域内考察乡村性强弱（对立面就是城市性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做法更具有操作性和可比性［8］。本研究同意张小林观点，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6，16，17］，认为涉及乡村性因素主要包括:①耕地保护及粮食安全战略;②农村劳动力转移;③乡村经济发展水平;④乡村人口活动与就业空间组织水平。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及数据可获取性，选取耕地变化速率、乡村人口变化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农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五项指标来刻画江苏省各县（市）的乡村性（见表1）。

表1 江苏省乡村性评价指标Tab.1 Indicators of rurality index of Jiangsu province

上述指标中，若耕地在研究期内呈增加趋势，则表明该区域乡村性越强，反之若耕地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减小，则其乡村性不断减弱;乡村人口通过城市化率变化反映，若城市化率提高较快，则说明研究区域乡村性不断减弱，反之则说明乡村性不断增强;由于乡村地区劳动力除了从事第一产业外，仍然有大量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生产，并带动乡村地区转变，因此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比重越大，则其乡村性越强，反之则越弱;通常，一个区域单位耕地面积上农业产出率越低，表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低，农业粗放经营，乡村性越强，反之若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出率越高，则表明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水平越高，乡村性越弱;若一个区域内单位农村劳动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越低，则说明该区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经营方式越粗放，乡村性越强，反之则表明该区域农业经营方式规模化集约化水平高，乡村性较弱。

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熵权办法获得，具体计算方法详见文献［18］。由此研究单元的乡村性指数RI为:

式中，RI为乡村性评价指数，Wi为权重，Si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结果。

1.2.2 乡村转型发展判别

（1）判别方法。三农问题中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10］，因此乡村转型发展从资源角度看就是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为此，乡村转型发展问题就映射为“耕地－农村居民点－农村人口”三类资源要素协调发展问题，是生物自然－土地管理－社会经济三维驱动因素的直接体现［19］。基于此，本研究在相关研究基础上［20，21］，构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判别方法，对乡村转型发展问题进行判别。

图1 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模型图Fig.1 Conceptual model of deviation leve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假设其他条件均质，可以将“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居民点”三类资源要素关系抽象为笛卡尔坐标系中三个方向的作用力。从政策执行及管理角度来看，若三个作用力均达到预期目标，则合力为0，即F合位于O点，表明乡村转型实现了均衡发展;反之若一方或几方为了实现或是超越了管理的既定目标，则F合≠0，作用合力使得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均衡点。由此定义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为研究单元在“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居民点”共同作用下偏离均衡点的程度，如图1所示。OA、OB和OC分别代表农村人口、耕地及农村居民点三要素正向变化程度。若均衡发展时，合力应为0，因此OA、OB和 OC两两夹角弧度为2π/3，此时F合应落于圆心O处，O点也可以看作均衡点。而实际上三要素作用力往往并不相同，使得F合偏离均衡点O，F合方向与大小则可以定量化表征偏离关系。为了能直接定义F合情况，研究采用极坐标方式表达，则极径可以直接表征偏离距离，极角直接表征合力方向，表达式为（F合，β）。其中F合为极径，表示偏离大小;β为极角，表示合力与三个作用力之间关系。为计算方便，将OA、OB和OC分别定义其方向角度为 π/2，11π/6和7π/6，其方向如图1所示，其中OA、OB和OC分别用变化度来表示，公式如下:

式中OA为农村人口变化度（UCL），用城市化率变化进行描述，Ui为i研究单元年均城市化率变化量，US为城市化率变化量标准值;OB为耕地变化度（CCL），Ci为i研究单元耕地年均变化量，CS为年均标准变化量;OC为农居点变化度（RCL），Hi为i研究单元年均农居点变化量，HS为年均标准变化量。

同时，为了计算方便，本研究先计算OA与OB的合力F1，α为F1与OA夹角，再用F1与OC计算合力F合，β为F合与X轴夹角。构建计算公式组如下:

由于OA、OB和OC为矢量指标，因此若农村人口、耕地及农村居民点三要素的变化与标准值成反方向变化时，OA、OB和OC角度取逆向即可。

（2）象限划分。分别沿OA、OB和OC反方向做延长线OA'，OB'和OC'，分别为农村人口、耕地及农村居民点逆向变化矢量方向，则可以将结果空间划分成六个象限（见图3b），各象限矢量动力特征见表2。

1.2.3 耦合关系判断

研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评价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其定义公式如下:

1.3 基础数据

为了忽略经济危机影响及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研究选取2000－2008年作为研究时段;以江苏县域行政区域为研究单元，将市辖区纳入地级市范围，共划分研究单元65个;各研究单元经济数据、人口数据、劳动力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公布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库是以陆地卫星TM或ETM+、CBERS等数据为基础，该数据由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制作完成，分辨率为100 m×100 m，综合精度具有95%以上［23］;行政区划信息以国土部门提供的2008年江苏省行政区划为基础，并通过ArcGis软件平台进行投影转换，实现了与遥感数据的匹配。

表2 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动力状态划分及其特征Tab.2 Classification of deviation leve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description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2.1 乡村性结算结果

根据表1江苏省乡村性评价体系，对各研究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其中耕地变化速率和乡村人口变化率以2000－2008年变化结果为依据计算，其余指标根据2008年相关部门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获得;评价指标权重利用熵权法获得，分别为耕地变化速率:0.136 4;乡村人口变化率:0.242 2;第一产业就业比重:0.456 0;农地产出率:0.050 0;农业劳动生产率:0.115 2。

图2 江苏省乡村性空间分布图Fig.2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ity index of Jiangsu province

乡村性结果表明，江苏全省的乡村性在0.148 8－0.898 9之间，其中最低值出现在昆山市，最高值出现在丰县，全省的乡村性呈现由南往北逐渐递增的趋势，与江苏经济梯度呈现类似的空间分布格局见图2。表明乡村性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二三产业水平影响明显，这与 Long和 Zhang 的研究结果一致［6，16］。

2.2 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结果

计算过程中，US取江苏省2000－2008年年均城市化率，CS取各研究单元2000年耕地保有量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2020年任务量年均变化率，Hs取各研究单元2000年农居点面积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2020年农居点面积年均变化率;Ui根据统计年鉴获得，Ci和Hi根据遥感资料解译获取。利用公式3，计算得各研究单元偏离度极径和极角见图4。

图3 乡村转型偏离度计算结果及各研究单元象限分布Fig.3 Results of deviation leve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quadrant pattern of research objects

图4 江苏省乡村转型均衡度极角与极轴空间分异图Fig.4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olar angle and polar radius

结果表明，极角与极径空间变化，大致呈现极角苏南＜苏中＜苏北，极径苏南＞苏中＞苏北的规律。无论苏南、苏中还是苏北地区，极角分布大多集中于I和II象限，占研究单元的76.9%（见图3），说明大多数研究单元乡村转型发展受困于农居点;极径结果表明，各研究单元均乡村转型发展均呈现不同程度偏离，偏离程度最大地区集中分布于苏南环太湖及沿江地区，苏中苏北地区偏离程度则相对较低。

图5 江苏省农村人口变化度（UCL）、耕地变化度（CCL）、农居点变化度（RCL）空间分异图Fig.5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ization change level，crop land change level and rural residential change level

三类要素计算结果发现（见图5），农村人口年均变化度（UCL）均为正，表明各研究单元农村人口的变化与目标方向一致，只是速率高低不同，空间分布规律大致呈现沿江苏中轴线，中间高，两头低，苏南＞苏中＞苏北的趋势，这与江苏人口空间分布相一致［24］;耕地变化度（CCL）大于0的有43个，占总数的66.15%，主要分布于苏南、沿海及徐州、连云港、淮安等苏北地级市及其周边县市，这些地区除了沿海地区因丰富滩涂资源成为耕地增加地区外，其余地区大都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占用耕地的区域;而小于0县市有22个，占总数33.85%，基本上为苏北县（市）。从耕地变化度来看，除沿海滩涂地区较好的完成了耕地保护任务外，苏南地区耕地占用速率要高于规划制定目标，而苏北县（市）耕地补充任务未达到预期目标;农居点变化度（RCL）有96%的县市小于0，仅2个县市大于0，但小于1，表明江苏各县（市）农居点变化均未实现预期目标，且表现为环太湖、沿东陇海线、沿海聚集特征;特别是农居点的扩张与耕地资源的过度占用在空间上与江苏经济发达地区高度叠合，说明江苏省21世纪初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并未有效带动乡村同步转型，乡村地区转型发展要滞后于城镇发展。

2.3 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均衡发展耦合关系分析

利用sperman秩相关性分析计算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相关性，可以较清晰揭示乡村性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变化特征见表3。

结果表明，乡村性RI与农村人口变化度UCL，农居点变化度RCL和极径相关性较明显，这一结果说明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人口转移越多，区域乡村性越弱，农居点扩张越厉害，乡村性越弱，整个转型发展过程中，转型越偏离均衡点，乡村性越弱;而RI与耕地变化度CCL和极角无显著相关性，说明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乡村性高值地区还是低值地区，都存在对耕地资源的占用，耕地资源保护力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从结果可以看出，乡村性变化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较为复杂，虽然乡村地区人口转型对乡村向城市地区过渡其中重要作用，但同时，随着乡村性减弱，乡村农居点确呈现不断扩张趋势，对比图2－图5结果可以看到，江苏省存在乡村性减弱与农居点扩张在空间上重合的现象，两者相关性达0.651;另外乡村转型发展越偏离均衡点，其乡村性就越低，说明21世纪初江苏乡村发展采取的是一种不均衡发展模式，三类资源要素中，人口的迁移是首要目标，而对耕地资源的利用与农居点的管理成为次要因素。

表3 江苏省乡村转型偏离度各主控因子及偏离度与乡村性相关性Tab.3 Correlation of rurality index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结果显示，江苏省21世纪初期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影响其偏离程度的根本因素是农居点建设未能实现既定目标，极径与农居点变化度RCL的相关性达到－0.835，即农居点扩张越厉害，乡村转型偏离发展程度越高。根据规划及政府管理目标，农居点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研究表明，21世纪初江苏省农居点面积不降反升，占建设用地比重从2000年的9.97%提高至2008年11.03%，农居点扩张已经成为限制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3 江苏省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机制分析

21世纪初，江苏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总人口从7 327万增至7 869万，城市化率由2000年41.5%，增长至2010年60.6%，年均增长1.91%;而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期非农人口仅从28.92%上升至32.59%。可见江苏的农业人口并未因为城镇化的提升而同步转移，而全国情况亦如此［25］，农业人口转移与城镇化发展的不同步，是江苏省城镇化发展与乡村农居点扩张在空间上高度重合根本原因，这源于我国“滞后型城镇化”的中国式发展模式。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域的迁移过程，一般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26］，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这一过程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同步进行［27］，而我国走了一条以政府为主导、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滞后型城市化”道路［28］，即是说我国的城镇化只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难以吸收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条件下进行［29］。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将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计入“城镇常住人口”［30］，可见现阶段城镇化是以工业化发展为导向的城镇化，忽略了乡村劳动人口城乡间流动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具有自身特点，包括三个重要方面:1产值构成;2就业状况;3居住方式。而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就业结构改变和居民居住方式变迁有着决定性意义［31］。21世纪初，江苏省农业比重由2000年12.2%下降到2008年的6.8%，同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并且由55.07%下降至33.73%，但五普至六普10年间农业人口总数由2000年5 208万增至2010年5 304万，同期农业户数从1 496.27万户降至1483.26万户，农业人口和农业户数基本无变化。

这一现象说明江苏省21世纪初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较好的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型，但居住方式依然未有较大改变，并且由此形成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状况，即“农民—农民工—市民”这一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社会结构［28］，地理空间上则表现为生产空间较好的实现了转型，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在乡村地区。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农民家庭迁移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25］。随着城镇化发展及乡村性减弱，城乡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随着收入结构改变及收入提高，在人口流动作用下，新的生活方式、理念等也逐渐渗透入农村，并对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提出更高要求，加之乡村地区较低的耕地占用机会成本，农村建设用地激增，占用耕地就成为了一种必然［32］。

图6 乡村转型发展与“三元”结构关系示意图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ternary structure

本文的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结果对我国“三元”结构下乡村转型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阐释，说明我国目前虽然农村地区得到了较好发展，但现阶段的发展模式并不可持续，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国情下的必然选择，在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虽然分散了风险，有效的避免了拉美等国家“城市病”出现，但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却由农村地区承担，在农村地区管理及规划尚有确实的情况下，将导致耕地资源占用及农居点无序扩张，为今后城乡统筹发展带来阻碍。因此今后乡村地区发展的重点应是从“以物为主”逐渐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转变，在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及中心村基础上，推进人口的集中安置，并逐步实现生产、生活及身份空间同步转型的全面城镇化发展战略。

4 结论

（1）计算结果表明，21世纪初江苏县域乡村性存在从南往北逐渐增高趋势，这与江苏区域经济梯度格局相一致;乡村转型发展判别模型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点的无序扩张成为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最主要阻碍力，随着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开展，如何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潜力，盘活存量空间，是今后乡村转型发展的重点。

（2）spearman秩关性分析表明，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较为复杂，21世纪初江苏乡村地区发展采取的是一种不均衡发展模式，农村人口的转移是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并因此带来乡村性降低，但同时导致区域农居点不断扩大，耕地资源保护目标难以落实的问题。

（3）江苏省在现阶段处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元”社会结构时期，在城市尚无能力承担大量人口转移的现在，乡村转型发展首先实现了生产空间的转移，而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于农村地区，这是导致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今后发展中应向“以人为本”目标，通过逐步实现生产、生活和身份空间的协同转移来实现乡村地区协调发展。

（编辑:常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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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刘彦随，龙花楼，陈玉福，等.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Liu Yansui，Long Hualou， Chen Yufu， et al.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Strategy on RuralHollowing Outand Its Remediation［M］.Beijing:Science Press，2011.］